孙方杰:诗歌典藏馆里的风韵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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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济南被称为“诗歌城”,本土的辛弃疾、李清照、张养浩等,以及外来的杜甫、曾巩、蒲松龄、王渔洋等无数名士曾在此留下千古诗篇。仅大明湖畔,便可寻到众多诗家的痕迹,比如杜甫和蒲松龄隔空对话的历下亭,王渔洋名冠天下的秋柳园。
  文化为一座城市注入了灵魂,诗歌则是文化殿堂的明珠。时至当代,济南推出了大批有影响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恰值中国新诗百年,一个与诗歌有关的文化收藏机构的出现,必将为这座城市提供新的精神养分。
  孙方杰和他的大家诗歌典藏馆的出现,便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元素。198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的孙方杰,已著有四本诗集,还有诗合集多部,现为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近年来,他致力于收藏诗集、诗人手稿、书画作品,以及其他与诗人、诗歌相关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至今已蔚为大观,初具规模。
  把诗歌打造成收藏的艺术
  2011年1月,与《诗刊》合作筹备“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期间,孙方杰准备策划一个当代诗人诗集、手稿展,随即向全国各地诗人发出了两千余份邀请函。后来,他带着反馈回来的几百份手稿,在昌乐一中举办了一场“当代诗人手稿展”。
  活动期间,他和河北诗人李寒住一个房间。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晚上有一搭无一搭聊起该为诗歌做点儿什么?李寒想了想,说:“我准备做书店,卖诗集。”受到启发,孙方杰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你卖我就买,专门收藏诗集。”
  “这件事既好玩,又有意义,还要符合公众利益,为此就想到了筹建一家山东自己的诗歌馆。”他在诗歌版本收藏家刘福春和诗人蓝野、李寒、高文等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了既充满了挑战,又妙趣横生的事业,“看到收藏的诗集越来越多,感到很高兴,每增添一本书就像写出一首诗一样愉快。”
  他确定了收藏的理念:“全国诗人的资料要精,山东诗人的资料要全。”5年时间,成果丰硕,臧克家、孔孚、苗得雨、谢明洲、孙国章、郭廓、桑恒昌、耿林莽、纪宇、栾纪曾、王耀东、陈显荣、董培伦等近百位山东诗人的诗集资料基本收藏齐全。自创刊以来的《诗刊》《星星》《诗探索》等诗歌刊物也已到位。还有全国一千余位诗人的诗集、手稿、书画作品,其中诗集收藏数量已逾万册。
  他成为青岛、济南、潍坊等地旧书市场的常客,许多书商认识他,专门为其搜寻诗集。“过去的国有企业都有图书馆,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改制、破产,不少图书馆消失,还有一些学校并校,很多图书馆的书要么被送回造纸厂打成纸浆,要么流入旧书市场。”图书馆的消失为收集旧书提供了便利,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
  可是这些年来,市场上的旧书越来越少,搜集诗集越来越困难。后来,大量旧书转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
  孙方杰拿出几份珍贵的手稿——西川、海子、梁小斌当年手写的诗歌。说起这些手稿的来源,那是几年前,《诗刊》一位老编辑退休时,留下几箱废纸。诗人蓝野从中挑选出一些“宝贝”,其中就有西川和海子的手稿各六份。
  通过几次“纠缠”,孙方杰终于从蓝野手中要来西川和海子的手稿各两份,如获至宝,裱起来作为典藏馆的镇馆之宝。
  “收藏诗歌资料,相比于古玩简单多了,一本书几块钱,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在旧书市场几块钱一本的书,有时候连讲价都不好意思,有的几千块,甚至几万块,价格让人望而却步,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就没必要强而求之。”孙方杰说,“在收藏之初我就定下了一个原则,每一件藏品都会因缘而来。”
  “文革”期间,共出版发行近600种诗集,孙方杰已收集400余本。《明灯照万代》《迎着朝阳唱赞歌》《延安儿女歌唱毛主席》《拉萨的山峰》《天山进行曲》……极具时代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大众诗歌》和《人民诗歌》,这两本创刊于1950年1月,旋即停刊的刊物,见证了新中国诗歌的最初模样。“《大众诗歌》是一次性收购齐了合订本,《人民诗歌》现在只收藏了七期,还有五期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孙方杰说,一套《大众诗歌》花去了他6000余元,“从实物来说,这两本刊物是目前收集到的最久远的藏品。”
  再往前推,民国时期出版的诗集,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有1500余册。多年来,刘福春从上海、杭州等地图书馆扫描到1000余本。后来,他和台湾一所大学合作,由对方将扫描件修复好,制做三套,台湾留一份,刘福春保存一份,另一份收藏于大家诗歌典藏馆。“有了这1000余册民国诗集,大家诗歌典藏馆便具备了新诗传承的‘正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孙方杰说。
  保留100年的诗歌现场
  “在收藏中保护中国100年新诗历史,为优秀的选家和研究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全面而又详实的资料。”孙方杰谈到收集诗歌的目的,“对于某一时期的诗歌证候、流派、群体、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会在今后适当的时候进行,包括一些选本的筹划。”
  “对诗歌资料的收藏与保护,是对中国百年新诗的尊重,即使是一本诗集,一封信函,一份手稿,抑或是一个纸片,也许就是百年诗歌的转折、契合、传承和见证。”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资料找不到了,有些甚至人还在,资料已经没了。抢救性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收藏伊始,他就把各大诗歌刊物的重点作者名单、自己原本有的诗人名单集合到一起,组织了十几个人连续工作,主动发函给数千诗人寄去书信,表达自己收藏诗歌的心愿。
  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很多诗人主动将自己收藏的诗集送给他。辽宁诗人宋晓杰从办公室里收拾出两箱书,快递给他。四川诗人熊焱不定期寄来一些书。前几天,诗人蓝野打电话来,告诉他一批书已在路上,不日将抵达济南……   一些诗坛名宿也注意到了他的事业,表示关心并题词,牛汉先生为典藏馆题词“汉章文脉,诗意传承”,谢冕先生题词“诗歌万岁”,屠岸先生题词“人类不息,诗歌不止”。
  重庆诗人寥骏,保留了大量上世纪80年代诗人之间的通信,得知孙方杰的情况后,一下子寄来两大箱子一百多封。“这些是一些诗歌爱好者的通信,我翻了翻,可以说没有一个现在成名的诗人。但是,就是这些信,记录了那个年代的诗歌现场。”他准备在将来的诗歌馆里,弄一个过去农村用的大簸箩,把这些信散乱地摆放在里面,作为历史的见证。“能够完整保留如此多的普通通信的人,我几乎没见到过,正是这些普通人,见证了诗歌曾经的辉煌年代。”
  由此,他想到属于自己的80年代,那时他还在潍坊钢厂上班,每天能收到十几封全国各地诗友们的来信。难以置信的是,只要在信封上写上“山东,孙方杰(收)”,邮递员就会准确地将信送达他手里。30多年来,他创作出一系列有影响的诗歌,比如以早年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钢铁系列诗歌,广受好评。
  几年间,各种资料纷至沓来,办公室里随处摆放的书架,见证了他的成果,更多的资料无处存放,只能打箱封存于储藏室。
  诗歌馆:当代文艺复兴的精神高地
  “诗歌在当代社会的命运有些惨淡,这是工业文明超前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当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再向前进步,酗酒、K歌、吸毒、滥性等简单的娱乐行为不能填充心灵空虚的时候,就会面向文化,重新回到诗歌的身边。”孙方杰对诗歌的复兴满怀信心,现在的中国和19世纪的欧洲很相似,“那个年代的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下午茶’,诗歌、音乐、绘画都出现了一批大师,这是资本力量推动的结果。”
  中国也是如此。人们从夜总会、歌厅、酒吧、洗浴中心走出来,要寻找真正的精神领地,“诗歌就会像盛唐那样,重新成为精神家园”。
  近年来,借助“文艺复兴”的浪潮,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地标出现在各大城市。比如杭州西溪湿地麦家创办的“理想谷”、开封的诗云书社、南京的先锋书店、成都的白夜酒吧,这些如星星之火般起步的文化产品,正在改变和丰富着所在城市的文化底蕴。
  在济南,也出现了一批类似的文化机构,比如品聚书吧、睿丁岛书吧等。然而,放眼济南乃至全省,还没有一家专门的诗歌收藏机构,对于位居文学巅峰的诗歌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方杰和他的大家诗歌典藏馆的出现,填补了一项文化空白。当代诗歌虽已有100年历史,更是不断向前推进的艺术形式,一个专门收藏当代诗歌的典藏馆,既有史料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代诗歌创作和研究。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设立大家诗歌典藏馆,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典藏馆的未来,孙方杰也有很好的打算,“目标是一心一意收集资料,在收集中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建馆需要很大的财力支撑,届时只能借势而为,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帮助,是关键所在。”
  他的首期目标是利用五到十年时间,把诗集收藏到三万册。对于接下来的建馆,他已有一套初步的规划:预计场馆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四壁低矮区域设置书柜,存放诗集,中间部分展示诗人手稿资料,四壁高部位悬挂诗人书画作品,展示手稿资料的区间,设立茶桌,供阅读者使用,配备咖啡、茶点、简餐等。如果面积再大点,可以设立小剧场,不定期举办诗歌周、音乐周、电影周、书画周等活动。
  他的最终目标是:“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有中国和山东地域特色的诗歌典藏馆,国内外知名的中国百年新诗历史展示中心,和研究现当代诗歌的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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