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被命名为“五七干校”,从此,大批“五七干校”在全国开办,许多干部、知识分子纷纷被下放到干校,“五七干校”由此成为“文革”的标志之一。
　　“五七干校”的诞生,在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关系。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一群特殊的学生。
　　干校采用军事建制,以连、排为基层单位,除了干校的领导和军宣队由上面委派,基层单位的干部都在“五七战士”中间产生。据诗人李季的夫人李小为回忆,1969年秋天,李季被下放到干校,是连里最早的“三结合”干部,先当指导员、后任连长,除了带头参加大田劳动外,还要抓连队的学习、批判,乃至食堂伙食。
　　当时的湖北咸宁向阳湖,是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集中了很多文化人。诗人臧克家在1978年出版的诗集《忆向阳》里,有一首《向阳湖啊,我深深怀念你》:“向阳湖畔,我只呆过三年光景,对它却有着长江一样的厚意深情。它是我们干校的家,我的新生命在那儿诞生。”臧克家后来因此被指斥为“精神献媚”和“极左”文人的代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这些文化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原本是让他们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但由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份不菲的工资,使他们在生活极度清苦的农民眼里,仍然是一群令人羡慕和嫉妒的“贵族”。对此,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经受“锻炼”后,便以“新人”的面目重返工作岗位。到了1973年,大多数“五七战士”都以不同的方式陆续“归队”了,曾经喧腾一时的“五七干校”转眼间人去屋空。
　　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彻底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