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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先进的政党来说，干部队伍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石。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五十多所干部学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形成了一支志存高远、信仰坚定、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就在于全党深刻地认识到，干部教育“重要的问题在于转变学员的思想”。概括地讲，延安时期干部学校在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与经验。
一、坚持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理想信念教育落在实处
理论的高度决定教育的深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学校教育在落实“重要的问题在于转变学员的思想”这一战略方针时，坚持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在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德育为先，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将理想信念教育落在实处，体现在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上。
正确的理想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在抗日根据地，所有的干部学校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这一精神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得以普遍推廣。
如抗日军政大学的入学考试和学习的主要科目有政治常识、历史等。陕北公学的主要课程是三门：一是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改为中国问题）；三是抗日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此外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和时事政策学习，普遍接受军事训练。陕北公学高级班的课程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必修课有中国问题、辩证法、社会主义等。中央党校则系统地学习马列理论。中国女子大学必修课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中国问题等。陕北公学的校训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提倡的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北公学的教育发展、教育制度、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中国医科大学每周也有政治课、时事讨论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使广大学员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鲁艺的讲话中所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直接从陕北公学延续的延安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作为办学的重要理念。首任校长吴玉章明确提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因而，延安大学始终将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理直气壮地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在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的革命理论和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及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并开设了“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四门政治理论课课程，将共产主义理想、理论、精神、道德，以及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融入这些课程，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育，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亲自谋划。1944年5月，毛泽东在亲自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后不久，专门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请到他的办公室，就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他提出延安大学要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毛泽东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亲自筹划延安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学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周扬对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深远意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也高度重视，决定由他本人与副校长张如心，及时任学校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青年教师于光远主讲这三门课，并对课程进行了具体的分工。于光远讲自然发展史，张如心讲社会发展史，周扬讲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很快就开始上课，由于周扬、张如心、于光远都是延安当时著名的理论家，所以课程很受师生欢迎，效果非常好。
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他继承和发展了延安大学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关怀下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进。他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以系统而明确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为主，他提议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课程开设后，为了强化和推进这一工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室。江隆基亲自上讲台，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江隆基在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时学的是经济学，特别是在日本，他与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出版了《新经济学大纲》《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的课深入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这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仅为延大后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雏形。这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延安大学实施做人为先理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和德育的主渠道。
二、坚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学以致用，是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做好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因此，在干部学校教育上，提倡什么学风，可以说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是关乎干部教育成败得失的关键。
在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初创时期，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业务教育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强调“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力求达到“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这一时期，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整个干部教育中，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两论”不仅是制定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依据，而且是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在中共的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同时告诫大家：“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这里为延安干部学校指明了办学方向。针对党的队伍中存在的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本领恐慌”问题，毛泽东说：“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开展全党的学习运动，就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
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学习的中心目标”。1941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澈起来。”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直接主持党校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并进行教育上的改革，对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造。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批评并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党校的同志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说：“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在这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
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例，成立于1941年8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其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从建院始，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原则，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办学宗旨，纠正了学院在研究方向上的偏差，从而在较短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有相当研究水平的理论人才。
毛泽东多次在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讲话。如，1941年5月针对延安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理论和实际分离”，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报告强调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以及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的精神，使马列学院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度出现的片面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倾向逐步得到克服。在1941年7月，在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题讲话，指出：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学校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研究要有一个方向性的根本改变，要从书本中走出去，从机关、教室、书斋走出去，到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中去。为贯彻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的作风，张闻天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曾亲自率领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到陕北的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次年3月返回延安，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对这个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其所写的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也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坚持以有组织的劳动和社会实践，培养学员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及为人民服务的实际精神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干部党性教育的一个根本方法。因此，为转变学员的思想，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还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与实践养成相补充，通过生产劳动转变学员的思想，增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
当时，各级各类干部学校都要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改进学风，转变学员的思想。如陕北公学分校在陕甘分界处的何家山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开荒2100多亩，种了洋芋、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做群众工作；陕北公学分校的合作社“还实验自造肥皂，生产草鞋”。
再如，抗大就强调“到斗争中去学习”，组织学员深入军队，参加政治工作和反扫荡斗争，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军事知识，锻炼作战能力；还组织学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参加拥政爱民活动，使他们克服“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中央党校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过程中，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作为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一方面把理论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基础内容，着重提高学员的理论素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理论教育中，《社会发展史》的教学意义特别重大。有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学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明白了人穷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革命到底，推翻剥削制度，才能彻底解放。有些知识分子存在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学了《社会发展史》，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领悟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进而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把实践养成作为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注重提高学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春，抗日军政大学就工作大检查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将党性与思想意识的修养锻炼列为学校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这个报告时给予了充分肯定。抗大学员入学后，都要经受系统的实践锻炼。抗大经常动员学员参加后方建设工作，结合课堂讲解，组织学员访贫问苦，发动贫苦家庭出身的学员回忆苦难家史，对学员实施阶级教育，启发他们自觉地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对于工农干部，着重组织他们进行组织生活锻炼，通过党的会议、讨论党的工作和文件，以及进行党内自我批评等方式，增强他们的党性观念，克服自由散漫意识残余。
生产劳动既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也是学校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方针所明确指出的，“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其二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增强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培养学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其三为了度过严重的困难，解决办学经费不足，提高办学能力。
比如，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延安大学的生产规模就很大，办有农场、工厂、手工作坊、运输社、商店等产业实体。据1944年6月统计，全校共有1660人（全校总人数为1877人，其中学员1302人）参加生产，其中1572人参加工业生产，136人参加农业生产，种有土地3458.83亩。上半年全校的生产總收益达到了63996220元（边币），占到学校总开支的65.5%。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在采访了延安大学之后，撰文介绍道，“学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般规定是生产劳动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一到了春耕农忙的时候，这些‘学生
哥’‘洋教授’就和农民一样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种地了。每个人对于劳动都是以愉快的心情来接受的……这种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及老百姓负担，解决财政问题（学校经费要自给百分之七八十）；同时是为使青年知识分子养成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纠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以便更好地和劳动人民结合，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延大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飒的文章，描述自然科学院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办学体制在生产劳动上的体现。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就在这个多样化的生产中开始了我们学习自然科学的第一课，不仅没被生产耽误学习，而且恰恰相反，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了。劳动教育了我们。十月份起，我们将烤着我们自己制造的炭基，在自己盖的教室里上课。”
这样的生产实践对于学员们的思想改造、作风培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精神的培育与锻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招标项目“延安时期培育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ZB025）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玉）
一、坚持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理想信念教育落在实处
理论的高度决定教育的深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学校教育在落实“重要的问题在于转变学员的思想”这一战略方针时，坚持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在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德育为先，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将理想信念教育落在实处，体现在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上。
正确的理想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在抗日根据地，所有的干部学校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这一精神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得以普遍推廣。
如抗日军政大学的入学考试和学习的主要科目有政治常识、历史等。陕北公学的主要课程是三门：一是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改为中国问题）；三是抗日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此外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和时事政策学习，普遍接受军事训练。陕北公学高级班的课程有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必修课有中国问题、辩证法、社会主义等。中央党校则系统地学习马列理论。中国女子大学必修课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中国问题等。陕北公学的校训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提倡的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北公学的教育发展、教育制度、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中国医科大学每周也有政治课、时事讨论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使广大学员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鲁艺的讲话中所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直接从陕北公学延续的延安大学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作为办学的重要理念。首任校长吴玉章明确提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因而，延安大学始终将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理直气壮地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革命化改造。在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的革命理论和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及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并开设了“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四门政治理论课课程，将共产主义理想、理论、精神、道德，以及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融入这些课程，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育，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亲自谋划。1944年5月，毛泽东在亲自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后不久，专门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请到他的办公室，就延安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他提出延安大学要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毛泽东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亲自筹划延安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学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周扬对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深远意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也高度重视，决定由他本人与副校长张如心，及时任学校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青年教师于光远主讲这三门课，并对课程进行了具体的分工。于光远讲自然发展史，张如心讲社会发展史，周扬讲现实的理论与思想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很快就开始上课，由于周扬、张如心、于光远都是延安当时著名的理论家，所以课程很受师生欢迎，效果非常好。
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他继承和发展了延安大学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关怀下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进。他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以系统而明确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为主，他提议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课程开设后，为了强化和推进这一工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研究室。江隆基亲自上讲台，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江隆基在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时学的是经济学，特别是在日本，他与长兄江裕基共同翻译出版了《新经济学大纲》《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的课深入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这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不仅为延大后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雏形。这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延安大学实施做人为先理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和德育的主渠道。
二、坚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学以致用，是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做好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因此，在干部学校教育上，提倡什么学风，可以说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是关乎干部教育成败得失的关键。
在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初创时期，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业务教育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强调“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力求达到“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这一时期，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整个干部教育中，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两论”不仅是制定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依据，而且是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在中共的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同时告诫大家：“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这里为延安干部学校指明了办学方向。针对党的队伍中存在的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本领恐慌”问题，毛泽东说：“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开展全党的学习运动，就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
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学习的中心目标”。1941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澈起来。”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直接主持党校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并进行教育上的改革，对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造。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批评并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党校的同志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说：“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在这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
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例，成立于1941年8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其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从建院始，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原则，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办学宗旨，纠正了学院在研究方向上的偏差，从而在较短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有相当研究水平的理论人才。
毛泽东多次在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讲话。如，1941年5月针对延安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理论和实际分离”，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报告强调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以及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的精神，使马列学院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度出现的片面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倾向逐步得到克服。在1941年7月，在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题讲话，指出：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学校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研究要有一个方向性的根本改变，要从书本中走出去，从机关、教室、书斋走出去，到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中去。为贯彻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的作风，张闻天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曾亲自率领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到陕北的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次年3月返回延安，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而且要对这个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其所写的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也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坚持以有组织的劳动和社会实践，培养学员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及为人民服务的实际精神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干部党性教育的一个根本方法。因此，为转变学员的思想，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还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与实践养成相补充，通过生产劳动转变学员的思想，增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
当时，各级各类干部学校都要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改进学风，转变学员的思想。如陕北公学分校在陕甘分界处的何家山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开荒2100多亩，种了洋芋、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做群众工作；陕北公学分校的合作社“还实验自造肥皂，生产草鞋”。
再如，抗大就强调“到斗争中去学习”，组织学员深入军队，参加政治工作和反扫荡斗争，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军事知识，锻炼作战能力；还组织学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参加拥政爱民活动，使他们克服“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中央党校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过程中，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作为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一方面把理论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基础内容，着重提高学员的理论素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理论教育中，《社会发展史》的教学意义特别重大。有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学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明白了人穷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革命到底，推翻剥削制度，才能彻底解放。有些知识分子存在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学了《社会发展史》，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领悟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进而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把实践养成作为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注重提高学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春，抗日军政大学就工作大检查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将党性与思想意识的修养锻炼列为学校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这个报告时给予了充分肯定。抗大学员入学后，都要经受系统的实践锻炼。抗大经常动员学员参加后方建设工作，结合课堂讲解，组织学员访贫问苦，发动贫苦家庭出身的学员回忆苦难家史，对学员实施阶级教育，启发他们自觉地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对于工农干部，着重组织他们进行组织生活锻炼，通过党的会议、讨论党的工作和文件，以及进行党内自我批评等方式，增强他们的党性观念，克服自由散漫意识残余。
生产劳动既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也是学校建设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方针所明确指出的，“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其二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增强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培养学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其三为了度过严重的困难，解决办学经费不足，提高办学能力。
比如，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延安大学的生产规模就很大，办有农场、工厂、手工作坊、运输社、商店等产业实体。据1944年6月统计，全校共有1660人（全校总人数为1877人，其中学员1302人）参加生产，其中1572人参加工业生产，136人参加农业生产，种有土地3458.83亩。上半年全校的生产總收益达到了63996220元（边币），占到学校总开支的65.5%。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在采访了延安大学之后，撰文介绍道，“学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般规定是生产劳动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一到了春耕农忙的时候，这些‘学生
哥’‘洋教授’就和农民一样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种地了。每个人对于劳动都是以愉快的心情来接受的……这种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及老百姓负担，解决财政问题（学校经费要自给百分之七八十）；同时是为使青年知识分子养成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纠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以便更好地和劳动人民结合，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延大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飒的文章，描述自然科学院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办学体制在生产劳动上的体现。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就在这个多样化的生产中开始了我们学习自然科学的第一课，不仅没被生产耽误学习，而且恰恰相反，生产与学习结合起来了。劳动教育了我们。十月份起，我们将烤着我们自己制造的炭基，在自己盖的教室里上课。”
这样的生产实践对于学员们的思想改造、作风培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精神的培育与锻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招标项目“延安时期培育文化自信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ZB025）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