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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阴郁的天气没有降低鲁中地区的酷暑，本刊记者从潍坊市区驱车20多公里前往寒亭区高里街道东北部的牟家院村。公路转土路，一小段颠簸之后，被笼罩在干燥土尘中的牟家院村出现在眼前，略显荒寂。
牟家院村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源于牟昌非发起的乡村戏剧节。在这之前，这个起源于明代、人口刚过千人的小乡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默默无闻，村民世代农耕为生。然而，就是在这个“中国最普遍意义上的乡村”，人们为戏剧构建了一个“诗和远方”，为了追寻它，人们重回乡村。
“戏剧节进村”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句基础上丰富了这句话的内涵。
城镇化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在潍坊市寒亭区牟家院村，人们却因戏剧构建了一个“诗和远方”。
走在村里，砖瓦房鳞次栉比，土路纵横交错，村民家门口成堆的柴草、土屋墙壁上刷着的宣传口号、农田、野狗……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普通乡村的场景，以步丈量，村民住地不过一公里。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个村庄将迎来属于它的第六届乡村戏剧节。
每年的戏剧节，是牟家院村最热闹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戏剧爱好者汇聚于此。演员们以村庄为画布，通过一个个与自然生态、农耕文化、传统记忆相关的戏剧作品，表达人与自然、文明的关系。
牟家院村村支书牟灵君向记者描绘：戏剧节时，原本寂静的村里锣鼓喧天，一排排农房周围都热闹非凡。外来的剧团表演村民们“看不懂”的剧目，有时表情夸张、激情四射，又有时沉默低落，说一些“意识流”的台词。也不乏村民们爱看的传统戏曲，演员们的扮相一丝不苟，行头、勾脸齐齐整整，就在村西头的小广场或者随便哪个角落就唱起来了。插空观看表演的村民们，人头攒动的集街，慕名而来的戏剧爱好者和媒体记者，凑成了牟家院村最热闹的场景。
乡村戏剧节的发起人是个85后，在牟家院村土生土长的牟昌非。与大多数离村的青年不同，牟昌非虽然在城市生活，但却心心念念想着回到乡村。
前几年，牟昌非开始定期回乡做口述史调查，架起一台DV，对村子里的老人挨个记录。“想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也留下村子的历史。但我发现，越想留住的东西，越抓不住。”每次回村子录像，牟昌非总能听说又有老人“走了”。“追忆”终究是赶不上“流逝”速度，乡村的历史就像年迈的庄稼人一样，“一茬茬，起于泥土，归于泥土”。
老一代人的记忆没有留下，村子里的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流向城市。城市化的侵袭，也让农村岌岌可危，乡愁还能留下吗？记录个体生命，对牟昌非来说，这条路径被切断了，想要在乡村里实现他的艺术构想还需另外的方式。
2016年春天，在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牟家院村西，牟昌非老家的梨园里，梨树鼓出了花骨朵。牟昌非萌生了创办戏剧节的想法，“芳菲四月，千树万树梨花开，景色煞是迷人。”既然父母爱看戏，何不在梨园引进“梨园”。
在牟昌非的计划中，乡村戏剧节一年一届，一届两季，梨花开放时为花季乡村戏剧节，等到果实成熟，再做一季。“全部免费，希望所有爱好者能参与进来。”招募海报发布到网络，受欢迎程度超乎牟昌非的预料。人们何以对乡村戏剧节这么感兴趣？这是不是一条引导人们回到乡村的路呢？
牟昌非的“乡愁”与“回归”
很多人不能理解，牟昌非为什么要做一个乡村戏剧节。在别人眼中，牟昌非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
从村里的小学，到镇里的初中，再到区里的高中、城市里的大学，牟昌非的成长是个“被动”离开乡村的过程。但他记忆深处，最欢乐的时光永远是童年时期：爬树、在果园里奔跑，下水摸鱼，躲在麦子垛里。
大学毕业，他“北漂”两年，学习字画装裱。当时住在前门附近的一个待拆迁的民居里，狭小的生活空间中弥漫着生存压力。那段时光加剧了牟昌非对乡野的依恋，在城市中的孤独感、撕裂感笼罩着他。从北京回到家乡潍坊，牟昌非急于转换到一个“趋近稳定”的状态，他甚至干过三年武装押运，每天荷枪实弹运送钞票。
那段时间，牟昌非把下班后的计划安排得很满，做各种活动，组织创意市集。有时同时策划三四个活动，极大锻炼了牟昌非组织活动的能力。之后，牟昌非回归了自己最热爱的艺术行业，参与了美术馆策展，开了自己的篆刻工作室。
像大多数乡村青年一样，牟昌非从小被灌输一种想法，“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并在城市扎根。”就连他自己也一度有冲动，“要在城市里找到自己。”偶尔，牟昌非会感受到一些疲乏，城市高速运转下的压力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样的感觉会随着他回到村里而烟消云散。
2015年秋天，牟昌非回家帮家里卖梨，在乡间小路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终就在邻村的路边“特价清仓”了。其实，牟昌非很清楚，村里最挣钱的是种大棚，不少村民都从传统的农耕转型。但多数年轻人拒绝这样的生活，“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这次卖梨，牟昌非被强行拉回到乡村生活中，他突然發现自己跟牟家院村的村民们，“原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逃出去。”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每当牟昌非站在城市向村里看，看到的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而他的父母还生活在这个“黑洞里”。这片滋养了他的土地，曾带给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和乡野的原生力量，如今却被世俗的眼光冠以别样的色彩。可身边想要努力挣脱乡村的枷锁，却又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年轻人，依然比比皆是。
牟昌非的一个发小，在城里务工，每次回村都“神气”的不得了，花钱大手大脚，请客吃饭从来很大方。但其实他也只是在城里的饭馆打工，并没有多少收入。有一次回村，牟昌非听说此人自杀了，“在自己租的房子里烧炭，发现的时候已经两三天了。”这件事对牟昌非冲击很大，在城市中失去了方向感的年轻人主动放弃了生活，也不愿回到乡村。
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村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2016年第一届乡村戏剧节，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牟昌非又仿佛回到小时候的那个乡村，回到奔跑在乡野里的欢乐时光，那么广阔、无所束缚。 一场乡村的艺术狂欢
在牟家院乡村戏剧节之前，牟家院村几乎没有任何文娱活动。只有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星光艺术团”，团员共计四五十人，负责免费为方圆三四十里内的乡亲们演出。
牟敏三是星光艺术团的团长，他跟老伴儿都爱好文艺，自己花钱置办了音响设备，招募了附近村子里有特长的村民们，艺术团就办了起来。2016年第一届乡村戏剧节时，牟昌非邀请牟敏三来看，第一次观看戏剧演出就把他“震惊”了。
表演当天下起了雨，牟敏三看到飞扬尘土中近乎癫狂的舞蹈，演员们脚下踩着罐子，在泥土中挣扎，最后破罐摆脱了束缚获得自由解放与新生。这个作品来自肢体艺术团体“凌云焰肢体游击队”，他们提前好几天来到了牟家院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的道具都是从村民家借的农具，还有在犄角旮旯找到的废弃瓦罐。下雨了，就把这场戏剧名字临时改成《雨·物》。
在后来的戏剧节中，“凌云焰肢体游击队”对此剧目进行了升级。在《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这个作品中，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带来一场由土地暴力生长出的狂野摇滚乐。悬吊、上树、在泥土与垃圾中翻滚，通过锤击垃圾桶、敲击铁器、敲打破脸盆、木桩夯土、瓦片摩擦制造混音，粗粝质感与赤裸裸的残酷给观者强大的冲击。
牟敏三在此之前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虽然有些“看不懂”，但却极大地感染了他。平日里星光艺术团表演的尽是些唱红歌、京剧、地方戏曲、小品等节目；他承认“戏剧节演员表演的更加有激情，更加‘思想解放’”。
演出结束，围观的村民们中爆发出自发的掌声。这有点出乎牟昌非的意料，村民们对戏剧的接受程度显然比他想象的要高。
牟灵君对此剧目也记忆犹新，他从未想过农具、泥地，这些村庄里最常见的事物能与戏剧联系起来。但他也确实感受到了演员们所表达的“挣脱”，这种“挣脱”还体现在村内常住人口的数据上：牟家院村在册人口1300多，在外打工的占到一半的比例。
牟灵君介绍，牟家院村最挣钱的就是种大棚、种植大樱桃、甜瓜、葡萄等农产品，其他产业从未涉及。如今有了戏剧节，他眼见艺术为牟家院村带来的改变。村民们更加文明了，生活也更愉悦，茶余饭后有村民开始在村广场上排练，打鼓、扭秧歌，这在牟灵君的记忆中是“16年来的第一次”。
在牟林庆眼中，儿子牟昌非做了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最初，他对此也不理解。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本来指望一个梨园能为家里增加點收入，但自从牟昌非做了戏剧节之后，梨园被当成了演出的场所，好不容易结下些果子，又被牟昌非送给了戏剧节帮忙的村民们。
每次戏剧节要接待数百位来客，食宿、停车都成问题。为了解决演员住宿问题，就连村支部也腾出房间来作为化妆间、道具间。牟昌非自己家更是供演员们免费居住，食宿一体，最多的时候要接待十几口人，村民们也纷纷收拾出自己的房子。
参与、帮助的人多了，牟昌非在这泥巴地里越陷越深。如今，他已打算放弃自己在城市的工作室，回到牟家院村，把村子建设得比城市更有吸引力，让真正眷恋乡村的游子们“有家可归”。
牟家院村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源于牟昌非发起的乡村戏剧节。在这之前，这个起源于明代、人口刚过千人的小乡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默默无闻，村民世代农耕为生。然而，就是在这个“中国最普遍意义上的乡村”，人们为戏剧构建了一个“诗和远方”，为了追寻它，人们重回乡村。
“戏剧节进村”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句基础上丰富了这句话的内涵。
城镇化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在潍坊市寒亭区牟家院村，人们却因戏剧构建了一个“诗和远方”。
走在村里，砖瓦房鳞次栉比，土路纵横交错，村民家门口成堆的柴草、土屋墙壁上刷着的宣传口号、农田、野狗……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普通乡村的场景，以步丈量，村民住地不过一公里。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个村庄将迎来属于它的第六届乡村戏剧节。
每年的戏剧节，是牟家院村最热闹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戏剧爱好者汇聚于此。演员们以村庄为画布，通过一个个与自然生态、农耕文化、传统记忆相关的戏剧作品，表达人与自然、文明的关系。
牟家院村村支书牟灵君向记者描绘：戏剧节时，原本寂静的村里锣鼓喧天，一排排农房周围都热闹非凡。外来的剧团表演村民们“看不懂”的剧目，有时表情夸张、激情四射，又有时沉默低落，说一些“意识流”的台词。也不乏村民们爱看的传统戏曲，演员们的扮相一丝不苟，行头、勾脸齐齐整整，就在村西头的小广场或者随便哪个角落就唱起来了。插空观看表演的村民们，人头攒动的集街，慕名而来的戏剧爱好者和媒体记者，凑成了牟家院村最热闹的场景。
乡村戏剧节的发起人是个85后，在牟家院村土生土长的牟昌非。与大多数离村的青年不同，牟昌非虽然在城市生活，但却心心念念想着回到乡村。
前几年，牟昌非开始定期回乡做口述史调查，架起一台DV，对村子里的老人挨个记录。“想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也留下村子的历史。但我发现，越想留住的东西，越抓不住。”每次回村子录像，牟昌非总能听说又有老人“走了”。“追忆”终究是赶不上“流逝”速度，乡村的历史就像年迈的庄稼人一样，“一茬茬，起于泥土，归于泥土”。
老一代人的记忆没有留下，村子里的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流向城市。城市化的侵袭，也让农村岌岌可危，乡愁还能留下吗？记录个体生命，对牟昌非来说，这条路径被切断了，想要在乡村里实现他的艺术构想还需另外的方式。
2016年春天，在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牟家院村西，牟昌非老家的梨园里，梨树鼓出了花骨朵。牟昌非萌生了创办戏剧节的想法，“芳菲四月，千树万树梨花开，景色煞是迷人。”既然父母爱看戏，何不在梨园引进“梨园”。
在牟昌非的计划中，乡村戏剧节一年一届，一届两季，梨花开放时为花季乡村戏剧节，等到果实成熟，再做一季。“全部免费，希望所有爱好者能参与进来。”招募海报发布到网络，受欢迎程度超乎牟昌非的预料。人们何以对乡村戏剧节这么感兴趣？这是不是一条引导人们回到乡村的路呢？
牟昌非的“乡愁”与“回归”
很多人不能理解，牟昌非为什么要做一个乡村戏剧节。在别人眼中，牟昌非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
从村里的小学，到镇里的初中，再到区里的高中、城市里的大学，牟昌非的成长是个“被动”离开乡村的过程。但他记忆深处，最欢乐的时光永远是童年时期：爬树、在果园里奔跑，下水摸鱼，躲在麦子垛里。
大学毕业，他“北漂”两年，学习字画装裱。当时住在前门附近的一个待拆迁的民居里，狭小的生活空间中弥漫着生存压力。那段时光加剧了牟昌非对乡野的依恋，在城市中的孤独感、撕裂感笼罩着他。从北京回到家乡潍坊，牟昌非急于转换到一个“趋近稳定”的状态，他甚至干过三年武装押运，每天荷枪实弹运送钞票。
那段时间，牟昌非把下班后的计划安排得很满，做各种活动，组织创意市集。有时同时策划三四个活动，极大锻炼了牟昌非组织活动的能力。之后，牟昌非回归了自己最热爱的艺术行业，参与了美术馆策展，开了自己的篆刻工作室。
像大多数乡村青年一样，牟昌非从小被灌输一种想法，“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并在城市扎根。”就连他自己也一度有冲动，“要在城市里找到自己。”偶尔，牟昌非会感受到一些疲乏，城市高速运转下的压力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样的感觉会随着他回到村里而烟消云散。
2015年秋天，牟昌非回家帮家里卖梨，在乡间小路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终就在邻村的路边“特价清仓”了。其实，牟昌非很清楚，村里最挣钱的是种大棚，不少村民都从传统的农耕转型。但多数年轻人拒绝这样的生活，“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这次卖梨，牟昌非被强行拉回到乡村生活中，他突然發现自己跟牟家院村的村民们，“原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逃出去。”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每当牟昌非站在城市向村里看，看到的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而他的父母还生活在这个“黑洞里”。这片滋养了他的土地，曾带给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和乡野的原生力量，如今却被世俗的眼光冠以别样的色彩。可身边想要努力挣脱乡村的枷锁，却又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年轻人，依然比比皆是。
牟昌非的一个发小，在城里务工，每次回村都“神气”的不得了，花钱大手大脚，请客吃饭从来很大方。但其实他也只是在城里的饭馆打工，并没有多少收入。有一次回村，牟昌非听说此人自杀了，“在自己租的房子里烧炭，发现的时候已经两三天了。”这件事对牟昌非冲击很大，在城市中失去了方向感的年轻人主动放弃了生活，也不愿回到乡村。
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村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2016年第一届乡村戏剧节，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牟昌非又仿佛回到小时候的那个乡村，回到奔跑在乡野里的欢乐时光，那么广阔、无所束缚。 一场乡村的艺术狂欢
在牟家院乡村戏剧节之前，牟家院村几乎没有任何文娱活动。只有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星光艺术团”，团员共计四五十人，负责免费为方圆三四十里内的乡亲们演出。
牟敏三是星光艺术团的团长，他跟老伴儿都爱好文艺，自己花钱置办了音响设备，招募了附近村子里有特长的村民们，艺术团就办了起来。2016年第一届乡村戏剧节时，牟昌非邀请牟敏三来看，第一次观看戏剧演出就把他“震惊”了。
表演当天下起了雨，牟敏三看到飞扬尘土中近乎癫狂的舞蹈，演员们脚下踩着罐子，在泥土中挣扎，最后破罐摆脱了束缚获得自由解放与新生。这个作品来自肢体艺术团体“凌云焰肢体游击队”，他们提前好几天来到了牟家院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有的道具都是从村民家借的农具，还有在犄角旮旯找到的废弃瓦罐。下雨了，就把这场戏剧名字临时改成《雨·物》。
在后来的戏剧节中，“凌云焰肢体游击队”对此剧目进行了升级。在《吾土我身之糙现实DJ》这个作品中，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带来一场由土地暴力生长出的狂野摇滚乐。悬吊、上树、在泥土与垃圾中翻滚，通过锤击垃圾桶、敲击铁器、敲打破脸盆、木桩夯土、瓦片摩擦制造混音，粗粝质感与赤裸裸的残酷给观者强大的冲击。
牟敏三在此之前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虽然有些“看不懂”，但却极大地感染了他。平日里星光艺术团表演的尽是些唱红歌、京剧、地方戏曲、小品等节目；他承认“戏剧节演员表演的更加有激情，更加‘思想解放’”。
演出结束，围观的村民们中爆发出自发的掌声。这有点出乎牟昌非的意料，村民们对戏剧的接受程度显然比他想象的要高。
牟灵君对此剧目也记忆犹新，他从未想过农具、泥地，这些村庄里最常见的事物能与戏剧联系起来。但他也确实感受到了演员们所表达的“挣脱”，这种“挣脱”还体现在村内常住人口的数据上：牟家院村在册人口1300多，在外打工的占到一半的比例。
牟灵君介绍，牟家院村最挣钱的就是种大棚、种植大樱桃、甜瓜、葡萄等农产品，其他产业从未涉及。如今有了戏剧节，他眼见艺术为牟家院村带来的改变。村民们更加文明了，生活也更愉悦，茶余饭后有村民开始在村广场上排练，打鼓、扭秧歌，这在牟灵君的记忆中是“16年来的第一次”。
在牟林庆眼中，儿子牟昌非做了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最初，他对此也不理解。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本来指望一个梨园能为家里增加點收入，但自从牟昌非做了戏剧节之后，梨园被当成了演出的场所，好不容易结下些果子，又被牟昌非送给了戏剧节帮忙的村民们。
每次戏剧节要接待数百位来客，食宿、停车都成问题。为了解决演员住宿问题，就连村支部也腾出房间来作为化妆间、道具间。牟昌非自己家更是供演员们免费居住，食宿一体，最多的时候要接待十几口人，村民们也纷纷收拾出自己的房子。
参与、帮助的人多了，牟昌非在这泥巴地里越陷越深。如今，他已打算放弃自己在城市的工作室，回到牟家院村，把村子建设得比城市更有吸引力，让真正眷恋乡村的游子们“有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