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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许多画家的心灵世界以及绘画语言对于广大大众来说,往往是个迷,甚至一些艺术评论,在某一画家的细微含妙之处,也未免有错判。为什么画家的心灵世界往往决定其独特的艺术观念及绘画语言。这就是一把打开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不可或缺的神秘之锁。
中国传统绘画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文人画的产生,形成了士大夫一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其精神内涵,直至后世,很多人也难以知晓。为什么?因为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个人经历,形成了特殊的精神境界,各种综合因素,使他们的绘画面貌、造型特色都显示出各人不同的风格。最明显的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他的人生遭遇,生活经历以及处境,构成了他绘画造型的艺术语言的特殊风格。这是他心灵现象直接关联他绘画形式的明显体现。但是我们看石涛,就不一样了,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内心承受的态度不同,因而绘画语言也不同。石涛显得温雅朴厚,对自然山川充满了一种美好的眷恋之情。两个人同样都高古不俗,而八大山人则是奇险怪妙,出语惊人。所以心灵感受的不同,造型语言与艺术形式就自然不同,各有千秋了。他们两个人都同时画一只鸟,在画面上出现的造型语言一定差异悬殊,八大山人会将眼睛圈得又圆又大,几笔羽毛不多不少,非常简练而准确的笔墨会令人叫绝,用笔的起落、出气、收气会使人感到精妙入神;若石涛则不然,大概他会把鸟圈成合上眼睑,羽毛会画得平和大度,气质简朴,法度绝对不会像八大山人那样使人看了感到惊奇叫绝,而是让人慢慢地品味,才知道里面也是法度森嚴,无可挑剔,外表中颇具道家和光同尘,被褐怀玉的风彩,一种与世无争,而自我圆满的超拔气质,与恋世恨生的精神寄托,自然形成了个人特殊的绘画语言。可以说,石涛与八大山人,同属于一个艺术高度,但他们的风格角度不同,造型语言与绘画中的笔墨形式就自然各怀风彩,各领风骚。
掌握了画家内心世界的特殊气质,再慢慢欣赏他们的造型风度和绘画语言,自然就能够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在欣赏绘画时能全然忘我,那时是境耶?画耶?我耶?他耶?时耶?空耶?全然他解。
在西方绘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看法国后期印象派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梵高,一个是塞尚。他们同是属于后印象派的人物,但风格和形式也完全不同:一个是热血沸腾,一个则是偏向理性的冷血性格。梵高在热血沸腾中,固执地,顽强地画完一张作品,而塞尚却是冷静孤僻的,他非常理性,从构图至用笔,使人感到一种在冷漠中非常沉稳的气质,而梵高的笔触,处处都是颤动的,确有使人置于热烈到不安之感,可见,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同一个画派,由于感觉的不同,绘画语言就截然不同,所以从心灵的差别看绘画的语言,就会使人懂得其中的奥秘了,心灵气质不同,对自然界的感觉就不同,视觉的偏重也不同,以至绘画创作的手感都不同,这样造型语言也就绝对不会相同了。所以心灵的内蕴成分,完全决定绘画作品的造型特色以及形式现象,往往有人认为某某画家的画怪,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后,你就会明白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一切,都是有其理由的,至于好与坏,深与浅,那就是各人的审美和偏爱的不同了。
所以,绘画中的造型语言,是心灵世界的直接影现,假如碰到绘画作品难懂费解的情况时,可暂将其作品抛开,而直接去研究画家的精神世界及其生平境遇,慢慢就可得出非常明白的答案了。
我们研究东西方以及古典和现代绘画的差异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东方艺术——中国文人画,由于东方人的哲学观点,佛儒道三家思想的渗透,自古注重其所谓“天人合一” 之道,注重由形而下的器官世界到形而上的心灵世界的等级观念。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工笔及至文人绘画的泼墨、写意,从写实角度及笔墨的形式处理,都非常注重造型以外及至笔墨的气象神韵,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偏向,构成中国人绘画观念与西方人的写实,力求形似的高度正确的观念的差别,东方人写实与抽象的界线是比较弱的,不象西方人的气质,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民族气质,自古离不开古希腊与稍后的基督教思想学术的基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出现,注定了欧洲人一切走向现实的文化物质,所以从这两个文化基础来看东西方绘画中造型语言,你就会明白:你知道了中国画史中为什么出现了宋人院体画,以及稍后的文人画,从梁楷到八大山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灵特质,一定会决定他们造型语言的形成,这绝非偶然的现象。而西方绘画,从达芬奇到毕加索,也同样注定了从写实走向抽象的真实内涵。或者说,从达芬奇到毕加索,这不是两个天地悬殊而不可并提绘画反叛的现实现象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从绘画的本质来看,其中有同有别,但血脉还是不出一系的。这确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如不从心灵的本质上去作细辩,实在很难找出异同。我们看西方的历史,头一个高潮是古希腊文化,第二个高潮是基督教文化,而第三个高潮即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古希腊文化为线索,以直接对抗中世纪的宗教腐败,希望重新挽回人的尊严与人的本身价值,所以,我们认为从达芬奇时期开始,是西方这几百年人文文化的渊源,而到毕加索止,正好给西方这几百年人文文化画上一个句号。他们是从现实的人身开始,引至工商的繁兴,思想的撞击,科技的成熟,最后是心灵的迷茫。从达芬奇到毕加索,最后还是由毕加索为这一人文运动画了一个大问号,人的文化思想还是没有着落。达芬奇从肯定人心人身的价值开始,到毕加索的肯定人心而怀疑人身告终,所以我们看达芬奇的画,情感是真实的,而手法是写实的,而毕加索的画,情感也是真实的,而手法则是抽象的,他否认了形的绝对作用,保留了情感与心灵的因素,达芬奇从形象的完美表达到心灵的和谐,而毕加索则是从形象的分解透露出精神的危机,两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也显示出绘画中的造型语言的差异,但精神的尝试都是一样的,因此,又说明了绘画造型与作者心灵的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自夏、商、秦、汉、魏晋南北朝,到盛唐、宋、元、明、清,始终一系贯穿,文化风彩虽各有异同,但从来没有过质逆的现象,从形而下的人伦秩序到形而上的求证,解脱,羽化而登仙,成道、成佛、成仁。在封建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中,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号称三绝的顾恺之、书圣王羲之、文人画的先行者苏轼等等,无所不与中国文化的神秘学术有着难解之缘,比如顾恺之的《洛神赋》,是中国人物画中少有的一幅非常仙化的作品,其用笔之轻之隐,深见其丹道修养的功力,而王羲之书法的八面运锋的气象,也深见其受道家学术的影响,及至前面提到过的石涛,其晚年的几幅作品中,笔墨若隐若现,这大概也是佛家修炼的结果吧?
综合这些现象,可见,绘画中的造型语言与形式特点和作者的心灵,几乎是相互辉映的作用,以这点为线索,步入绘画世界的海洋,或可窥见其中之一二。
作者简介:
黄海涛,广西商业高级技工学校。
中国传统绘画自宋元以来,及至明清文人画的产生,形成了士大夫一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其精神内涵,直至后世,很多人也难以知晓。为什么?因为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个人经历,形成了特殊的精神境界,各种综合因素,使他们的绘画面貌、造型特色都显示出各人不同的风格。最明显的是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他的人生遭遇,生活经历以及处境,构成了他绘画造型的艺术语言的特殊风格。这是他心灵现象直接关联他绘画形式的明显体现。但是我们看石涛,就不一样了,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内心承受的态度不同,因而绘画语言也不同。石涛显得温雅朴厚,对自然山川充满了一种美好的眷恋之情。两个人同样都高古不俗,而八大山人则是奇险怪妙,出语惊人。所以心灵感受的不同,造型语言与艺术形式就自然不同,各有千秋了。他们两个人都同时画一只鸟,在画面上出现的造型语言一定差异悬殊,八大山人会将眼睛圈得又圆又大,几笔羽毛不多不少,非常简练而准确的笔墨会令人叫绝,用笔的起落、出气、收气会使人感到精妙入神;若石涛则不然,大概他会把鸟圈成合上眼睑,羽毛会画得平和大度,气质简朴,法度绝对不会像八大山人那样使人看了感到惊奇叫绝,而是让人慢慢地品味,才知道里面也是法度森嚴,无可挑剔,外表中颇具道家和光同尘,被褐怀玉的风彩,一种与世无争,而自我圆满的超拔气质,与恋世恨生的精神寄托,自然形成了个人特殊的绘画语言。可以说,石涛与八大山人,同属于一个艺术高度,但他们的风格角度不同,造型语言与绘画中的笔墨形式就自然各怀风彩,各领风骚。
掌握了画家内心世界的特殊气质,再慢慢欣赏他们的造型风度和绘画语言,自然就能够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在欣赏绘画时能全然忘我,那时是境耶?画耶?我耶?他耶?时耶?空耶?全然他解。
在西方绘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看法国后期印象派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梵高,一个是塞尚。他们同是属于后印象派的人物,但风格和形式也完全不同:一个是热血沸腾,一个则是偏向理性的冷血性格。梵高在热血沸腾中,固执地,顽强地画完一张作品,而塞尚却是冷静孤僻的,他非常理性,从构图至用笔,使人感到一种在冷漠中非常沉稳的气质,而梵高的笔触,处处都是颤动的,确有使人置于热烈到不安之感,可见,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同一个画派,由于感觉的不同,绘画语言就截然不同,所以从心灵的差别看绘画的语言,就会使人懂得其中的奥秘了,心灵气质不同,对自然界的感觉就不同,视觉的偏重也不同,以至绘画创作的手感都不同,这样造型语言也就绝对不会相同了。所以心灵的内蕴成分,完全决定绘画作品的造型特色以及形式现象,往往有人认为某某画家的画怪,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后,你就会明白他的作品中出现的一切,都是有其理由的,至于好与坏,深与浅,那就是各人的审美和偏爱的不同了。
所以,绘画中的造型语言,是心灵世界的直接影现,假如碰到绘画作品难懂费解的情况时,可暂将其作品抛开,而直接去研究画家的精神世界及其生平境遇,慢慢就可得出非常明白的答案了。
我们研究东西方以及古典和现代绘画的差异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东方艺术——中国文人画,由于东方人的哲学观点,佛儒道三家思想的渗透,自古注重其所谓“天人合一” 之道,注重由形而下的器官世界到形而上的心灵世界的等级观念。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工笔及至文人绘画的泼墨、写意,从写实角度及笔墨的形式处理,都非常注重造型以外及至笔墨的气象神韵,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偏向,构成中国人绘画观念与西方人的写实,力求形似的高度正确的观念的差别,东方人写实与抽象的界线是比较弱的,不象西方人的气质,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民族气质,自古离不开古希腊与稍后的基督教思想学术的基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出现,注定了欧洲人一切走向现实的文化物质,所以从这两个文化基础来看东西方绘画中造型语言,你就会明白:你知道了中国画史中为什么出现了宋人院体画,以及稍后的文人画,从梁楷到八大山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灵特质,一定会决定他们造型语言的形成,这绝非偶然的现象。而西方绘画,从达芬奇到毕加索,也同样注定了从写实走向抽象的真实内涵。或者说,从达芬奇到毕加索,这不是两个天地悬殊而不可并提绘画反叛的现实现象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从绘画的本质来看,其中有同有别,但血脉还是不出一系的。这确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如不从心灵的本质上去作细辩,实在很难找出异同。我们看西方的历史,头一个高潮是古希腊文化,第二个高潮是基督教文化,而第三个高潮即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古希腊文化为线索,以直接对抗中世纪的宗教腐败,希望重新挽回人的尊严与人的本身价值,所以,我们认为从达芬奇时期开始,是西方这几百年人文文化的渊源,而到毕加索止,正好给西方这几百年人文文化画上一个句号。他们是从现实的人身开始,引至工商的繁兴,思想的撞击,科技的成熟,最后是心灵的迷茫。从达芬奇到毕加索,最后还是由毕加索为这一人文运动画了一个大问号,人的文化思想还是没有着落。达芬奇从肯定人心人身的价值开始,到毕加索的肯定人心而怀疑人身告终,所以我们看达芬奇的画,情感是真实的,而手法是写实的,而毕加索的画,情感也是真实的,而手法则是抽象的,他否认了形的绝对作用,保留了情感与心灵的因素,达芬奇从形象的完美表达到心灵的和谐,而毕加索则是从形象的分解透露出精神的危机,两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也显示出绘画中的造型语言的差异,但精神的尝试都是一样的,因此,又说明了绘画造型与作者心灵的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自夏、商、秦、汉、魏晋南北朝,到盛唐、宋、元、明、清,始终一系贯穿,文化风彩虽各有异同,但从来没有过质逆的现象,从形而下的人伦秩序到形而上的求证,解脱,羽化而登仙,成道、成佛、成仁。在封建的时代文人士大夫中,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号称三绝的顾恺之、书圣王羲之、文人画的先行者苏轼等等,无所不与中国文化的神秘学术有着难解之缘,比如顾恺之的《洛神赋》,是中国人物画中少有的一幅非常仙化的作品,其用笔之轻之隐,深见其丹道修养的功力,而王羲之书法的八面运锋的气象,也深见其受道家学术的影响,及至前面提到过的石涛,其晚年的几幅作品中,笔墨若隐若现,这大概也是佛家修炼的结果吧?
综合这些现象,可见,绘画中的造型语言与形式特点和作者的心灵,几乎是相互辉映的作用,以这点为线索,步入绘画世界的海洋,或可窥见其中之一二。
作者简介:
黄海涛,广西商业高级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