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学生，刚在里昂念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位。对我而言，　“中国”是个让人充满幻想的国度，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方的文明古国充满了神秘，有太多的东西等着我用眼睛和脑袋去探索。
　　那时候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前途光明路途坎坷。国门渐开，改革之心虽然忐忑，却已坚定。我并没有直接到北京。作为第二批留华的外国学生，我去了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学习中文。
　　每到一个国家，人们总要去首都看看。已经熟悉了天津的我，贸然决定去北京转转。还没出天津，我就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火车站我想买火车票但买不到，不是因为车票卖光了，而是我没有公安局的“批准”，另外，那时车站是不卖预售票的，要在开车前一至三个小时内购买。不光是我们这些“老外”，中国人买火车票也要先得到批准，然后弄到一张“通行证”，才能合法地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不用跟车站里的警察躲猫猫。没有“通行证”被抓住的话，要展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接受处罚。我认识到：当时人们的流动是受到限制的。
　　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下课路过五道口，看红灯闪烁，防护栏缓缓截断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一眨眼的工夫，一辆白色子弹头一般的动车飞速穿过铁道口。我就觉得三十年间，恍如隔世——我想这个词用得并不过分，北京这三十年的发展确实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每隔一刻钟，就有一辆动车往来于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天津和北京的距离被缩短到半个小时。
　　一开始回忆总是能想起很多细节，因为8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很多人觉得中国是熟人社会，但就我当时的感觉来说，恰恰相反，中国是个“陌生人”的社会。当然，我是老外，在中国当然是陌生人了。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往往是热心友好的，之后我想多聊几句，人们总是略显惊恐、敷衍着走开了。
　　让我吃惊的是，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冷淡，很多中国人被同胞当成陌生人。我说这是“陌生人”的社会并不夸张，是因为去任何地方几乎都需要登记、批准。80年代，一些外国人能去的地方，比如友谊商店、贵宾楼等。中国人是不能进入的。那个时候进出每一个单位、街道、甚至楼宇都需要这些登记。为什么呢?我想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吧。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人们之间关系不错，但是都用怀疑的眼光注视每一个出入院落的不熟悉的面孔。这一点至今在一些地方仍残留着痕迹，来清华大学不需要登记，但去社科院则需要在接待室登记来访事由，更别说奥运之后我们的邻居北京大学也开始“门禁”了。
　　那时候即使在北京，人们也极少见过金发碧眼、不同人种的“老外”。我在商场里买东西，不仅商场里的所有目光都投向我，更夸张的是很多人专门跑进来看我，就跟蜂拥进动物园去看某种稀有动物一样；让我感到好笑的是，甚至有人靠近我，掐了掐我的胳膊，似乎想要确认我是不是外星人。几年后，我的好友布利受到了同样的礼遇，他是个模样很可爱的法国人，两撇弯月牙儿的胡子，非常法兰西式地向上翘着；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很多人伸手来揪他的小胡子。
　　我在北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特别在我想买东西的时候，手中的法郎没办法兑换成人民币，只能得到外汇券，而能使用外汇券的地方很少，整个北京只有四五个地方可以用，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和全聚德。我有时肚子饿了，想买馒头，结果没有人民币也没有粮票，只能看着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外汇券毫无用武之地，想花都花不了。当然，外国留学生可以去学校食堂，也可以去北京饭店。那个时候没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商店都是国营的。看到我掏出外汇券，商店里的营业员总是皱着眉头，老大不乐意的，我就和她商量、软磨硬泡的，最后总是要管事的主任点头：　“行吧!”我才能买到东西。然而有时，外汇券也是好东西，能买到一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那时候物质资源很稀缺，自行车、冰箱之类的，都挺稀缺的，只有通过外汇券才能在大商店里购买。为此，有人找上门来，要求换取我手中的外汇券，后来他在友谊商店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
　　法国有很多小酒馆、咖啡厅，晚上我们总喜欢约上几个朋友，到酒吧、咖啡厅坐坐，喝点酒，随便聊聊天。很多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会跟我说：巴黎的店铺星期天都关门了，他们买不到东西。但他们不知道，80年代的北京，一到下午六点多，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很安静、很冷清。我住的附近连路灯都没有，我这个法国青年的夜生活就止于在房里聊天、打乒乓球和复习中文。
　　现在，任何一条街上、随便一家商店里，我们都能买到各种蔬果，北方的、南方的、甚至国外的。然而在80年代，人们还没有如此丰富的选择，国营市场里的水果种类很少、质量也不太好，坑坑疤疤的，最普遍的是西瓜，一到夏天到处都是西瓜，又大又圆。然而那时一切都在萌动，北京郊区的农民挑自家的菜来京贩卖，也就是早期的“自由市场”，那里成为唯一能买到新鲜蔬果的地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自由市场”这个经济概念与实体，丝丝渗入中国社会的每寸土地中。
　　在中国待了一年之后，我回法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业。然而我并没有放弃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好奇和热爱，每年都会找机会回到中国学习中文或者做社会调查，待上一两个月，就这样一直到我的大女儿出生。后来又恢复了这样的生活。
　　不知不觉到了90年代，中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我感觉北京就像个青春期的孩子，每一次见面都以快速的成长带来全新的姿态。80年代末，年轻人只有disco可以去，到90年代，咖啡馆、酒吧已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良好地生存下来。我还记得北京第一家咖啡馆应该是80年代末开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里，那时它的主要顾客不是学生、自领，而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群，比如诗人、画家、音乐家等。
　　三十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学者、艺术家、画家。他们境遇有激烈的改变，超乎我的想象。之前，这些知识分子很穷，大多是三口之家住在筒子楼里，只有一间屋，不带厕所、浴室、厨房，大家就在走廊上放个锅，中午时满楼都飘饭香，我很喜欢这种氛围。现在生活好了，却难找这样的感觉了。
　　结束回忆，让我们向前看。现在的中国到了—个重要关口。这三十年来，经济—直发展得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认为，之前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都是基于这样—个固定的假设，即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民工、税收问题、老龄化的社会人口、就业问题等；之前过分重视速度，导致这些社会矛盾被搁置、或者说被暂时转移了。
　　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都放慢、甚至出现倒退的今天，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其有一定依赖性，因此，之前基石性的分析框架全都不成立了。中国社会将要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料。或许，这也是我将要继续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我乐于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目睹并参与一个又一个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