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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飞速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医患关系是个难题，交通问题也层出不穷，而在日本，他们又是如何处理这些社会发展中的棘手问题的呢？一位常年去日本的华人朋友，在细微观察之际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在日本医院观摩手术
走进日本医院，你会大吃一惊，因为感觉就像走进了一家宾馆。光洁的地板，五彩缤纷的墙壁，候诊室的座椅犹如豪华沙发。医院大楼内还设有咖啡店和食品店，非常精巧、舒适。
医护人员并不全穿白大褂，还有粉红色、淡绿、浅蓝色的，甚至有人穿着花衬衫。医院内闻不到一点点消毒水的味道，这会使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起来，几乎忘了自己是来看病的。
日本所有的医院一律不允许患者家属留在病房护理，所以楼道寂静而畅通。日本医院认为，一般患者家属都缺乏医学知识，护理水平没有护士护理得专业和规范，更没有护士护理得舒适。你会看到护士全都跪在病床前忙碌，无论怎样忙碌，只要护士与患者面对面，立即就微笑，那种无微不至和谦恭，绝对像我们小说中描写的旧社会伺候地主的丫鬟。倘若哪个护士给患者输液时针头扎偏了，就会像犯了大罪似的，跪在病床前不停地行礼道歉，有的甚至还哭着说对不起。
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医院，你都不能直接进去看病，必须有下面的小医院或社区医院先诊断治疗，只有病情重，才能由下面的医院给患者预约，再进大医院治疗。如果你非要直接去大医院看病，就要付相对昂贵的挂号费。
我有一个国内作家朋友的女儿在日本读书，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于是到名古屋“曾子纪念病院”做切除肿瘤手术。作家朋友立即给我打电话，要我全力帮助和照顾。他们对我千叮万嘱，一定要给医生红包，一定要请院长吃饭，一定要给医护人员礼品。我只好让我在日本工作的女儿三番五次地去联系，但人家医生很吃惊，并婉言谢绝了。
由于我几年前为写一部纪实小说，曾在医院深入采访长达一年，陪医生坐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医护人员们都称我为“全科大夫”。凭此资历，“曾子纪念病院”的院长竟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观摩这次切除甲状腺肿瘤手术的全过程。
手术由名古屋医科大学甲状腺科著名教授实施。术前，医生与患者家属像开会一样坐到一起，讲述病情和手术方式，并聆听家属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有工作人员在一旁详细记录，而且再次逐条向我的作家朋友夫妇讲解，包括术后的住院日期、护理过程、出院时间等。最后商定：周五下午手术，周六周日住院两天，周一出院。手术后仅住院两天，绝对神速。但医生说完全可以保证患者痊愈，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也像在国内医院时那样，全身换手术室消毒服，没想到手术室服装花色鲜艳，这在鲜血淋漓的手术室显得特别轻松，于是我让护士给我拍照留念。手术室与我在国内那家大医院不相上下，治疗仪器很高档，犹如刚刚购置的新产品。日本医生非常精细和耐心，手术中用过的浸血纱布也要用秤过一下，减去纱布原本重量，计算患者失血量。工作如此细致，这在我们国内医院闻所未闻。
肿瘤被彻底切除后，我以为“完工”了，但手术室又进来一个检查科医生，他用移动式B超机给患者一遍遍检查，唯恐遗漏残余瘤体。最后超声波检查确实证明手术成功，主刀医生才放下医疗器具，对站在一旁的我点一下头，表示万事大吉了。
术后，作家朋友夫妇总是在病房前转悠，想给女儿一点帮助，但看到护士那种既勤恳又微笑的服务，他们只好空着两手站在那里。他们对我说：“早知道这样，我们没必要花机票钱从国内匆匆飞来。”
在日本驾车
对于一个开私家车的司机来说，当今中国的交通状况可谓“蜀道难”。然而，难上加难的是可怕的罚款，各种明明暗暗的摄像头、陷阱式的限速规定，还有很难弄清楚的“不按规定线路行驶”，弄得你交了多次罚款竟然还没明白错在哪儿。因此，当我来到交通管理严厉的日本驾车，不禁心惊胆战地想，弄不好会罚得倾家荡产的。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交通管理不仅严厉，简直就是严酷。只要你坐进车里，无论司机还是同车的亲人朋友，安全带就像是犯人的绳索，绝对要“绑”得牢牢的；幼小的孩子还得配备特殊安全座椅，这种座椅要求极其严格，关键时刻的安全程度能达到一个生鸡蛋都不会撞碎的标准。如果你是酒驾被查，那么车上坐的其他人就是“同案犯”，将全体罚款。司机驾车经过铁道等重要路口，无论有没有情况，绝对得停车，一辆车的司机已经两面眺望没有情况，开车过去了，另一辆车的司机也得不走样地两面眺望，其形式主义达到木偶般的可笑。
日本城市街道两旁的马路牙子边绝对不准停车。所以，日本人买车时必须出示你家有停车位的证明，并要准确清晰地画出停车位置，警察拿着皮尺，到你家核对无误才允许买车。但偶尔有一次，我发现街道边上停了一排私家车，便对日本朋友说，你们的管理还是有漏洞呀。日本朋友说，今天是节假日，儿女们来看望父母，亲友们相互走动，停车不方便，所以交通法规允许节假日期间可以在路边停车。哇，真的人性化啊！
在日本学习驾车的费用相当高，几乎是中国的七八倍。即使你有中国驾照，“换取”日本驾照的考试要是不能顺利通过（在中国开惯了左舵，换开右舵有点麻烦），那也得多次重复考试，要花费上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如此，日本交通管理者敢于提出“零事故”的目标。
当我合理合法地驾驶自己的汽车，在日本的街道和公路上飞驰时，才猛然感到，我是飞驰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在日本高速公路驾车，尽管也有限速，但如果路上车辆稀少时，你也尽可加快速度，不必非得按照死规定。最让我奇怪的是，跑了数千公里，竟然没看到一个管理交通的警察。可是一旦出現交通状况，警察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瞬间就到达现场。
在日本开车，最大的麻烦不是交通管理，而是日本司机的耐性，弄得我有时很恼火。他们驾车很少变车道，像小学生排队那样，在一条车道上排得整整齐齐，即使旁边的道路空着，也少有司机拐出来。我很生气，却也不好意思拐出来。无论前面有没有人行横道，只要有路人的影子，所有车辆都立即刹车。如果有一辆没刹车的冲过去，那肯定是我的车。最令我费解的是，前面的绿灯亮了，但排在头位的车却不知为什么岿然不动，后面压着一长列汽车中竟然没有一个鸣笛催促。直到绿灯又变成红灯，后面长长的车列还是一律“哑巴”。我大怒特怒，恨不能抓起长柄车锁跑上前，朝那个可恨的司机脑袋上砸去——这家伙不是故意捣乱，就是犯了精神病。一个日本司机对我说，记者曾在全国城市搞这种耐性考验，故意在绿灯亮起时不开车，看哪个城市的司机最先着急鸣喇叭。据说全都“哑巴”一片。 在日本开车的最大感受是“管理”，而这种管理是让你更安全、更方便、更快捷；在中国开车最大感受是“管制”，而这种管制令你觉得对方总是在找你麻烦，变着法子掏你腰包，你总是在与其斗智斗勇，想侥幸过关。问题是，我在日本开车时间长了，回中国就真的不敢开车了。正如日本朋友幽默地说：“你们中国司机全是英雄好汉呐！”
日本的教育方式
一个日本小孩在一家小卖店里偷了个小玩具，回到家里玩时被母亲发现。母亲问她从哪里弄到这个玩具的，孩子只好坦白。母亲没有打骂孩子，甚至连批评的话都没说一句，她只是要孩子带自己到那个小卖店去。到了小卖店，母亲要孩子把玩具拿出来，老老实实地放到原来的地方。店里的老板见状也有点过意不去，便笑着说：“小孩子嘛，还不懂事，拿去玩吧。”母亲立即对老板示意不要吱声，然后用嚴肃的口气问孩子：“你为什么要偷这个玩具？”孩子支支吾吾地说他喜欢这个玩具。母亲说你既然喜欢就该拿钱买，说着她掏出钱来给孩子，让他重新从老板手里把这个刚刚放上去的玩具买回来。等孩子把这个玩具买到手，母亲就对他说：“现在你玩吧，这个玩具是你的了。”说着她向老板鞠了个躬，说：“对不起了，我对孩子的教育不够，请多原谅！”然后领着孩子走出去。
我和翻译目睹这个场面，心里有一种感动式的震动。那个母亲个子很矮，但我感到她是那样的高大。我敢肯定，这个孩子从今以后决不会再偷东西了。
走在日本的街道上，最常见的是孩子跌倒后，妈妈只在一旁看着，让孩子自己爬起来。即便孩子爬得很艰难，他们也不会动手帮助，而是说着鼓励的话。当孩子终于自己爬起来后，妈妈便高兴地拍着手表扬孩子的勇敢。
在日本图书馆里，你往往会惊讶地看到许多母亲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来看书。这么点的小孩子绝对不识字，他们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只能影响母亲看书。
我对这种自找麻烦的做法很不理解，便和翻译走上前去，跟一个带着两岁孩子的母亲谈起来。她说她每天下班都要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里坐坐，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一下图书馆里的气氛。她又笑着说，图书馆里的气氛会让孩子安静和文雅起来的。我问了一下那个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她在一家工厂打短工。见到那么多母亲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我带着我的女儿去过公园、去过商店、去过饭店、去过所有热闹的娱乐场所，唯独没去过图书馆——亏我还是个作家。
有一次，我去东京一位日本作家家里作客，路过一所学校。见到一个老人立正在学校门前，对来上学的孩子不停地鞠躬行礼。由于不断地有孩子走进学校，所以，这个老人就没完没了地弯下腰再直起身，直起身再弯下腰。翻译上前询问，才知道这个给学生行礼的老人是学校校长。每天早晨，他都是这样恭恭敬敬地站在校门口给学生鞠躬行礼。我想，一个学生见到职位很高的校长给自己鞠躬行礼，那他们对所有的人都会有礼貌的，而且向所有的人行礼都会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个老校长并不是光行礼，他一面行礼一面观察前来上学的孩子，只要他们穿戴不整齐或穿奇装异服，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态度严厉得有点吓人。据说有的孩子头发留得长了点，老师当场就用剪刀给剪了去，甚至对有不良作风的学生进行严厉的体罚。这时，我们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走进学校，他不但头发长，而且衣服也穿得很怪，完全像西方的嬉皮士。校长却视而不见。我们问这是为什么，校长说，那个年轻人已经18岁了，18岁就是完整的人，应该有人身自由，而18岁之内还不是个完整的人，所以要加强教育。说完，他又对着进校门的学生们鞠躬行礼，嘴里还嘟囔着一串串表示礼节的话语。
我们走了很远，回头看去，还见那个老校长一丝不苟地在校门口弯着腰。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老校长不合时宜，因为当今日本已经改变了过去严厉的教育方式，较为以柔克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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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成小晟 [email protected]
在日本医院观摩手术
走进日本医院，你会大吃一惊，因为感觉就像走进了一家宾馆。光洁的地板，五彩缤纷的墙壁，候诊室的座椅犹如豪华沙发。医院大楼内还设有咖啡店和食品店，非常精巧、舒适。
医护人员并不全穿白大褂，还有粉红色、淡绿、浅蓝色的，甚至有人穿着花衬衫。医院内闻不到一点点消毒水的味道，这会使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起来，几乎忘了自己是来看病的。
日本所有的医院一律不允许患者家属留在病房护理，所以楼道寂静而畅通。日本医院认为，一般患者家属都缺乏医学知识，护理水平没有护士护理得专业和规范，更没有护士护理得舒适。你会看到护士全都跪在病床前忙碌，无论怎样忙碌，只要护士与患者面对面，立即就微笑，那种无微不至和谦恭，绝对像我们小说中描写的旧社会伺候地主的丫鬟。倘若哪个护士给患者输液时针头扎偏了，就会像犯了大罪似的，跪在病床前不停地行礼道歉，有的甚至还哭着说对不起。
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医院，你都不能直接进去看病，必须有下面的小医院或社区医院先诊断治疗，只有病情重，才能由下面的医院给患者预约，再进大医院治疗。如果你非要直接去大医院看病，就要付相对昂贵的挂号费。
我有一个国内作家朋友的女儿在日本读书，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于是到名古屋“曾子纪念病院”做切除肿瘤手术。作家朋友立即给我打电话，要我全力帮助和照顾。他们对我千叮万嘱，一定要给医生红包，一定要请院长吃饭，一定要给医护人员礼品。我只好让我在日本工作的女儿三番五次地去联系，但人家医生很吃惊，并婉言谢绝了。
由于我几年前为写一部纪实小说，曾在医院深入采访长达一年，陪医生坐门诊，查病房，进手术室，医护人员们都称我为“全科大夫”。凭此资历，“曾子纪念病院”的院长竟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观摩这次切除甲状腺肿瘤手术的全过程。
手术由名古屋医科大学甲状腺科著名教授实施。术前，医生与患者家属像开会一样坐到一起，讲述病情和手术方式，并聆听家属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有工作人员在一旁详细记录，而且再次逐条向我的作家朋友夫妇讲解，包括术后的住院日期、护理过程、出院时间等。最后商定：周五下午手术，周六周日住院两天，周一出院。手术后仅住院两天，绝对神速。但医生说完全可以保证患者痊愈，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也像在国内医院时那样，全身换手术室消毒服，没想到手术室服装花色鲜艳，这在鲜血淋漓的手术室显得特别轻松，于是我让护士给我拍照留念。手术室与我在国内那家大医院不相上下，治疗仪器很高档，犹如刚刚购置的新产品。日本医生非常精细和耐心，手术中用过的浸血纱布也要用秤过一下，减去纱布原本重量，计算患者失血量。工作如此细致，这在我们国内医院闻所未闻。
肿瘤被彻底切除后，我以为“完工”了，但手术室又进来一个检查科医生，他用移动式B超机给患者一遍遍检查，唯恐遗漏残余瘤体。最后超声波检查确实证明手术成功，主刀医生才放下医疗器具，对站在一旁的我点一下头，表示万事大吉了。
术后，作家朋友夫妇总是在病房前转悠，想给女儿一点帮助，但看到护士那种既勤恳又微笑的服务，他们只好空着两手站在那里。他们对我说：“早知道这样，我们没必要花机票钱从国内匆匆飞来。”
在日本驾车
对于一个开私家车的司机来说，当今中国的交通状况可谓“蜀道难”。然而，难上加难的是可怕的罚款，各种明明暗暗的摄像头、陷阱式的限速规定，还有很难弄清楚的“不按规定线路行驶”，弄得你交了多次罚款竟然还没明白错在哪儿。因此，当我来到交通管理严厉的日本驾车，不禁心惊胆战地想，弄不好会罚得倾家荡产的。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交通管理不仅严厉，简直就是严酷。只要你坐进车里，无论司机还是同车的亲人朋友，安全带就像是犯人的绳索，绝对要“绑”得牢牢的；幼小的孩子还得配备特殊安全座椅，这种座椅要求极其严格，关键时刻的安全程度能达到一个生鸡蛋都不会撞碎的标准。如果你是酒驾被查，那么车上坐的其他人就是“同案犯”，将全体罚款。司机驾车经过铁道等重要路口，无论有没有情况，绝对得停车，一辆车的司机已经两面眺望没有情况，开车过去了，另一辆车的司机也得不走样地两面眺望，其形式主义达到木偶般的可笑。
日本城市街道两旁的马路牙子边绝对不准停车。所以，日本人买车时必须出示你家有停车位的证明，并要准确清晰地画出停车位置，警察拿着皮尺，到你家核对无误才允许买车。但偶尔有一次，我发现街道边上停了一排私家车，便对日本朋友说，你们的管理还是有漏洞呀。日本朋友说，今天是节假日，儿女们来看望父母，亲友们相互走动，停车不方便，所以交通法规允许节假日期间可以在路边停车。哇，真的人性化啊！
在日本学习驾车的费用相当高，几乎是中国的七八倍。即使你有中国驾照，“换取”日本驾照的考试要是不能顺利通过（在中国开惯了左舵，换开右舵有点麻烦），那也得多次重复考试，要花费上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如此，日本交通管理者敢于提出“零事故”的目标。
当我合理合法地驾驶自己的汽车，在日本的街道和公路上飞驰时，才猛然感到，我是飞驰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在日本高速公路驾车，尽管也有限速，但如果路上车辆稀少时，你也尽可加快速度，不必非得按照死规定。最让我奇怪的是，跑了数千公里，竟然没看到一个管理交通的警察。可是一旦出現交通状况，警察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瞬间就到达现场。
在日本开车，最大的麻烦不是交通管理，而是日本司机的耐性，弄得我有时很恼火。他们驾车很少变车道，像小学生排队那样，在一条车道上排得整整齐齐，即使旁边的道路空着，也少有司机拐出来。我很生气，却也不好意思拐出来。无论前面有没有人行横道，只要有路人的影子，所有车辆都立即刹车。如果有一辆没刹车的冲过去，那肯定是我的车。最令我费解的是，前面的绿灯亮了，但排在头位的车却不知为什么岿然不动，后面压着一长列汽车中竟然没有一个鸣笛催促。直到绿灯又变成红灯，后面长长的车列还是一律“哑巴”。我大怒特怒，恨不能抓起长柄车锁跑上前，朝那个可恨的司机脑袋上砸去——这家伙不是故意捣乱，就是犯了精神病。一个日本司机对我说，记者曾在全国城市搞这种耐性考验，故意在绿灯亮起时不开车，看哪个城市的司机最先着急鸣喇叭。据说全都“哑巴”一片。 在日本开车的最大感受是“管理”，而这种管理是让你更安全、更方便、更快捷；在中国开车最大感受是“管制”，而这种管制令你觉得对方总是在找你麻烦，变着法子掏你腰包，你总是在与其斗智斗勇，想侥幸过关。问题是，我在日本开车时间长了，回中国就真的不敢开车了。正如日本朋友幽默地说：“你们中国司机全是英雄好汉呐！”
日本的教育方式
一个日本小孩在一家小卖店里偷了个小玩具，回到家里玩时被母亲发现。母亲问她从哪里弄到这个玩具的，孩子只好坦白。母亲没有打骂孩子，甚至连批评的话都没说一句，她只是要孩子带自己到那个小卖店去。到了小卖店，母亲要孩子把玩具拿出来，老老实实地放到原来的地方。店里的老板见状也有点过意不去，便笑着说：“小孩子嘛，还不懂事，拿去玩吧。”母亲立即对老板示意不要吱声，然后用嚴肃的口气问孩子：“你为什么要偷这个玩具？”孩子支支吾吾地说他喜欢这个玩具。母亲说你既然喜欢就该拿钱买，说着她掏出钱来给孩子，让他重新从老板手里把这个刚刚放上去的玩具买回来。等孩子把这个玩具买到手，母亲就对他说：“现在你玩吧，这个玩具是你的了。”说着她向老板鞠了个躬，说：“对不起了，我对孩子的教育不够，请多原谅！”然后领着孩子走出去。
我和翻译目睹这个场面，心里有一种感动式的震动。那个母亲个子很矮，但我感到她是那样的高大。我敢肯定，这个孩子从今以后决不会再偷东西了。
走在日本的街道上，最常见的是孩子跌倒后，妈妈只在一旁看着，让孩子自己爬起来。即便孩子爬得很艰难，他们也不会动手帮助，而是说着鼓励的话。当孩子终于自己爬起来后，妈妈便高兴地拍着手表扬孩子的勇敢。
在日本图书馆里，你往往会惊讶地看到许多母亲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来看书。这么点的小孩子绝对不识字，他们百无聊赖地坐在那里，只能影响母亲看书。
我对这种自找麻烦的做法很不理解，便和翻译走上前去，跟一个带着两岁孩子的母亲谈起来。她说她每天下班都要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里坐坐，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一下图书馆里的气氛。她又笑着说，图书馆里的气氛会让孩子安静和文雅起来的。我问了一下那个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她在一家工厂打短工。见到那么多母亲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我不禁惭愧地想到，我带着我的女儿去过公园、去过商店、去过饭店、去过所有热闹的娱乐场所，唯独没去过图书馆——亏我还是个作家。
有一次，我去东京一位日本作家家里作客，路过一所学校。见到一个老人立正在学校门前，对来上学的孩子不停地鞠躬行礼。由于不断地有孩子走进学校，所以，这个老人就没完没了地弯下腰再直起身，直起身再弯下腰。翻译上前询问，才知道这个给学生行礼的老人是学校校长。每天早晨，他都是这样恭恭敬敬地站在校门口给学生鞠躬行礼。我想，一个学生见到职位很高的校长给自己鞠躬行礼，那他们对所有的人都会有礼貌的，而且向所有的人行礼都会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个老校长并不是光行礼，他一面行礼一面观察前来上学的孩子，只要他们穿戴不整齐或穿奇装异服，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态度严厉得有点吓人。据说有的孩子头发留得长了点，老师当场就用剪刀给剪了去，甚至对有不良作风的学生进行严厉的体罚。这时，我们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走进学校，他不但头发长，而且衣服也穿得很怪，完全像西方的嬉皮士。校长却视而不见。我们问这是为什么，校长说，那个年轻人已经18岁了，18岁就是完整的人，应该有人身自由，而18岁之内还不是个完整的人，所以要加强教育。说完，他又对着进校门的学生们鞠躬行礼，嘴里还嘟囔着一串串表示礼节的话语。
我们走了很远，回头看去，还见那个老校长一丝不苟地在校门口弯着腰。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老校长不合时宜，因为当今日本已经改变了过去严厉的教育方式，较为以柔克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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