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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大难题，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老龄人口已近2亿。农村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保障情况更值得我们关注。
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它养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农村养老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98%的农村老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据调查，一个县城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6.8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而且每年以0.7%的速度不断递增，其中农村老年人口4.33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63%。农村老人80%以上都患有农民职业病，如风湿、肌肉关节劳损、胃肠炎、营养不良等，98%处于亚健康状态。小病能及时就医的占48%，承担不起门诊药费和住院费（合作医疗）自费部分的占67%。70岁以下的老年人，只要不是特殊情况，都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70至8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半仍在从事体力劳动，80至90岁的老人有10%处于自给状态，有8%的老人的吃穿用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48.8%的农村老人在继续从事生产劳动。据调查，农村有48.8%的老年人在继续从事生产劳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在劳动的达16.3%。事实上，农村老年人必须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这是因为：老人无其它生活来源和有效的生活保障;子女们的负担重，尤其是独生子女，无力全面照顾双方的老人。据对43300多位农村老人的调查统计，发现有28000多位老人是空巢老人，他們一方面要照顾孙儿包揽家务，一方面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维持农业生产，人越来越老，精力越来越差，负担却越来越重。
当前农村养老的确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角度入手：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和范畴。几千年来，孔孟首倡的孝道，历经朝代更迭而日臻完善，成为维护家庭养老的重要根基。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极端利已主义思想膨胀，不仅不履行对父母、对老人应尽的义务，反而刁难甚至虐待老人，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多种宣传工具，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做好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工作，仍有其现实意义。通过这种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养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老人不仅是家庭奠基人，为社会创造过财富，年老后理应受到尊敬和照顾，不尊重甚至虐待老人于法于理于情皆不容。并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从道义和制度上规范人们的尊老敬老行为，改变过去片面的女儿不养老和重物质轻精神的养老观念，使老人时刻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颐养天年。
立法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权利。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制度建设。我国到目前没有一部单独的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我国法律体系中农村中老年人处于底层：权利少，义务多，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使老年人的各种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
全面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化社会保障职能。只有抓住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社区、个人三方负担、农民自我储蓄积累式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白发浪潮的冲击。就欠发达地区而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立足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坚持低标准，多档次，大保面，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根据农民个人经济条件自由选择，投保档次不搞一刀切。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国家和集体给予适当扶持补助，做到三方合理负担。在保险形式上实行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凡属农村人口，年满20—60岁的农民均可投保。收取的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用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特种债券和按照保值利率存入银行，以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险基金的效益，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并和家庭赡养相结合，共同促进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它养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农村养老普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98%的农村老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据调查，一个县城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6.8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而且每年以0.7%的速度不断递增，其中农村老年人口4.33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63%。农村老人80%以上都患有农民职业病，如风湿、肌肉关节劳损、胃肠炎、营养不良等，98%处于亚健康状态。小病能及时就医的占48%，承担不起门诊药费和住院费（合作医疗）自费部分的占67%。70岁以下的老年人，只要不是特殊情况，都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70至8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半仍在从事体力劳动，80至90岁的老人有10%处于自给状态，有8%的老人的吃穿用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48.8%的农村老人在继续从事生产劳动。据调查，农村有48.8%的老年人在继续从事生产劳动，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在劳动的达16.3%。事实上，农村老年人必须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这是因为：老人无其它生活来源和有效的生活保障;子女们的负担重，尤其是独生子女，无力全面照顾双方的老人。据对43300多位农村老人的调查统计，发现有28000多位老人是空巢老人，他們一方面要照顾孙儿包揽家务，一方面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维持农业生产，人越来越老，精力越来越差，负担却越来越重。
当前农村养老的确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角度入手：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和范畴。几千年来，孔孟首倡的孝道，历经朝代更迭而日臻完善，成为维护家庭养老的重要根基。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极端利已主义思想膨胀，不仅不履行对父母、对老人应尽的义务，反而刁难甚至虐待老人，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通过多种宣传工具，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做好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工作，仍有其现实意义。通过这种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养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老人不仅是家庭奠基人，为社会创造过财富，年老后理应受到尊敬和照顾，不尊重甚至虐待老人于法于理于情皆不容。并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从道义和制度上规范人们的尊老敬老行为，改变过去片面的女儿不养老和重物质轻精神的养老观念，使老人时刻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颐养天年。
立法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权利。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制度建设。我国到目前没有一部单独的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我国法律体系中农村中老年人处于底层：权利少，义务多，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使老年人的各种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
全面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化社会保障职能。只有抓住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社区、个人三方负担、农民自我储蓄积累式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白发浪潮的冲击。就欠发达地区而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立足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坚持低标准，多档次，大保面，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根据农民个人经济条件自由选择，投保档次不搞一刀切。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国家和集体给予适当扶持补助，做到三方合理负担。在保险形式上实行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凡属农村人口，年满20—60岁的农民均可投保。收取的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用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特种债券和按照保值利率存入银行，以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险基金的效益，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日趋完善，并和家庭赡养相结合，共同促进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