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是一个钢厂小镇，特朗普在那里很受欢迎。63岁的居民纳丁·肖尔（Nadine Schoor）向《纽约时报》表达了她对总统的情感：“当我看着特朗普总统时，就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整个国家是一家人，而他是我们的父母。他给予我们严厉的爱，当他想达成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时，他不在乎任何人的想法。”
　　民调机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总体上再次低估了肖尔这样的特朗普支持者的数量和其热情。尽管拜登险胜，但仍有数千万人与她具有相同的想法。这一切揭示了城市、受过教育、持有进步主义思想的美国人与处于农村和工人阶级的美国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随着重工业所占比例的缩小，两大政党的阶级忠诚开始出现变化。各地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关注种族、性别平等等议题。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且需积极推进的目标。这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能够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公民，但吸引不来工人、矿工或农民，后者更关注宗教议题和拥有枪支的权利。
　　当特朗普戴着红色棒球帽出现在工人和农民面前时，他粗俗却有效地表达了他们的反感。他同那些这辈子都和他的财富遥不可及的人们有着同样的阶级怨恨。特朗普成为了他们的救世主，并将共和党牢牢地与极右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
　　特朗普前所未有地践踏规范的行为招致很多批评，其中包括，他宣布除了自己在选举中获胜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欺诈和非法的、称记者为“人民的敌人”、对政治对手以暴力相威胁、提拔他的家人和亲信等等。但这些问题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包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企业权力过大，以及全球化对一部分人所造成的伤害。
　　通常保守派會支持“英雄史观”，并认为历史是由非凡的领导人造就的。其他人，主要是左派，认为领导者是特定环境的产物。
　　无论有没有希特勒，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都会出现反犹太主义、大规模贫困、贫富悬殊、战败的耻辱、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希特勒的崛起是结构性的，也是环境导致的结果。正面人物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1940年5月发生的一系列特殊事件，丘吉尔也不会成为“最伟大的英国人”。但是历史不一定会在丘吉尔或希特勒缺席的情况下走上同样的道路。
　　特朗普不是希特勒，更不是丘吉尔，尽管他自命不凡。他确实煽动了仇恨，但或许别人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导这份仇恨与怨恨。充分理解这一点，民主党以及其他国家的盟友才能挽回现有的破坏。
　　把特朗普的支持者视为受欺骗、可悲、无知的种族主义者，解决不了问题。民主党人不应该迎合教育程度最低的公民的偏见，而必须再次与弱势群体站在一起。这么做不仅是基于种族公正，也是相当必要的。
　　具体方法是，多关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将经济因素列为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民主党应该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例如推行“新政”。特朗普曾在2016年承诺过类似的事情，却只在富人阶级落实了这一点。民主党人应该集中精力向众多并不富裕的人们提供帮助。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疏导民众的愤怒，从而强化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使其遭受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