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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金融危机后,低碳经济正成为一个受全球关注的新名词。面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无法回避挑战。
10月25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高东升在亚洲制造业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要把低碳绿色工业的发展,纳入到工业发展的规划,以及国家发展规划。“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并提前迎来低碳经济时代”。
碳税成为欧美新经济增长点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因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过度排放而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越来越严重,产生气候异常,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低碳社会是人类为了长远利益进行的选择。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进入,改变生活和生产方式来实现。
但是,通过征收碳税并没有直接真正减少碳排放,只是增加了出口国绝大多数企业对美国的出口成本。而为了寻求危机后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正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由于减排需更换设备,目前美国、日本、欧洲都将其当作新的增长点。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
美国是唯一没有签订《京都协议书》的发达国家,但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并在“征收特别关税”条款中规定,美国政府在2020年之后,可以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排放1吨二氧化碳,可以征收10-70美元。
美国的环境政策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固然与奥巴马个人认识与理念有关,更主要的是美国利用碳减排的道德制高点,通过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尽可能消除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以期主导全球气候谈判,构建美国的低碳经济领袖地位,实现对美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能源消费中石油占40%,其储量、产量、消耗量分别占世界的3%、10%和20.5%,每年进口石油需支付3000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的40%。而借助能源新政的指引,奥巴马政府将促进美国经济转型,实现从消费社会向生产社会的转变。这样,每年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源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能够为内需替代所解决。这不仅会创造一个全新的能源产业,而且将增加500万就业岗位。
同时,低碳经济可以能源排污许可费和新能源技术作为向发展中国家的提款机。美国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己步入重工业化的后期,一方面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大幅放缓,另一方面在新能源的研究上走在前列,也就成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款的“王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一旦绿色革命成为美国经济的新亮点,就可能像十年前的IT概念一样,逆转国际间的资金流向。
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开征碳关税将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极大冲击。中国出口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的碳含量相对较高,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无区别碳税政策,中美贸易将深受影响。
有专家测算,如果按照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导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0.517%,出口总额下降0.715%,进一步会拖累中国的GDP下降0.021%。而事实上,现行征收碳税国家的计税标准通常在吨碳10美元至70美元之间。“一旦开征,税率不可能只会在30美元的水平,这种惩罚性关税还有可能翻倍,这对现行经济结构下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产业也有影响,其中玻璃制造业和化肥业下降的比例较大,征收3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3.65%和3.29%,6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6.35%和5.89%。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假设各行业之间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从而形成各行业有差别的失业率水平的情况下,“碳关税”将使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失业率普遍上升1至2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中方一贯主张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中国税务研究学会研究人员田磊表示,“实际上这完全可以视为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延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无限抬高,削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他认为,由于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存在差异,水泥、化肥、钢铁等高碳产业目前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开征碳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对这些行业造成重大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张建平认为,征收“碳关税”不仅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还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美国“标准”威胁大
利用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和游戏规则主导权,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上世纪90年代在电子产品标准制定上,美国曾经击败日本,获得标准制定上的胜利,最终导致日本在电子产业的努力付诸东流。
低碳经济若由美国来制定标准,中国产业转型需要付出很大成本;不接受,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则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如果缴纳碳税,产品成本势必提高,中国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最终导致经济下滑。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就指出,“美国政府定的标准之高,只有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能够达到。到最后,中国的企业想出口美国,就必须买它的设备、买它的技术。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通过购买美国的设备、技术,以及‘碳关税’回流美国。”这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还可能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环保技术和设备的销售市场。
此外,如何界定减排责任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应按人均历史累计消费量来计算各国的减排责任,并建立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转移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转移。
有研究机构就提出,对于目前全球的减排责任,欧盟应负责任为34%,美国为37%,中国为1.6%。“在目前仅存的多国基金和碳交易之外,开辟‘第三国国际减排机制’,在政府层面,促进发达国家按其应负的责任,进行必要的资金与技术的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多的减排。
比如“污染天堂假说”,由于东道国(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力度较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将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生产,以降低其污染处理费用与治污成本。
经济学者张帆表示,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其在产业构造中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劣势。最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保证气候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来谈。
中国征碳税为时尚早
针对美国实施的碳关税,樊纲表示,不妨对国内企业首先征收碳税。“如果我们不征收,别人也会征收,成本增加不可避免。我们拿了这部分钱,还可用来补减排企业。而且如果发达国家也实行了碳排放限额的话,成本也提高了,我们的相对成本并未提高”。
根据WTO原则认定,碳关税是合法的,而双重征税则是违反协议的。中国征收碳税,美国再实行碳关税,就成了双重征税。
从长远看,碳税的征收是收益而非损失,对GDP影响有限。“如果设计得好,例如用碳税的税收去抵消一些财政体系中更为扭曲的其他税,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就征碳税,中国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转型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如何支付?是个挑战。
征碳税,成本的提高可能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会造成损失。但“这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体增长、就业增长不一定受很大损失。同时,中国还可以借鉴欧洲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方面征收碳税,另一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支付劳保的费率,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综合成本并没有提高”。
同时,需要配合许多配套改革,需要国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去缓减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如果把碳税作为一种国家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会被看作是做出了减排承诺。”目前,从人均GDP来看,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条件做出政治上的减排承诺。
观察发现,当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入12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才开始下降。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
日前,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称,目前推行碳税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考虑未来5年内开征碳税,并具体提出了中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建议,碳税征收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逐渐提高税率,进而形成中国内部碳交易市场,如林业部门可以和火力发电部门交换,获取资金去种树,提升森林固碳作用,同时也可以和国际上的交易市场相结合。
争取碳交易主导权
英国在2003年就提出其能源白皮书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对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碳交易机制是中间环节,不能减少碳排放,只是改变碳排放分布。全球需要建立一个中长期的碳交易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全球碳排放减少很难实现。美国所提议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办法是个方向。但是,根本问题是,究竟如何交易,交易定价以什么为基础,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还是以碳排放增量为基础。这关系到交易定价的偏向。根据增量定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受影响大,根据人均碳排放量定价,发达国家受影响大。
樊纲称,“低碳经济正被当作一种价值而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从战略上,需将其作为一种风险来对待,从策略角度看,也应在国际关系上将低碳经济的大旗拽在手中,掌握主动权,积极参与建立新的国际机制,避免被动”。
低碳经济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国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成本”产品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社会消费品的能力,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而靠自己目前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的“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
只要亚洲国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中国明年年内将肯定会启动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日前表示。届时,这个新生的碳交易国内市场,将采用以企业自愿减排参与的形式(VER),以试点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同时他还透露,作为此前制约中国碳交易市场因素之一的碳交易市场相关办法,预计明年也将推出。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指出,“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碳市场,谋求碳市定价权,否则,正处在全球碳交易产业链最底端的中国,将面临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
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亿-13亿吨,交易值每年可达140亿-650亿美元。2012年市场可达1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将提供1/3的碳减排量,由此产生的交易额将超过150亿美元。然而,中国碳交易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相去甚远。欧洲市场上交割的碳排放价格为每吨约25欧元,国际市场上每吨约17欧元,而境外买家前来中国收购的价格每吨只有5-10欧元,比印度价格每吨还少2-3欧元。
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转型的不竭动力,全球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传统产业的衰退给新兴产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据估计,如果措施得当,中国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短期来看,由于需要提高效率和增加投入,能源成本的增加对GDP增长可能有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借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之机,加快各自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在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完全有可能开创一个互利双赢的新局面。
10月25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高东升在亚洲制造业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要把低碳绿色工业的发展,纳入到工业发展的规划,以及国家发展规划。“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并提前迎来低碳经济时代”。
碳税成为欧美新经济增长点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因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过度排放而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越来越严重,产生气候异常,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低碳社会是人类为了长远利益进行的选择。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进入,改变生活和生产方式来实现。
但是,通过征收碳税并没有直接真正减少碳排放,只是增加了出口国绝大多数企业对美国的出口成本。而为了寻求危机后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正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由于减排需更换设备,目前美国、日本、欧洲都将其当作新的增长点。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
美国是唯一没有签订《京都协议书》的发达国家,但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并在“征收特别关税”条款中规定,美国政府在2020年之后,可以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排放1吨二氧化碳,可以征收10-70美元。
美国的环境政策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固然与奥巴马个人认识与理念有关,更主要的是美国利用碳减排的道德制高点,通过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尽可能消除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以期主导全球气候谈判,构建美国的低碳经济领袖地位,实现对美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国能源消费中石油占40%,其储量、产量、消耗量分别占世界的3%、10%和20.5%,每年进口石油需支付3000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的40%。而借助能源新政的指引,奥巴马政府将促进美国经济转型,实现从消费社会向生产社会的转变。这样,每年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源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能够为内需替代所解决。这不仅会创造一个全新的能源产业,而且将增加500万就业岗位。
同时,低碳经济可以能源排污许可费和新能源技术作为向发展中国家的提款机。美国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己步入重工业化的后期,一方面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大幅放缓,另一方面在新能源的研究上走在前列,也就成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款的“王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一旦绿色革命成为美国经济的新亮点,就可能像十年前的IT概念一样,逆转国际间的资金流向。
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开征碳关税将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极大冲击。中国出口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的碳含量相对较高,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无区别碳税政策,中美贸易将深受影响。
有专家测算,如果按照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导致中国进口总额下降0.517%,出口总额下降0.715%,进一步会拖累中国的GDP下降0.021%。而事实上,现行征收碳税国家的计税标准通常在吨碳10美元至70美元之间。“一旦开征,税率不可能只会在30美元的水平,这种惩罚性关税还有可能翻倍,这对现行经济结构下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产业也有影响,其中玻璃制造业和化肥业下降的比例较大,征收3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3.65%和3.29%,6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6.35%和5.89%。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假设各行业之间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从而形成各行业有差别的失业率水平的情况下,“碳关税”将使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失业率普遍上升1至2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中方一贯主张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中国税务研究学会研究人员田磊表示,“实际上这完全可以视为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延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成本无限抬高,削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他认为,由于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存在差异,水泥、化肥、钢铁等高碳产业目前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开征碳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对这些行业造成重大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张建平认为,征收“碳关税”不仅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还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美国“标准”威胁大
利用在世界经济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和游戏规则主导权,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上世纪90年代在电子产品标准制定上,美国曾经击败日本,获得标准制定上的胜利,最终导致日本在电子产业的努力付诸东流。
低碳经济若由美国来制定标准,中国产业转型需要付出很大成本;不接受,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则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如果缴纳碳税,产品成本势必提高,中国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最终导致经济下滑。
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就指出,“美国政府定的标准之高,只有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能够达到。到最后,中国的企业想出口美国,就必须买它的设备、买它的技术。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通过购买美国的设备、技术,以及‘碳关税’回流美国。”这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还可能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环保技术和设备的销售市场。
此外,如何界定减排责任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应按人均历史累计消费量来计算各国的减排责任,并建立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转移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转移。
有研究机构就提出,对于目前全球的减排责任,欧盟应负责任为34%,美国为37%,中国为1.6%。“在目前仅存的多国基金和碳交易之外,开辟‘第三国国际减排机制’,在政府层面,促进发达国家按其应负的责任,进行必要的资金与技术的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多的减排。
比如“污染天堂假说”,由于东道国(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力度较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将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生产,以降低其污染处理费用与治污成本。
经济学者张帆表示,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其在产业构造中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劣势。最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保证气候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来谈。
中国征碳税为时尚早
针对美国实施的碳关税,樊纲表示,不妨对国内企业首先征收碳税。“如果我们不征收,别人也会征收,成本增加不可避免。我们拿了这部分钱,还可用来补减排企业。而且如果发达国家也实行了碳排放限额的话,成本也提高了,我们的相对成本并未提高”。
根据WTO原则认定,碳关税是合法的,而双重征税则是违反协议的。中国征收碳税,美国再实行碳关税,就成了双重征税。
从长远看,碳税的征收是收益而非损失,对GDP影响有限。“如果设计得好,例如用碳税的税收去抵消一些财政体系中更为扭曲的其他税,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就征碳税,中国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转型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如何支付?是个挑战。
征碳税,成本的提高可能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会造成损失。但“这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体增长、就业增长不一定受很大损失。同时,中国还可以借鉴欧洲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方面征收碳税,另一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支付劳保的费率,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综合成本并没有提高”。
同时,需要配合许多配套改革,需要国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去缓减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如果把碳税作为一种国家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会被看作是做出了减排承诺。”目前,从人均GDP来看,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条件做出政治上的减排承诺。
观察发现,当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入12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才开始下降。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
日前,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称,目前推行碳税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考虑未来5年内开征碳税,并具体提出了中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建议,碳税征收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逐渐提高税率,进而形成中国内部碳交易市场,如林业部门可以和火力发电部门交换,获取资金去种树,提升森林固碳作用,同时也可以和国际上的交易市场相结合。
争取碳交易主导权
英国在2003年就提出其能源白皮书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对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碳交易机制是中间环节,不能减少碳排放,只是改变碳排放分布。全球需要建立一个中长期的碳交易机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全球碳排放减少很难实现。美国所提议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办法是个方向。但是,根本问题是,究竟如何交易,交易定价以什么为基础,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还是以碳排放增量为基础。这关系到交易定价的偏向。根据增量定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受影响大,根据人均碳排放量定价,发达国家受影响大。
樊纲称,“低碳经济正被当作一种价值而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从战略上,需将其作为一种风险来对待,从策略角度看,也应在国际关系上将低碳经济的大旗拽在手中,掌握主动权,积极参与建立新的国际机制,避免被动”。
低碳经济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国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成本”产品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的低成本社会消费品的能力,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而靠自己目前的力量去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的“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
只要亚洲国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中国明年年内将肯定会启动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日前表示。届时,这个新生的碳交易国内市场,将采用以企业自愿减排参与的形式(VER),以试点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同时他还透露,作为此前制约中国碳交易市场因素之一的碳交易市场相关办法,预计明年也将推出。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指出,“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碳交易市场中,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碳市场,谋求碳市定价权,否则,正处在全球碳交易产业链最底端的中国,将面临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
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亿-13亿吨,交易值每年可达140亿-650亿美元。2012年市场可达1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将提供1/3的碳减排量,由此产生的交易额将超过150亿美元。然而,中国碳交易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相去甚远。欧洲市场上交割的碳排放价格为每吨约25欧元,国际市场上每吨约17欧元,而境外买家前来中国收购的价格每吨只有5-10欧元,比印度价格每吨还少2-3欧元。
发展低碳经济是经济转型的不竭动力,全球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传统产业的衰退给新兴产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据估计,如果措施得当,中国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短期来看,由于需要提高效率和增加投入,能源成本的增加对GDP增长可能有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借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之机,加快各自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在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完全有可能开创一个互利双赢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