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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一场紧接一场。贵州北部重重叠叠的山峦,在蒙蒙雨雾中时隐时现,如同此时大山之中这支飘忽不定的红色大军。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1935年临近清明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悄然开放,马背上的毛泽东却无心欣赏这雨中的红色花海——他的目光,正在投向千里之外的云南。
邓萍阵亡,钱壮飞失踪,早春时节连折两员大将
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用一连串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国民党各路追剿军甩在了身后。不过,上百个团的川军早已完成了长江布防,聚集于川南黔北的国民党追兵有几十万之众。面对前后夹击,从贵州入川过江的原定计划显然已不可能完成,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新的计谋。就在这时,情报探得蒋介石携宋美龄、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晏道刚等飞临贵阳督战,毛泽东心中一喜:机会来了。
3月28日,中革军委留下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迅速南渡乌江。大雨之中,乌云翻滚,正是部队过江的好机会,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敌机盲目扔下几枚炸弹扬长而去。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几乎没费任何周折。
大雨初歇,毛泽东策马过江,在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递过来的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几位红军将领恍然大悟,毛泽东重新选择的过江地域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然而,就在这时,一则不幸的消息传来: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过江时突遇敌机轰炸失踪。
钱壮飞,中共情报界顶尖人物。1929年年底,他与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地下情报战斗小组,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长期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果断抢在敌人行动前送出情报,使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批重要领导人免遭罹难。两个月后,身份暴露的钱壮飞历尽艰险,转移到中央苏区。遵义会议后,正是钱壮飞等一干情报高手的卓越工作,为毛泽东神奇用兵提供了既快又准的情报,使得身陷重兵围追堵截之境的红军一次次绝地重生。
情况紧急,周恩来连忙派人寻找钱壮飞。这段时间,钱壮飞身体每况愈下,中革军委刚刚任命他为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尚未到职。
一天,两天……第三天傍晚,仍未找到钱壮飞的影子。
远处的晚霞和近处的杜鹃燃烧在了一起。毛泽东默默点上一支烟。他知道,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专家绝不会轻易落入敌手,很有可能是身遭不测。长征以来悲壮的一幕幕,浮现在毛泽东眼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那支曾经让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无可奈何的红色队伍,不得不走上长征之路;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夜色茫茫,十里相送,战马那最后一声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多少年轻的生命从此倒在了这条凶险莫测的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21日,队伍还没走出江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就在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时,献出25岁的生命。洪超是闻名红军的猛将,曾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当过朱德、毛泽东的警卫排长,担任过四个主力师的师长,也是红军队伍中最年轻的主力师长。他的搭档,是后来成了开国大将的黄克诚。
湘江之战,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五天五夜,8.6万长征大军最后锐减至3万余人。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主力三十四师全军覆没,29岁的师长陈树湘负伤落入敌手。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与陈树湘一样身经百战,战计百出。他们本来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率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原本机动灵活的红军队伍。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激战过后,清澈的江水变成了红色,当地的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没有什么比死者的鲜血更能激发生者的反思了。面对一批批倒下的战友,几乎每一位长征将士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湘江之战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执掌红军——那一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连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都感到,这支疲惫之师突然间仿佛回到了“朱毛”时代。
早春时节,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打打藏藏,神出鬼没,一下子打乱了敌人企图全歼红军于川黔边界的部署。2月28日,红军二占遵义,五天之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的兵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紧接着,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与国民党各路追剿军拉开了一个星期的距离。
然而,就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这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的著名战将,年仅27岁。如血残阳中,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鲜血染红突围之路,留在苏区的队伍成了“死亡军团”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才失邓萍,又失钱壮飞,连折两员大将,长征路上的这个清明,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悲痛。让毛泽东牵挂的,还有那些奉命留在江西的战友。尽管早已与苏区失去联系,但毛泽东清楚,千里之外的苏区无疑面临着更为残酷的局面——那里,有他的胞弟毛泽覃,有他的挚友何叔衡,有因他而受牵连的古柏,还有被他称为“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留在苏区的人,后来被称为“死亡军团”。主力红军长征后,20万国民党军队把苏区团团围住。分散突围,成了这支1万多人队伍的最后希望。 1935年2月24日凌晨,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与敌人遭遇。为了不拖累同行的同志,59岁的何叔衡突然挣脱身边的警卫,纵身跳下了悬崖。瞿秋白不幸被俘,四个月后英勇就义。
何叔衡是毛泽东早在1914年就相识的挚友。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任执行委员长,三年后又一同出席了党的一大。毛泽东对这位大他17岁的长者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1年,何叔衡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主持了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腐败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贪污公款246.70元的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下属“二苏大会”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一案的审判。后因何叔衡不赞成愈演愈烈的“左”的肃反政策,被撤销全部职务。毛泽东身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无力带上自己的老友一同长征。于都河畔的送行,竟成了永别。
那个多雨的春天,成了中央苏区的“死亡春天”。3月6日,党的六大中央委员、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壮烈牺牲。同一天,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古柏也在突围中献出了29岁的生命。
担任过寻邬县委书记的古柏曾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邬调查》的调查工作。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此后,古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残酷打击和错误批判。史称“邓、毛、谢、古”事件。
1937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来信,才知道自己的这位至交早在两年前已经牺牲。他含泪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曾经策划和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同样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那次起义,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加入了红军队伍。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刘伯坚打电话报告张闻天,才使他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他得罪了极左主义的当权者。
叶剑英路过于都,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那片越来越小的中央根据地。3月4日,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向油山突围时,腿部中弹被俘。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3月11日,被敌人押解移狱的刘伯坚,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江西大庾人潮涌动的青菜街。敌人企图以羞辱的方式摧毁刘伯坚的意志,没成想却让这位内心坦荡的坚定革命者当街吟出了不朽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他在信中写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身陷囹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刘伯坚依然在狱卒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狱中月夜》,并成功寄给了兄嫂。行刑那天,他给妻子王叔振写下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12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然而,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些信了。几乎是在刘伯坚牺牲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被害于闽西长汀。
刘伯坚牺牲的3月21日,正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笔——四渡赤水结束的时候……
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是毛泽东率长征大军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1935年的这个清明节,毛泽东甚至无暇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留下任何文字。眼下,他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调出滇军主力,以便让红军迅速到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蒋介石的到来,让毛泽东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佯攻贵阳,清明节上演调虎离山好戏
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毛泽东立即命令营造出佯攻贵阳之势,部队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4月6日,清明节。红军占息烽,下开阳,势如破竹,兵锋直指贵阳城。贵阳城内此时仅有黔军四个团,距贵阳较近的兵力也不过刚刚从遵义战役溃败下来的两个师,根本没有战斗力。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红军,蒋介石措手不及,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护驾”。
孙渡纵队以三天400里的急行军抵达贵阳,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冲出包围圈,一路狂奔进入云南。紧接着,又以威逼昆明之计吸引滇军注意力,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机,抵达金沙江畔。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红军已经靠着七条小船巧渡金沙江向北而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4月25日——清明节后第19天,也就是毛泽东挥师金沙江的时候,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江西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人包围。子弹打光,他又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张浸染了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死者是他的三弟,29岁的毛泽覃。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接到延安。已经在重庆苦苦等待了丈夫八年的张振华,直到此时才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次子钱一平回忆: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
(北京2016年3月29日电)
(责任编辑 王浩钟)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1935年临近清明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悄然开放,马背上的毛泽东却无心欣赏这雨中的红色花海——他的目光,正在投向千里之外的云南。
邓萍阵亡,钱壮飞失踪,早春时节连折两员大将
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用一连串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国民党各路追剿军甩在了身后。不过,上百个团的川军早已完成了长江布防,聚集于川南黔北的国民党追兵有几十万之众。面对前后夹击,从贵州入川过江的原定计划显然已不可能完成,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新的计谋。就在这时,情报探得蒋介石携宋美龄、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晏道刚等飞临贵阳督战,毛泽东心中一喜:机会来了。
3月28日,中革军委留下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迅速南渡乌江。大雨之中,乌云翻滚,正是部队过江的好机会,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敌机盲目扔下几枚炸弹扬长而去。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几乎没费任何周折。
大雨初歇,毛泽东策马过江,在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递过来的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几位红军将领恍然大悟,毛泽东重新选择的过江地域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然而,就在这时,一则不幸的消息传来: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过江时突遇敌机轰炸失踪。
钱壮飞,中共情报界顶尖人物。1929年年底,他与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地下情报战斗小组,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长期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担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果断抢在敌人行动前送出情报,使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批重要领导人免遭罹难。两个月后,身份暴露的钱壮飞历尽艰险,转移到中央苏区。遵义会议后,正是钱壮飞等一干情报高手的卓越工作,为毛泽东神奇用兵提供了既快又准的情报,使得身陷重兵围追堵截之境的红军一次次绝地重生。
情况紧急,周恩来连忙派人寻找钱壮飞。这段时间,钱壮飞身体每况愈下,中革军委刚刚任命他为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尚未到职。
一天,两天……第三天傍晚,仍未找到钱壮飞的影子。
远处的晚霞和近处的杜鹃燃烧在了一起。毛泽东默默点上一支烟。他知道,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专家绝不会轻易落入敌手,很有可能是身遭不测。长征以来悲壮的一幕幕,浮现在毛泽东眼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那支曾经让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无可奈何的红色队伍,不得不走上长征之路;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夜色茫茫,十里相送,战马那最后一声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多少年轻的生命从此倒在了这条凶险莫测的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21日,队伍还没走出江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就在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时,献出25岁的生命。洪超是闻名红军的猛将,曾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当过朱德、毛泽东的警卫排长,担任过四个主力师的师长,也是红军队伍中最年轻的主力师长。他的搭档,是后来成了开国大将的黄克诚。
湘江之战,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五天五夜,8.6万长征大军最后锐减至3万余人。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主力三十四师全军覆没,29岁的师长陈树湘负伤落入敌手。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那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14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与陈树湘一样身经百战,战计百出。他们本来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率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原本机动灵活的红军队伍。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激战过后,清澈的江水变成了红色,当地的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没有什么比死者的鲜血更能激发生者的反思了。面对一批批倒下的战友,几乎每一位长征将士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湘江之战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执掌红军——那一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连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都感到,这支疲惫之师突然间仿佛回到了“朱毛”时代。
早春时节,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打打藏藏,神出鬼没,一下子打乱了敌人企图全歼红军于川黔边界的部署。2月28日,红军二占遵义,五天之内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的兵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紧接着,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与国民党各路追剿军拉开了一个星期的距离。
然而,就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这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的著名战将,年仅27岁。如血残阳中,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鲜血染红突围之路,留在苏区的队伍成了“死亡军团”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才失邓萍,又失钱壮飞,连折两员大将,长征路上的这个清明,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悲痛。让毛泽东牵挂的,还有那些奉命留在江西的战友。尽管早已与苏区失去联系,但毛泽东清楚,千里之外的苏区无疑面临着更为残酷的局面——那里,有他的胞弟毛泽覃,有他的挚友何叔衡,有因他而受牵连的古柏,还有被他称为“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留在苏区的人,后来被称为“死亡军团”。主力红军长征后,20万国民党军队把苏区团团围住。分散突围,成了这支1万多人队伍的最后希望。 1935年2月24日凌晨,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与敌人遭遇。为了不拖累同行的同志,59岁的何叔衡突然挣脱身边的警卫,纵身跳下了悬崖。瞿秋白不幸被俘,四个月后英勇就义。
何叔衡是毛泽东早在1914年就相识的挚友。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任执行委员长,三年后又一同出席了党的一大。毛泽东对这位大他17岁的长者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1年,何叔衡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主持了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腐败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贪污公款246.70元的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下属“二苏大会”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一案的审判。后因何叔衡不赞成愈演愈烈的“左”的肃反政策,被撤销全部职务。毛泽东身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无力带上自己的老友一同长征。于都河畔的送行,竟成了永别。
那个多雨的春天,成了中央苏区的“死亡春天”。3月6日,党的六大中央委员、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壮烈牺牲。同一天,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古柏也在突围中献出了29岁的生命。
担任过寻邬县委书记的古柏曾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邬调查》的调查工作。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此后,古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任中共第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残酷打击和错误批判。史称“邓、毛、谢、古”事件。
1937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来信,才知道自己的这位至交早在两年前已经牺牲。他含泪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曾经策划和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同样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那次起义,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加入了红军队伍。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刘伯坚打电话报告张闻天,才使他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他得罪了极左主义的当权者。
叶剑英路过于都,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那片越来越小的中央根据地。3月4日,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向油山突围时,腿部中弹被俘。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3月11日,被敌人押解移狱的刘伯坚,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江西大庾人潮涌动的青菜街。敌人企图以羞辱的方式摧毁刘伯坚的意志,没成想却让这位内心坦荡的坚定革命者当街吟出了不朽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他在信中写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身陷囹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刘伯坚依然在狱卒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狱中月夜》,并成功寄给了兄嫂。行刑那天,他给妻子王叔振写下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12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然而,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些信了。几乎是在刘伯坚牺牲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被害于闽西长汀。
刘伯坚牺牲的3月21日,正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笔——四渡赤水结束的时候……
一个又一个的噩耗,是毛泽东率长征大军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1935年的这个清明节,毛泽东甚至无暇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留下任何文字。眼下,他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调出滇军主力,以便让红军迅速到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蒋介石的到来,让毛泽东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佯攻贵阳,清明节上演调虎离山好戏
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毛泽东立即命令营造出佯攻贵阳之势,部队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4月6日,清明节。红军占息烽,下开阳,势如破竹,兵锋直指贵阳城。贵阳城内此时仅有黔军四个团,距贵阳较近的兵力也不过刚刚从遵义战役溃败下来的两个师,根本没有战斗力。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红军,蒋介石措手不及,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护驾”。
孙渡纵队以三天400里的急行军抵达贵阳,红军却在贵阳城郊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冲出包围圈,一路狂奔进入云南。紧接着,又以威逼昆明之计吸引滇军注意力,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机,抵达金沙江畔。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红军已经靠着七条小船巧渡金沙江向北而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4月25日——清明节后第19天,也就是毛泽东挥师金沙江的时候,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江西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人包围。子弹打光,他又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张浸染了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死者是他的三弟,29岁的毛泽覃。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接到延安。已经在重庆苦苦等待了丈夫八年的张振华,直到此时才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次子钱一平回忆: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
(北京2016年3月29日电)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