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和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她心急如焚，通过各种途径“揭露”丈夫的面目。
　　 离婚自然涉及分财产，陆娟说：“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粗略估计，我们共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市值应该约有20来亿。”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
　　 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了一对仇敌。
　　 所谓“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许多中国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幸福”的定义也不断被更新。
　　 有一次去拜访“服装首富”周成建，他说了一套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
　　 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商人们，大都是在八九十年代结婚，‘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一个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周成建结过3次婚。我没有细问他是否跨越了上述3个阶段，只是听他说，现在的妻子虽然是财经女，但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不是每一对糟糠夫妻在大富之后都要掀起一场离婚风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周成建的第一位太太在周成建成为“服装首富”之后与其离婚，情形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显然有些“不怀好意”，就好比拿同样结过3次婚的潘石屹为例，如果在SOHO中国上市前后和第一任或第二任太太离婚，然后与张欣结合，他在财产分割上一定也会大伤脑筋。
　　 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荷尔蒙经济学”。商人的婚变与其他人一样，人心变了，感情没了，婚姻宣告死亡，至于彼时钱多钱少，虽不是婚变的决定性力量，但时常充当着诱发因子，并成为争夺战的主要筹码之一。年轻的单身创业者们常会艳羡二三十年前那种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姻，但赵丙贤们却以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当初最好的结婚对象，现在还不是成了最坏的离婚冤家！”土豆网的创始人王微与妻子杨蕾分道扬镳，赶集网的总裁杨浩然与妻子王宏艳反目成仇等，是最近一年来的典型案例。
　　 但硬币都有两面，也有不少事业有成后，婚姻出现危机的商人们，能够把一切都处理得相对妥帖。第一类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通过股票套现补偿前妻洪燕芬，快刀斩乱麻，遵守契约精神，成为和平分手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他和第二任妻子魏雪常公开秀恩爱。第二类像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其原配夫人是师妹谈剑、复星5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二人离异后，郭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而谈剑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第三类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不能躲，他们处理婚姻危机的做法是：坐下来磋商，建立一种“新秩序”。
　　 “发家”前离婚的两种商人最为扎眼。一种如网游与金融达人史玉柱。他30岁离婚时，妻子董春兰尽管深知他正处在“发家”的前夜，但由于受不了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分居两地而离婚。史玉柱至今单身，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开玩笑称“找到老婆就退休”。
　　 第二种如钢铁业巨富杜双华，其离婚手法堪称离奇。他的妻子宋雅红向法院起诉离婚时，吃惊地发现法院已经在2001年就判决他们离婚了，而她却浑然不知。杜双华真是“未雨绸缪”——他是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集团，5年后成为中国钢铁业首富的。而对于其陷入的离婚风波，有些人批其蹩脚，也有人赞其高明：大方向没错，只是技术路径欠佳罢了！■
　　（摘自《南方周末》）（责编 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