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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舞蹈是民族的记忆、城市的表情、人性的梦魇。周璇的一曲《夜上海》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民国时期上海发达的夜生活，令人展开对繁华都会的无限历史文化想象。舞会作为上海一种都市文化景观，跳舞作为上海市民一种娱乐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上海都市化发展进程中一道独特的视觉景观，为五光十色的上海赢得“东方巴黎”的美誉，添上了浓墨重彩一笔。
同时，舞会文化的兴衰与上海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是上海市民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在不同侧面展现了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市民精神和人文底蕴。舞会与跳舞在一代代上海作家笔下绽放出别具一格的光彩，他们或描摹都市景观，或反映时代变迁，或引领怀旧风潮，或展现市民心灵世界，其写作态度也因各自叙事立场的不同，呈现出或批判、或反思、或迷恋、或缅怀的复杂情绪，使上海的舞蹈如多棱镜般折射五光十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图景上一个十分特殊的都市文化符号。
上海的狐步舞：摩登城市的畸形繁华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年代，但上海却异军突起，已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五大都市，迈入一个消费日益丰盈的时代。商场、大街、影院、舞厅、咖啡馆和游乐场等现代都市公共场所，都在上海发展得尤为成熟。在众多海派作家的笔下，往往充斥着显现强烈都市特征的要素，舞厅作为都市新型娱乐空间，构成了海派作家笔下或真实或想象的独特的上海都市风貌。
张爱玲在《谈跳舞》中说道：“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随着西方舞会和跳舞进入上海都市空间，中国人普遍开始学跳社交舞，其中“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分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1]这句话也许难免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舞厅和跳舞当时风靡上海滩的隐秘初衷。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对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道德约束力;而大都市则是陌生人社会，个人身份和行为等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为异性男女提供了庇护并使其躲开窥伺的目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匿名性，它的非人格化，对于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鼓励。”[2]
对于新感觉派作家而言，都市是其作品灵感不断的母体，舞厅不仅是他们最熟悉的娱乐和消费空间之一，也是他们表现上海都市的声色光影、浮华新奇的重要道具。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是一篇典型的都市小说，小说开篇即是一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他用“地狱”与“天堂”两个截然相反的词汇来形容上海，似乎暗示了畸形繁华的上海十里洋场。小说运用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先后交叉描述了上海的夜晚几个互不相关但又几乎同时发生的生活场景，拼接展现了上海都市生活繁复驳杂的不同横截面。其中一个场景是富豪的姨太太与继子偷情，并向富豪要钱去夜总会歌舞宴乐。舞厅中，“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兹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3]。女人的笑脸、翡翠坠子、鞋跟，男人雪白的衬衫领子和蓬松的头发，昏黄的灯光下耳畔露骨的情话，萨克斯风伸长着脖子在演奏等景象，共同构筑起一个暧昧的都市情欲空间。一切动静声色在华尔兹的旋律伴奏下进行着，奢华而又糜烂的都市夜生活呈现着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态面貌，文明历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践踏和摧残。“狐步舞”成为上海封建文化与外来商业文化、新兴阶级文化的交流与冲撞的象征，富丽繁华与贫困死亡构成东方都市生活一个铜币的两面。
黑灯舞会：意识形态空间与对大众娱乐空间的挤压
人们的娱乐习惯往往与一定时期内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的娱乐形式或者受该时期国家的政治要求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或者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而不断更新，呈现出新的特性，从而摆脱国家权力话语的束缚，走向自主与自我彰显的方向。列斐伏尔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一文中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4]空间能够通过其形态及其背后的话语建构无声宣泄着自己的情感意识。
1949年以后，作为受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可避免面临被改造的命运，旧上海的痕迹被铲除与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象征的娱乐方式—跳舞，自然难逃政治的镇压与规训。上海的舞蹈随着公馆人家在花园洋房内举办家庭舞会后被划为“黑灯舞会”而逐渐销声匿迹。
“黑灯舞会”，其实只不过将灯光调得柔和一点、富有情调一点，放上几张轻音乐唱片，备点咖啡西点而已。然而，通过命名可看出其在当时是具有非法的地下性质和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叛逆性。跳舞成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禁忌，成為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方式的象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规训和匮乏呆板的都市生活中，上海人热衷于享受生活、迷恋西方文化的市民性格仍然如地下潜流般汩汩不竭地流淌，城市娱乐化的欲望、隐秘与幻想仍在悄然滋长，与意识形态形成一种隐忍式的持久对抗。但这种微小的世俗文化的享乐，有意无意间对意识形态的触犯，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陈丹燕的小说《慢船去中国》讲述了一个以鸦片交易而兴起的买办家族留在大陆的后代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其中一个主人公哈尼，是老买办的孙子，生于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正逢青少年时期。爵士乐的旋律，中国化了的西餐，西方画报上的图片，道听途说的西方生活景象……造就了他对西方世界不成熟的迷恋和碎片化的想象。于是，他与一帮年青的朋友组织了一支小型爵士乐队，并在家中悄悄举办舞会。及至舞会暴露，这些年轻人无一逃脱政治的惩罚。20出头的哈尼被迫中辍学业，发配新疆农垦劳动，付出了人生十余年青春的巨大代价。多年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他终于来到纽约，和青春时想象中的西方相遇。当在小酒馆中听到那支“慢船去中国”的爵士乐，内心百感交集，在歌曲抒发的黑奴的乡愁中辨识到自己的荒芜青春。这样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并非完全来自小说家的虚构，而是有着坚实而悲剧性的现实基础。程乃珊在《圆台面》中讲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人公黄鹂是20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毕业生，因在大学毕业前在家中与好友举办家庭舞会而被诬为“反革命”小集团，因15分钟的舞会承受了整整15年的牢狱之苦。特殊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空间对大众娱乐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碾压从中可见一斑。 冬天我们跳舞：城市娱乐活动的复苏与时代的错位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国家和社会关系格局也随之变化。上海经济再度腾飞，都市化进程重新步入正轨，消费主义快速膨胀，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增强，跳舞等各种市民娱乐活动再度回归市民文化视野。然而当年精致优雅、具有浓郁西方特色的海派舞会文化已经走样。舞会与跳舞，不仅呈现出新旧上海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巨大落差，而且呈现出不同代际上海人心理空间的迥异，成为上海市民的肖像画和城市性格侧写。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專门有一章《舞会》，展现了进入新时代的上海都市生活风貌、人物情感世界的波澜起伏和人物与时代的错位。面对新时代，“上海的芯子”王琦瑶已不复青春，上海已经是女儿薇薇们的时代，城市文化韵味“已经是走了样的”，“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这一代人是“为跳舞而跳舞”，“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舞步的认真劲便可明白。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的”。[5]新时代上海可谓是埋头苦干的时尚，集回顾与瞻望于一身，僵硬肢体经历了长久的扭曲和压抑后，一时还难以施展开来，曾经盛极一时的海派文化也难以在时光侵蚀中完整地旧梦重现。王琦瑶用尽一生去坚守老上海的风情和城市的底蕴与根基，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终究难逃华丽落幕、黯然退场的结局。舞会的兴起与衰落和上海的城市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成为上海都市历史的某种写照。
唐颖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中，故事的时间背景发生在1978年的冬天，此时的上海再次暗香浮动，改革开放、知青回城、恢复高考等社会事件为上海的冬天带来春天的气息。舞会等市民生活娱乐方式也再度悄然兴起，20岁的“我”刚刚成为一名大学生，并和妈妈一起参加其同事旧伯伯的舞会。重新开放的舞会上，舞池由最初的空空荡荡—肢体被束缚太久的都市人对崭新的时代与生活充满期待与恐惧，逐渐变成男男女女带着壮烈的表情，用笨拙的脚步跟上舞曲的旋律，探索着上海城市化的脉搏。“我在这一刻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开始了。”面对重新焕发都市色彩的舞会，不同代际的上海人却有着不同的内心感触，尴尬地面临时代的错位：上海的老克勒旧伯伯在新时代的旧洋楼里，通过跳舞追寻着失落的时光和曾经谙熟的生活方式，“人生又有了称得上理想的光芒”;母亲曾是当年的舞会皇后，但当音乐再度响起时她却已年华老去，如同衣橱中精致却褪色的衣裙，即便精心装扮也不再是舞会的中心，心中交织着渴望、雀跃、失落、伤感的复杂情绪;作为一名在物质匮乏、娱乐消亡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女，“我”渴望像母亲一辈人一样拥有娴熟优雅的舞姿和生活方式，但又常常因身形粗壮、装扮不够时尚而感到自卑，“我的年轻成为某种遗憾，而我熟悉的时代，一个简陋粗暴的时代正在妈妈和老旧的舞步中远去”[6];旧伯伯的爱人在跳舞场上产生婚外恋，而我也不断听说因为跳舞让一些家庭破碎的故事，“这突如其来的新时代让许多人失衡了”;校园舞会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学舞的队伍很快稀疏，因为很多大学同学已经人到中年，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而无暇感受跳舞的欢乐。小说通过跳舞与新时代开始之间的微妙关系，反映了新时代来临时都市人复杂的心灵层面。
欲望探戈：都市人心灵空间的深入探索
王安忆的小说世界，跳舞不可或缺，舞蹈不仅是肢体语言，更是都市人的心灵语言。她不仅聚焦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反映都市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而且擅长通过跳舞展现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生活，探索微妙而幽暗的两性关系空间。
《长恨歌》中，跳舞是男女关系你进我退方寸之间的心理探索。王琦瑶与康明逊相互暧昧，又相互试探，彼此间爱恋的升腾与情欲的纠缠有了捉迷藏般的玄妙。“这就像舞步里的快三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也能从池子的这边舞到那边，即使再舞回来，也有些人事皆非似的。一支舞曲奏完，心里便蓄了些活跃和满足。”[7]短篇小说《舞伴》以跳舞缺少舞伴为切口，展现了四个处于已婚、离婚、单身不同感情状态的闺中密友的感情生活。她们常常因缺少舞伴在舞会上坐冷板凳，内心充满寂寥，望着舞场上旋转的舞搭子，渴望出现不期然的艳遇。她们也曾将上海老克勒、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拉入舞伴阵营，但结果往往并不令人满意。这实际上折射出都市女性的精神生活：她们渴望艳遇和刺激，渴望男性的温存和稍稍脱离婚姻束缚的感情生活。短篇小说《闺中》讲述了一个上海独身女人的一生，她仿佛和时代的沧桑巨变永远保持着某种距离，带着旧日的时尚“从世事里走过来的”，即使和母亲去跳舞，选择的也是破产工厂办的中老年人舞厅或者母女俩单位里举办的联谊性质的舞会，票价便宜，风气也正派规矩。她们彼此配合，和谐跳舞，偶尔也接受别人的邀请，永远准点回家。舞厅的选择代表了她对生活的态度：注重稳妥，不奢求、不越界，安分守己。
在新近小说《乡关处处》中，王安忆已不止于对上海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描摹，而将笔触更多地对准进入上海的外乡人与城市的隔阂与融入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寻常巷陌、市井人生中小市民的体贴和关照令人动容。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宁波乡下的老保姆月娥融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生。月娥初到上海也是“怯怯的”，随着在大都市中辗转腾挪，以一己之眼窥见了大上海不同阶层、不同人生的悲喜哀乐，逐渐从上海的看客变成主人，成为繁华都市之海中的一根针。其中颇有意思的是她和一伙同乡去舞场跳舞的“奇迹”：在菜市场房顶搭出来的名叫“威尼斯”（这种命名方式是否可谓上海市民阶层和国际化接轨的一种都市化想象？）的简陋舞场里，她们几位同乡合请一位上海老师父轮流学跳社交舞，结果因舞场里灯光昏暗，人事混杂，导致钱包不翼而飞，月娥“只认定舞场是个危险的地方，从此再不去了”。这段经历与她终日从一个灶间奔赴另一个灶间的日常生活是迥然不同的，仿若带了点都市冒险的意味。而她对如今的境遇满意而庆幸，呈现出外乡人借由跳舞积极融入上海市民生活的努力与尝试：“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千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 [8] 上海的老克勒：海派风华的昨日重现
程乃珊的创作多取材于上海独特的时代背景、家族故事和人生境遇，她笔下的上海舞蹈，津津乐道于阶层舞会和舞厅的讲究、老克勒的绅士风度，追忆和缅怀旧上海风情，是上海怀旧风潮的引领者。在她的笔下，旧上海贵族阶层的生活优雅精致，即使在时代浪潮中从云端跌落尘土的上海贵族仍然保持着生活的乐趣，反映了一脉相承的上海市民文化性格。
在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中，她将上层社会对跳舞的讲究一一数来。她在《洋盘上海开洋荤》中讲上海舞厅的繁华令战后经上海辗转回国的美国大兵都流连忘返，“来上海不白相（玩）跳舞厅，好比去纽约不到曼哈顿”[9]。她在《绿屋情缘》中讲述家族历史，讲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大太太、自己的婆婆如何以70多岁高龄在拮据的亭子间欣然为后人示范标准的舞步时，才淡淡一提老宅绿屋底楼跳舞厅的弹簧地板，闪烁出贵族阶层的海派华彩。在《上海的老克勒》中，她讲到上海展览馆前一个平民沙龙上，自己认识的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克勒穿一套笔挺的过时尖角领西装，带着年轻的舞伴，踩着20世纪30年代的格兰米纳的旋律，在粗糙的人行道路面上轻捷地旋转着，与繁华的老建筑构成一幅都市浮世绘—“人说海派，其实就是这样一人一景，一砖一瓦，将时间和空间糅合而成的一门艺术”[10] 。20世纪30年代的绅士旋转在21世纪的街头，这种时光错位也只有在上海才会见识到。上海短短十多年能够重现往昔的艳美绚丽，正是因为这样有上海市民精神和海派风情的老克勒们的存在。同时老克勒们也反映了上海市民的文化性格—穷开心。“在五星級酒店夜总会也是跳舞，这里也是跳舞，钞票乐得省的。”上海人的豁达和善于自我调侃跃然纸上。
新世纪为上海消费主义文化奉上一场更加盛大的宴席，上海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消费娱乐方式日趋丰富。在卫慧、棉棉等新一代作家的笔下，舞会已经成为一个落伍的文化符号，酒吧、摇滚乐队等新一类娱乐事物逐渐取代了曾经风靡几代上海人的舞会文化。现代上海的形象在时代的轰鸣列车中不断更替着指涉符号。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谈跳舞》，《流言》，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3]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全集》（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
[4][法]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5]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6]唐颖：《冬天我们跳舞》，《新世纪中国小说销售排行榜精选（短篇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7]王安忆：《长恨歌》，第176页。
[8]王安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9]程乃珊：《洋盘上海开洋荤》，《上海Memory》，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59页。
[10]程乃珊：《上海老克勒》，《上海Color》，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48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同时，舞会文化的兴衰与上海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是上海市民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在不同侧面展现了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市民精神和人文底蕴。舞会与跳舞在一代代上海作家笔下绽放出别具一格的光彩，他们或描摹都市景观，或反映时代变迁，或引领怀旧风潮，或展现市民心灵世界，其写作态度也因各自叙事立场的不同，呈现出或批判、或反思、或迷恋、或缅怀的复杂情绪，使上海的舞蹈如多棱镜般折射五光十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图景上一个十分特殊的都市文化符号。
上海的狐步舞：摩登城市的畸形繁华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年代，但上海却异军突起，已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五大都市，迈入一个消费日益丰盈的时代。商场、大街、影院、舞厅、咖啡馆和游乐场等现代都市公共场所，都在上海发展得尤为成熟。在众多海派作家的笔下，往往充斥着显现强烈都市特征的要素，舞厅作为都市新型娱乐空间，构成了海派作家笔下或真实或想象的独特的上海都市风貌。
张爱玲在《谈跳舞》中说道：“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随着西方舞会和跳舞进入上海都市空间，中国人普遍开始学跳社交舞，其中“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分的，否则为什么两个女人一同跳就觉得无聊呢？”[1]这句话也许难免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舞厅和跳舞当时风靡上海滩的隐秘初衷。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对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道德约束力;而大都市则是陌生人社会，个人身份和行为等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为异性男女提供了庇护并使其躲开窥伺的目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匿名性，它的非人格化，对于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鼓励。”[2]
对于新感觉派作家而言，都市是其作品灵感不断的母体，舞厅不仅是他们最熟悉的娱乐和消费空间之一，也是他们表现上海都市的声色光影、浮华新奇的重要道具。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是一篇典型的都市小说，小说开篇即是一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他用“地狱”与“天堂”两个截然相反的词汇来形容上海，似乎暗示了畸形繁华的上海十里洋场。小说运用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先后交叉描述了上海的夜晚几个互不相关但又几乎同时发生的生活场景，拼接展现了上海都市生活繁复驳杂的不同横截面。其中一个场景是富豪的姨太太与继子偷情，并向富豪要钱去夜总会歌舞宴乐。舞厅中，“舞着：华尔兹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站在华尔兹旋律上飘飘地，飘飘地”[3]。女人的笑脸、翡翠坠子、鞋跟，男人雪白的衬衫领子和蓬松的头发，昏黄的灯光下耳畔露骨的情话，萨克斯风伸长着脖子在演奏等景象，共同构筑起一个暧昧的都市情欲空间。一切动静声色在华尔兹的旋律伴奏下进行着，奢华而又糜烂的都市夜生活呈现着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态面貌，文明历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践踏和摧残。“狐步舞”成为上海封建文化与外来商业文化、新兴阶级文化的交流与冲撞的象征，富丽繁华与贫困死亡构成东方都市生活一个铜币的两面。
黑灯舞会：意识形态空间与对大众娱乐空间的挤压
人们的娱乐习惯往往与一定时期内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的娱乐形式或者受该时期国家的政治要求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或者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进步而不断更新，呈现出新的特性，从而摆脱国家权力话语的束缚，走向自主与自我彰显的方向。列斐伏尔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一文中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4]空间能够通过其形态及其背后的话语建构无声宣泄着自己的情感意识。
1949年以后，作为受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不可避免面临被改造的命运，旧上海的痕迹被铲除与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象征的娱乐方式—跳舞，自然难逃政治的镇压与规训。上海的舞蹈随着公馆人家在花园洋房内举办家庭舞会后被划为“黑灯舞会”而逐渐销声匿迹。
“黑灯舞会”，其实只不过将灯光调得柔和一点、富有情调一点，放上几张轻音乐唱片，备点咖啡西点而已。然而，通过命名可看出其在当时是具有非法的地下性质和与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叛逆性。跳舞成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禁忌，成為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方式的象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规训和匮乏呆板的都市生活中，上海人热衷于享受生活、迷恋西方文化的市民性格仍然如地下潜流般汩汩不竭地流淌，城市娱乐化的欲望、隐秘与幻想仍在悄然滋长，与意识形态形成一种隐忍式的持久对抗。但这种微小的世俗文化的享乐，有意无意间对意识形态的触犯，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陈丹燕的小说《慢船去中国》讲述了一个以鸦片交易而兴起的买办家族留在大陆的后代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其中一个主人公哈尼，是老买办的孙子，生于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正逢青少年时期。爵士乐的旋律，中国化了的西餐，西方画报上的图片，道听途说的西方生活景象……造就了他对西方世界不成熟的迷恋和碎片化的想象。于是，他与一帮年青的朋友组织了一支小型爵士乐队，并在家中悄悄举办舞会。及至舞会暴露，这些年轻人无一逃脱政治的惩罚。20出头的哈尼被迫中辍学业，发配新疆农垦劳动，付出了人生十余年青春的巨大代价。多年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潮起潮落，他终于来到纽约，和青春时想象中的西方相遇。当在小酒馆中听到那支“慢船去中国”的爵士乐，内心百感交集，在歌曲抒发的黑奴的乡愁中辨识到自己的荒芜青春。这样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并非完全来自小说家的虚构，而是有着坚实而悲剧性的现实基础。程乃珊在《圆台面》中讲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人公黄鹂是20世纪6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毕业生，因在大学毕业前在家中与好友举办家庭舞会而被诬为“反革命”小集团，因15分钟的舞会承受了整整15年的牢狱之苦。特殊时代意识形态的权力空间对大众娱乐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碾压从中可见一斑。 冬天我们跳舞：城市娱乐活动的复苏与时代的错位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国家和社会关系格局也随之变化。上海经济再度腾飞，都市化进程重新步入正轨，消费主义快速膨胀，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增强，跳舞等各种市民娱乐活动再度回归市民文化视野。然而当年精致优雅、具有浓郁西方特色的海派舞会文化已经走样。舞会与跳舞，不仅呈现出新旧上海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巨大落差，而且呈现出不同代际上海人心理空间的迥异，成为上海市民的肖像画和城市性格侧写。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專门有一章《舞会》，展现了进入新时代的上海都市生活风貌、人物情感世界的波澜起伏和人物与时代的错位。面对新时代，“上海的芯子”王琦瑶已不复青春，上海已经是女儿薇薇们的时代，城市文化韵味“已经是走了样的”，“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这一代人是“为跳舞而跳舞”，“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舞步的认真劲便可明白。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的”。[5]新时代上海可谓是埋头苦干的时尚，集回顾与瞻望于一身，僵硬肢体经历了长久的扭曲和压抑后，一时还难以施展开来，曾经盛极一时的海派文化也难以在时光侵蚀中完整地旧梦重现。王琦瑶用尽一生去坚守老上海的风情和城市的底蕴与根基，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终究难逃华丽落幕、黯然退场的结局。舞会的兴起与衰落和上海的城市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成为上海都市历史的某种写照。
唐颖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中，故事的时间背景发生在1978年的冬天，此时的上海再次暗香浮动，改革开放、知青回城、恢复高考等社会事件为上海的冬天带来春天的气息。舞会等市民生活娱乐方式也再度悄然兴起，20岁的“我”刚刚成为一名大学生，并和妈妈一起参加其同事旧伯伯的舞会。重新开放的舞会上，舞池由最初的空空荡荡—肢体被束缚太久的都市人对崭新的时代与生活充满期待与恐惧，逐渐变成男男女女带着壮烈的表情，用笨拙的脚步跟上舞曲的旋律，探索着上海城市化的脉搏。“我在这一刻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开始了。”面对重新焕发都市色彩的舞会，不同代际的上海人却有着不同的内心感触，尴尬地面临时代的错位：上海的老克勒旧伯伯在新时代的旧洋楼里，通过跳舞追寻着失落的时光和曾经谙熟的生活方式，“人生又有了称得上理想的光芒”;母亲曾是当年的舞会皇后，但当音乐再度响起时她却已年华老去，如同衣橱中精致却褪色的衣裙，即便精心装扮也不再是舞会的中心，心中交织着渴望、雀跃、失落、伤感的复杂情绪;作为一名在物质匮乏、娱乐消亡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女，“我”渴望像母亲一辈人一样拥有娴熟优雅的舞姿和生活方式，但又常常因身形粗壮、装扮不够时尚而感到自卑，“我的年轻成为某种遗憾，而我熟悉的时代，一个简陋粗暴的时代正在妈妈和老旧的舞步中远去”[6];旧伯伯的爱人在跳舞场上产生婚外恋，而我也不断听说因为跳舞让一些家庭破碎的故事，“这突如其来的新时代让许多人失衡了”;校园舞会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学舞的队伍很快稀疏，因为很多大学同学已经人到中年，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而无暇感受跳舞的欢乐。小说通过跳舞与新时代开始之间的微妙关系，反映了新时代来临时都市人复杂的心灵层面。
欲望探戈：都市人心灵空间的深入探索
王安忆的小说世界，跳舞不可或缺，舞蹈不仅是肢体语言，更是都市人的心灵语言。她不仅聚焦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反映都市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而且擅长通过跳舞展现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生活，探索微妙而幽暗的两性关系空间。
《长恨歌》中，跳舞是男女关系你进我退方寸之间的心理探索。王琦瑶与康明逊相互暧昧，又相互试探，彼此间爱恋的升腾与情欲的纠缠有了捉迷藏般的玄妙。“这就像舞步里的快三步，进进退退，退退进进，也能从池子的这边舞到那边，即使再舞回来，也有些人事皆非似的。一支舞曲奏完，心里便蓄了些活跃和满足。”[7]短篇小说《舞伴》以跳舞缺少舞伴为切口，展现了四个处于已婚、离婚、单身不同感情状态的闺中密友的感情生活。她们常常因缺少舞伴在舞会上坐冷板凳，内心充满寂寥，望着舞场上旋转的舞搭子，渴望出现不期然的艳遇。她们也曾将上海老克勒、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拉入舞伴阵营，但结果往往并不令人满意。这实际上折射出都市女性的精神生活：她们渴望艳遇和刺激，渴望男性的温存和稍稍脱离婚姻束缚的感情生活。短篇小说《闺中》讲述了一个上海独身女人的一生，她仿佛和时代的沧桑巨变永远保持着某种距离，带着旧日的时尚“从世事里走过来的”，即使和母亲去跳舞，选择的也是破产工厂办的中老年人舞厅或者母女俩单位里举办的联谊性质的舞会，票价便宜，风气也正派规矩。她们彼此配合，和谐跳舞，偶尔也接受别人的邀请，永远准点回家。舞厅的选择代表了她对生活的态度：注重稳妥，不奢求、不越界，安分守己。
在新近小说《乡关处处》中，王安忆已不止于对上海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描摹，而将笔触更多地对准进入上海的外乡人与城市的隔阂与融入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寻常巷陌、市井人生中小市民的体贴和关照令人动容。小说讲述了一个来自宁波乡下的老保姆月娥融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生。月娥初到上海也是“怯怯的”，随着在大都市中辗转腾挪，以一己之眼窥见了大上海不同阶层、不同人生的悲喜哀乐，逐渐从上海的看客变成主人，成为繁华都市之海中的一根针。其中颇有意思的是她和一伙同乡去舞场跳舞的“奇迹”：在菜市场房顶搭出来的名叫“威尼斯”（这种命名方式是否可谓上海市民阶层和国际化接轨的一种都市化想象？）的简陋舞场里，她们几位同乡合请一位上海老师父轮流学跳社交舞，结果因舞场里灯光昏暗，人事混杂，导致钱包不翼而飞，月娥“只认定舞场是个危险的地方，从此再不去了”。这段经历与她终日从一个灶间奔赴另一个灶间的日常生活是迥然不同的，仿若带了点都市冒险的意味。而她对如今的境遇满意而庆幸，呈现出外乡人借由跳舞积极融入上海市民生活的努力与尝试：“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千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 [8] 上海的老克勒：海派风华的昨日重现
程乃珊的创作多取材于上海独特的时代背景、家族故事和人生境遇，她笔下的上海舞蹈，津津乐道于阶层舞会和舞厅的讲究、老克勒的绅士风度，追忆和缅怀旧上海风情，是上海怀旧风潮的引领者。在她的笔下，旧上海贵族阶层的生活优雅精致，即使在时代浪潮中从云端跌落尘土的上海贵族仍然保持着生活的乐趣，反映了一脉相承的上海市民文化性格。
在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中，她将上层社会对跳舞的讲究一一数来。她在《洋盘上海开洋荤》中讲上海舞厅的繁华令战后经上海辗转回国的美国大兵都流连忘返，“来上海不白相（玩）跳舞厅，好比去纽约不到曼哈顿”[9]。她在《绿屋情缘》中讲述家族历史，讲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大太太、自己的婆婆如何以70多岁高龄在拮据的亭子间欣然为后人示范标准的舞步时，才淡淡一提老宅绿屋底楼跳舞厅的弹簧地板，闪烁出贵族阶层的海派华彩。在《上海的老克勒》中，她讲到上海展览馆前一个平民沙龙上，自己认识的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克勒穿一套笔挺的过时尖角领西装，带着年轻的舞伴，踩着20世纪30年代的格兰米纳的旋律，在粗糙的人行道路面上轻捷地旋转着，与繁华的老建筑构成一幅都市浮世绘—“人说海派，其实就是这样一人一景，一砖一瓦，将时间和空间糅合而成的一门艺术”[10] 。20世纪30年代的绅士旋转在21世纪的街头，这种时光错位也只有在上海才会见识到。上海短短十多年能够重现往昔的艳美绚丽，正是因为这样有上海市民精神和海派风情的老克勒们的存在。同时老克勒们也反映了上海市民的文化性格—穷开心。“在五星級酒店夜总会也是跳舞，这里也是跳舞，钞票乐得省的。”上海人的豁达和善于自我调侃跃然纸上。
新世纪为上海消费主义文化奉上一场更加盛大的宴席，上海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人民消费娱乐方式日趋丰富。在卫慧、棉棉等新一代作家的笔下，舞会已经成为一个落伍的文化符号，酒吧、摇滚乐队等新一类娱乐事物逐渐取代了曾经风靡几代上海人的舞会文化。现代上海的形象在时代的轰鸣列车中不断更替着指涉符号。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谈跳舞》，《流言》，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3]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全集》（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
[4][法]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5]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6]唐颖：《冬天我们跳舞》，《新世纪中国小说销售排行榜精选（短篇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7]王安忆：《长恨歌》，第176页。
[8]王安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9]程乃珊：《洋盘上海开洋荤》，《上海Memory》，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59页。
[10]程乃珊：《上海老克勒》，《上海Color》，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48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