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余光中先生在他的《日不落家》中提到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则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在陪伴儿子的半个童年中我尽力去追忆那随风远逝的自己的一个童年，可连零星片点的残骸也无以找寻。
一天在陪儿子看书时，无意中读到了张承志的《黄泥小屋》，刹那间，我不仅因原生态木刻画般的生活而激动，也因人性的善良诚挚而产生共鸣，更多的则是因为那滴到我心头的点点“黄泥”，一下子如洪峰决堤般让我重见到了年少时的“黄泥”。
我的“黄泥”，既没有晁盖大哥在黄泥岗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豪爽，也没有张承志笔下那被炊烟熏得黑乎乎的黄泥小屋令人神往。我的“黄泥”不仅是当年启蒙学校的地名，不仅是涂在教室墙上干枯的黄泥，更是求学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没至膝盖的黄泥。
那时候为了在教室里能穿上一双干鞋，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赤着脚踩在深秋乃至飘雪的黄泥里，及到校门口，才在校门前的池塘里把早已冻成红虾子的小脚伸入刺骨的塘水里摆一摆，然后，在一阵哆嗦之后，像大人一样煞有其事地把水淋淋的脚在裤脚口相互擦拭一下，再从书包里拿出早已看不清原来颜色的布鞋，小心翼翼地伸进去，接着一个个像王子般挺起小胸脯走进教室。
于是，十岁的我想拥有一双小雨鞋就成了犹如儿子现在想要一套全自动、高智能电动玩具一样的梦想。可无论我如何撒娇、乞求，甚至比现在的儿子还要任性地耍赖，得到的永远是父亲清贫而遗憾的一笑。还是在油灯下纳布鞋底的母亲出了一个主意。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经济都相当困难，农村经济在刚刚“割过资本主义尾巴”以后更是极度萧条，也许是为了弥补当时油料作物不够的原因，那时收购站大量收购蓖麻（一种可以炼油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母亲说：“在你每天上学的路上我们家有一块自留地，今年就留给你种蓖麻，我们提供种子，其余的事就靠你自己，收获蓖麻所卖的钱全部归你，记住‘人勤地不懒’。”
也许是被我的热情打动，也许是想让我早日体验到挣钱的不易、生活的艰辛，父亲当晚就专门为我将平日里一把小号锄头整理好，并在第二天将我带到地头，帮我将地翻好，并播下蓖麻种。以后的日子里，为了我小脑袋里梦中的那双雨鞋，每天上学我总会扛上那属于我的“专用”锄头，到地头后锄几下，然后将锄头放在草垅里，放学后再锄几下才带着锄头回家。那时，周末学校放一天半假，可我一下都不敢和村里小伙伴们去玩，因为父亲说过只给种子，不给肥。好在那个时候农村的猪都是放养的，于是每逢周末我就提着粪箢盯着村子里那几只有限的并不肥硕的猪的屁股。
父亲常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片经过我汗水浸泡已不再贫脊的黄土地，在收获的季节果然没有辜负我。那年的蓖麻卖得忒好，那一把早已忘记钱币张数的壹圆柒角钱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自己汗水换来的巨额财富。她不仅从物质上圆了我的雨鞋梦，更使那个破败书店内陈旧柜台中的《小兵张嘎》走进了我的书包，使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
那时候的我们远没有现在孩子们的动画片、漫画片以及各种电玩，除了节假日里上树掏鸟、下河捉鱼，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攒够了几个牙膏皮（记得那时候是卖一分钱一个），或几斤破玻璃后，到小镇的收购组去换一两张两分或五分的毛票，然后在电影院门口的地摊上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图书（一种连环画，约32开大小），只要有五个牙膏皮，就可以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过把足瘾了。
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要求，在那个年月，很多孩子是无法满足的，因为五个牙膏皮可以换一斤盐，供一家人吃一个月。幸好我有一个明智的父亲：用三箢猪粪可换一只家中用过的牙膏皮。正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又能绘生绘色地对一些人物和情节进行讲述，所以每当夏夜我就成了那些叔伯婶娘的宠儿。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电扇、更没有电视，晚饭后，各家搬出竹床到禾场上，在谈论完白天的农活、安排好明天的生计后，大人总得有一种娱乐来消磨这段难得的闲暇。记得一本《侠女十三妹》让年少的我在大人们面前出尽了风头，就是我那年迈、困苦的老奶奶灰色的脸庞上也因此多了几丝红润。可现在，发达的高科技使人们在享受夏日凉风和各类新闻、影像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淡隔膜。今天，夏夜凉风中星空下一群成人围绕一个少年听他娓娓闲话的场景，已是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候，因为日子甚是艰难，更因为奶奶的疼爱，我从出生的第二年起就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一直到十七岁那年去他乡求学。回想起在黄泥念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家根本没有钟表，老人总是等到鸡叫五遍后就起床，颤颤巍巍忙碌着做好早饭，然后再叫醒熟睡中的我。因为学校离家较远，而老师要求我们上早自习，却又不能为学生提供早餐，所以我们只能在清晨吃过早饭后，或打着雨伞、或顶着星星去上早自习，直到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滑了过去。
有一天，爷爷、奶奶要去三姑家办事，怕我晚上一个人怕黑，就叫族内的一个哑伯跟我做伴。这个哑伯既聋又哑，根本听不到鸡叫五遍的声音。也许正因为缺失了奶奶的长夜守候，那夜的我一改以前的熟睡，总是在模糊的睡意中竖着耳朵听鸡叫，终于在恍恍惚惚中听到了鸡叫声，于是连忙下床，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洗完脸，斜背上烙有那个时代印记的草绿色书包就开门上学去了。
门外的月光如同昨天清晨一样皎洁，宁静而萧瑟的田野上，除了几只在晚稻桩下搜寻人们难得遗漏的稻穗的田鼠外，没有一个人影。当我来到学校时，发现沉重的枫木校门紧闭，推了几下没推开，我也不敢大声喊叫。于是就垫着书包坐在校门口的地上，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来校同学们的戏谑声吵醒了我。我摸着满头的白霜，和同学们一块走进了破败的教室，刚刚点燃的煤油灯在微风中摇曳。现在想来，那天早自习上学大约是凌晨两点左右吧，虽然那学校已成为历史遗迹，可凌晨的我坐在校门口的书包印，清晰可见，那段经历将伴随我一生。
在那个狭小的四合院里，尽管没有现在学校常备的实验仪器、运动器材，课堂也没有交互式的电子白板、电脑终端，但却给年少的我留下无尽的美好的回忆。记得那个时候，教《生物学》的是位矮个子、半秃顶的陈老师，听其余老师议论，他是个右派。那个时候，天真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知道他的课特别有意思。陈老师不仅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生物学常识，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讲到真菌时，他告诉我们自己在鸡笼里偷着做试种蘑菇的实验，因为一直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很多程序难以达到无菌操作。我们知道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像陈老师这种“出身不好”的人，一旦被发现偷种这些“资本主义的毒苗”，后果不敢设想。
早已作古的陈老师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因为当年他那“不成功的启蒙”，却激发了我对微生物的兴趣，不仅在大学选修了《食用菌种植》，在工作之后还将这些成熟食用菌种植方式手把手地教给我的学生，并且在当时学校所在的小镇义务推广。正如我的同事后来所说，现在小镇种植食用菌大多是我的“徒子徒孙”，我其中的一个学生的“花菇种植基地”也在省内里颇有名气。
在那种质朴传统、潜移默化的教育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在类似陈老师这些铮铮铁骨身上，我们潜意识学会了很多做人道理。也正是这些达观向上、乐于奉献的处世理念，让我在向学生传播正能量的同时，更是身体力行，从而使我的讲台，从一个小山庄，迁移到市里、省里，及至全国优质课大赛；也激发我在舌耕之余，不辍笔耕，先后有两百多篇散文诗歌、学术论文在全国各级各类刊物中发表。
那个时候，精力充沛的我们玩到凌晨两点才睡觉，也是常有的事。说是玩到凌晨两点，实际上是等到凌晨两点。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的集体经营模式，早稻收割后，堆放在禾场上，大人们白天赶着插晚稻，晚上则加班打谷（一种用水牛带着石碾子将稻谷从稻秆上压下来原始的脱粒方式）。很多时候都要加班到两点，生产队就会煮点糯米饭、或用菜油下点面条过夜，年成好的时候还会炸几根油条。当分到每一个大人手上时，很少有大人当场吃，都要拿回家去。我就在睡梦中被叫醒过好几次，总是在母亲一再强调“已吃过，再也吃不下了”之类谎言后才一顿狼吞虎咽。无论今天吃什么山珍海味，再也无法找出当年深夜母亲省下来的那菜油素面的香味。
求学路上的遍地黄泥，让我多次摔倒又爬起来，使年少的我饱受了求学的艰辛，生活的苦难。可正是这生活的苦难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跨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沟坎。
（作者单位：湖北大冶市教育局教研室）
实习生 刘 湘
责任编辑 黄佳锐
一天在陪儿子看书时，无意中读到了张承志的《黄泥小屋》，刹那间，我不仅因原生态木刻画般的生活而激动，也因人性的善良诚挚而产生共鸣，更多的则是因为那滴到我心头的点点“黄泥”，一下子如洪峰决堤般让我重见到了年少时的“黄泥”。
我的“黄泥”，既没有晁盖大哥在黄泥岗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豪爽，也没有张承志笔下那被炊烟熏得黑乎乎的黄泥小屋令人神往。我的“黄泥”不仅是当年启蒙学校的地名，不仅是涂在教室墙上干枯的黄泥，更是求学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没至膝盖的黄泥。
那时候为了在教室里能穿上一双干鞋，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赤着脚踩在深秋乃至飘雪的黄泥里，及到校门口，才在校门前的池塘里把早已冻成红虾子的小脚伸入刺骨的塘水里摆一摆，然后，在一阵哆嗦之后，像大人一样煞有其事地把水淋淋的脚在裤脚口相互擦拭一下，再从书包里拿出早已看不清原来颜色的布鞋，小心翼翼地伸进去，接着一个个像王子般挺起小胸脯走进教室。
于是，十岁的我想拥有一双小雨鞋就成了犹如儿子现在想要一套全自动、高智能电动玩具一样的梦想。可无论我如何撒娇、乞求，甚至比现在的儿子还要任性地耍赖，得到的永远是父亲清贫而遗憾的一笑。还是在油灯下纳布鞋底的母亲出了一个主意。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经济都相当困难，农村经济在刚刚“割过资本主义尾巴”以后更是极度萧条，也许是为了弥补当时油料作物不够的原因，那时收购站大量收购蓖麻（一种可以炼油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母亲说：“在你每天上学的路上我们家有一块自留地，今年就留给你种蓖麻，我们提供种子，其余的事就靠你自己，收获蓖麻所卖的钱全部归你，记住‘人勤地不懒’。”
也许是被我的热情打动，也许是想让我早日体验到挣钱的不易、生活的艰辛，父亲当晚就专门为我将平日里一把小号锄头整理好，并在第二天将我带到地头，帮我将地翻好，并播下蓖麻种。以后的日子里，为了我小脑袋里梦中的那双雨鞋，每天上学我总会扛上那属于我的“专用”锄头，到地头后锄几下，然后将锄头放在草垅里，放学后再锄几下才带着锄头回家。那时，周末学校放一天半假，可我一下都不敢和村里小伙伴们去玩，因为父亲说过只给种子，不给肥。好在那个时候农村的猪都是放养的，于是每逢周末我就提着粪箢盯着村子里那几只有限的并不肥硕的猪的屁股。
父亲常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片经过我汗水浸泡已不再贫脊的黄土地，在收获的季节果然没有辜负我。那年的蓖麻卖得忒好，那一把早已忘记钱币张数的壹圆柒角钱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自己汗水换来的巨额财富。她不仅从物质上圆了我的雨鞋梦，更使那个破败书店内陈旧柜台中的《小兵张嘎》走进了我的书包，使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
那时候的我们远没有现在孩子们的动画片、漫画片以及各种电玩，除了节假日里上树掏鸟、下河捉鱼，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攒够了几个牙膏皮（记得那时候是卖一分钱一个），或几斤破玻璃后，到小镇的收购组去换一两张两分或五分的毛票，然后在电影院门口的地摊上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图书（一种连环画，约32开大小），只要有五个牙膏皮，就可以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过把足瘾了。
即使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要求，在那个年月，很多孩子是无法满足的，因为五个牙膏皮可以换一斤盐，供一家人吃一个月。幸好我有一个明智的父亲：用三箢猪粪可换一只家中用过的牙膏皮。正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又能绘生绘色地对一些人物和情节进行讲述，所以每当夏夜我就成了那些叔伯婶娘的宠儿。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电扇、更没有电视，晚饭后，各家搬出竹床到禾场上，在谈论完白天的农活、安排好明天的生计后，大人总得有一种娱乐来消磨这段难得的闲暇。记得一本《侠女十三妹》让年少的我在大人们面前出尽了风头，就是我那年迈、困苦的老奶奶灰色的脸庞上也因此多了几丝红润。可现在，发达的高科技使人们在享受夏日凉风和各类新闻、影像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淡隔膜。今天，夏夜凉风中星空下一群成人围绕一个少年听他娓娓闲话的场景，已是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候，因为日子甚是艰难，更因为奶奶的疼爱，我从出生的第二年起就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一直到十七岁那年去他乡求学。回想起在黄泥念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家根本没有钟表，老人总是等到鸡叫五遍后就起床，颤颤巍巍忙碌着做好早饭，然后再叫醒熟睡中的我。因为学校离家较远，而老师要求我们上早自习，却又不能为学生提供早餐，所以我们只能在清晨吃过早饭后，或打着雨伞、或顶着星星去上早自习，直到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滑了过去。
有一天，爷爷、奶奶要去三姑家办事，怕我晚上一个人怕黑，就叫族内的一个哑伯跟我做伴。这个哑伯既聋又哑，根本听不到鸡叫五遍的声音。也许正因为缺失了奶奶的长夜守候，那夜的我一改以前的熟睡，总是在模糊的睡意中竖着耳朵听鸡叫，终于在恍恍惚惚中听到了鸡叫声，于是连忙下床，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洗完脸，斜背上烙有那个时代印记的草绿色书包就开门上学去了。
门外的月光如同昨天清晨一样皎洁，宁静而萧瑟的田野上，除了几只在晚稻桩下搜寻人们难得遗漏的稻穗的田鼠外，没有一个人影。当我来到学校时，发现沉重的枫木校门紧闭，推了几下没推开，我也不敢大声喊叫。于是就垫着书包坐在校门口的地上，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来校同学们的戏谑声吵醒了我。我摸着满头的白霜，和同学们一块走进了破败的教室，刚刚点燃的煤油灯在微风中摇曳。现在想来，那天早自习上学大约是凌晨两点左右吧，虽然那学校已成为历史遗迹，可凌晨的我坐在校门口的书包印，清晰可见，那段经历将伴随我一生。
在那个狭小的四合院里，尽管没有现在学校常备的实验仪器、运动器材，课堂也没有交互式的电子白板、电脑终端，但却给年少的我留下无尽的美好的回忆。记得那个时候，教《生物学》的是位矮个子、半秃顶的陈老师，听其余老师议论，他是个右派。那个时候，天真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知道他的课特别有意思。陈老师不仅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生物学常识，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讲到真菌时，他告诉我们自己在鸡笼里偷着做试种蘑菇的实验，因为一直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很多程序难以达到无菌操作。我们知道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像陈老师这种“出身不好”的人，一旦被发现偷种这些“资本主义的毒苗”，后果不敢设想。
早已作古的陈老师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因为当年他那“不成功的启蒙”，却激发了我对微生物的兴趣，不仅在大学选修了《食用菌种植》，在工作之后还将这些成熟食用菌种植方式手把手地教给我的学生，并且在当时学校所在的小镇义务推广。正如我的同事后来所说，现在小镇种植食用菌大多是我的“徒子徒孙”，我其中的一个学生的“花菇种植基地”也在省内里颇有名气。
在那种质朴传统、潜移默化的教育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在类似陈老师这些铮铮铁骨身上，我们潜意识学会了很多做人道理。也正是这些达观向上、乐于奉献的处世理念，让我在向学生传播正能量的同时，更是身体力行，从而使我的讲台，从一个小山庄，迁移到市里、省里，及至全国优质课大赛；也激发我在舌耕之余，不辍笔耕，先后有两百多篇散文诗歌、学术论文在全国各级各类刊物中发表。
那个时候，精力充沛的我们玩到凌晨两点才睡觉，也是常有的事。说是玩到凌晨两点，实际上是等到凌晨两点。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的集体经营模式，早稻收割后，堆放在禾场上，大人们白天赶着插晚稻，晚上则加班打谷（一种用水牛带着石碾子将稻谷从稻秆上压下来原始的脱粒方式）。很多时候都要加班到两点，生产队就会煮点糯米饭、或用菜油下点面条过夜，年成好的时候还会炸几根油条。当分到每一个大人手上时，很少有大人当场吃，都要拿回家去。我就在睡梦中被叫醒过好几次，总是在母亲一再强调“已吃过，再也吃不下了”之类谎言后才一顿狼吞虎咽。无论今天吃什么山珍海味，再也无法找出当年深夜母亲省下来的那菜油素面的香味。
求学路上的遍地黄泥，让我多次摔倒又爬起来，使年少的我饱受了求学的艰辛，生活的苦难。可正是这生活的苦难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跨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沟坎。
（作者单位：湖北大冶市教育局教研室）
实习生 刘 湘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