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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期,诗从坏乐之中蝉蜕而出,诗教变乐语之教为纯粹诗教,汇入既有之德义礼治的教育传统,从附庸走向独立。《诗》属性的这一历史性嬗替乃是籍孔门重置《诗》教目的而完成的。官学下移民间,孔子设计教育造士,立四教,分四科,观念重理想、实践重事功,以《诗》为其文教教材,并赋予其不同于乐教时代的全新目的。较之于古乐官,孔子论乐不必及诗;较之于古师儒辈,孔子论诗不必及德义。一方面持续古乐官和古师儒辈的造士理想的高调;另一方面因应时代,把《诗》教落实到向社会供应达政专对、可以言、言而文的事君、事父的人材,实现了《诗》属性的独立与重置。这既体现了夫子教《诗》的时代性和实用性,又成就了《诗》新的历史功能和身份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