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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标志性变化就是“语言学转向”,在这一视阈下,本文从语言是一种媒介,是一种游戏和真理的显现三个方面论述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剖析他对语言观念的变革性认识,从而阐发现代语言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
关键词:伽达默尔 理解 语言 媒介 游戏 真理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标志性变化就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哲学时刻的到来几乎使所有的哲学神经都集中朝向了对语词和语言的关心。在这样的哲学世纪中,自索绪尔以来,涌现了大量的语言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尽管他们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探讨的角度和重心不同,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们都以语言为基础或者以语言为出发点解决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问题,以此推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伽达默尔对语言问题的认识从而完整地彰显他的语言观,同时,阐发现代语言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
一 语言:平等对话的媒介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本体论的解释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理解”,换句话说,哲学解释学探讨的关键就是“理解”的理论问题,即“理解”的本体论问题。然而,解决“理解”的本体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就是语言,因此,伽达默尔直言不讳地说,“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的过程”,“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反思和批判哲学的存在而回答解释学的普遍性问题,语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他看来,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探讨的语言问题是语言工具性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语言的本质所在。传统哲学在语言认识上的局限与片面,使语言陷入了工具主义的偏执中,从而无法激活语言在哲学中应有的存在空间。但哲学解释学在建立理解理论的过程中,摆脱并超越了语言的这一尴尬局面。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媒介,是“意识借以同存在物联系的媒介”。这一观点可以说与传统哲学中的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为了便于理解和区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语言媒介说的内涵。
首先,语言是谈话双方之间理解的媒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应该是谈话式的理解。传统的理解是必须以理解他人的思想或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思想立场上考察问题,而这种理解无法让我们意识到语言是谈话双方之间真正理解的媒介,谈话也就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意义。哲学解释学则提倡谈话应具有自己的精神,认为应在谈话中让双方的语言涌现出某些本来就有的东西,达到双方在语言事实上相互渗透与融合。如果说传统工具性的语言观只体现语言的被动性和客观性,那么,在哲学解释学中,语言是连接谈话双方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构成了解释学存在的普遍性基础,也构成了理解本身的媒介。
其次,语言是一种问答逻辑的媒介。既然语言是谈话双方相互理解的媒介,那么,谈话双方所建立起来的问答逻辑也应以此为媒介,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事物的逻辑方式,这种逻辑与认识论的逻辑和实践论逻辑有所不同,它在哲学解释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哲学解释学产生以前,语言的逻辑就在哲学中存在并影响哲学的发展。古希腊诡辩学派的语言修辞逻辑、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三段论形式主义逻辑、康德的先验性语言逻辑以及近代的实证主义的语言逻辑等等在对哲学问题逻辑论证的过程中,对语词的选择和运用都是从意义、价值或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把语言当作一种手段,用一定的语法结构和语法的逻辑规则凝固成一定的哲学命题。由这种逻辑结构构成的哲学命题在组成文本时,解释者只有被动的理解而无法想象命题存在的历史空间。而哲学解释学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问答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动摇了传统哲学中逻辑结构和逻辑秩序。问答逻辑的出发点在于用谈话的方式理解概念与命题的意义,充分利用流传物与语言性的关系,完成对命题的理解和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在这个层次上,语言担当了问答逻辑的直接媒介。
在对语言的哲学考释中,由语言本身所构成的逻辑不再是形式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逻辑形式,而是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超主观的对话与问答的逻辑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这一媒介层次,以自在的身份向解释者提出新的问题意识,并且在问答逻辑中生成新的答案,从而深化该问题的效果历史意义。
二 语言:解释的游戏
在建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引用了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经常提起的“游戏”概念来说明理解的本体论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但这一概念与席勒等哲学家所界定的游戏概念有所不同。在席勒那里,游戏是一种冲动,能够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冲突,让游戏者在其中能真切地体会到他的完整性。而伽达默尔则完全跳出了这种游戏观的价值诉求,在游戏与游戏者之间关系中,他做出了另一种清晰的界定:“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在这种游戏观中,游戏者只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以自身特有的精神气质构成游戏的秩序,以轻松的形式解除游戏者的紧张感,让游戏者更加专注游戏本身。与此同时,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就是构成物——这一命题是说,尽管游戏依赖于被游戏过程(Gespieltwerden,或译被展现过程),但它是一种意义整体,游戏作为这种意义整体就能够反复地被表现,并能反复地在其意义中被理解”。在伽达默尔的视野中,游戏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主体,而且也是一个作为构成物的被理解的意义主体。
伽达默尔对游戏的本体论认识,改变了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认识范式,同样也改变了对语言的哲学认知。从哲学解释学角度来说,他认为,语言就是一种游戏。他指出,既然语言是一种解释的游戏,那么,它就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这样一来,语言不再是主体言说。当然,如果没有言说主体的话,那么,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支撑,但当言说主体沉醉于语言之中的时候,言说者就会陷入狂喜的状态而忘却自我,此时语言的游戏本质被言说者所取代从而失去语言本身言说的权力。
在语言游戏与语言言说者之间也体现了语言的“思辨性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语词的使用,首先是语词的多种比喻性的使用”,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语言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是语言作为主体言说的多义性,它可以编织不同的文本或流传物。另一方面,语言的多义必然在语言本身中融汇,所以,这种多与一的语言思辨性结构,也构成了语言作为创造物的特征。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有语言在理解的本体论中,或者说保持理解的视界融合的有效性中,思辨性结构才能保持语言的生命力。
三 真理:通向语言之途
海德格尔站在反传统形而上学和反科学的立场上,指出存在就是一个拆构的过程,是一桩去蔽的事件。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把注意力指向了存在物,而不是存在本身,所以,想真正理解存在,使真理澄明,就必须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把哲学探索的兴奋点放在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上,从而确立一种基础本体论。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存在和真理的重新界定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体系的建构和对语言存在的本质理解。
自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创立大陆理性主义以来,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支配着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这一认识论建立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被认为是探讨世界万物的方法论基础,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数理是真理和理性的典范,真理的存在必须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检验。伽达默尔对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和判断真理的标准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公开性,真理在自身中包含了一种内部的不和谐和含糊性”,不可能用一种单一和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进一步指出,“作为无蔽,真理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对峙和两可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认识论和真理本身内部矛盾的问题,认识论和真理不仅仅是数理逻辑和理性批判的结果,它们自身的冲突和矛盾把自己推向了认知和阐释的空间。
关键词:伽达默尔 理解 语言 媒介 游戏 真理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标志性变化就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哲学时刻的到来几乎使所有的哲学神经都集中朝向了对语词和语言的关心。在这样的哲学世纪中,自索绪尔以来,涌现了大量的语言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尽管他们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探讨的角度和重心不同,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们都以语言为基础或者以语言为出发点解决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问题,以此推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伽达默尔对语言问题的认识从而完整地彰显他的语言观,同时,阐发现代语言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
一 语言:平等对话的媒介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在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本体论的解释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理解”,换句话说,哲学解释学探讨的关键就是“理解”的理论问题,即“理解”的本体论问题。然而,解决“理解”的本体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就是语言,因此,伽达默尔直言不讳地说,“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的过程”,“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出,反思和批判哲学的存在而回答解释学的普遍性问题,语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他看来,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探讨的语言问题是语言工具性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到语言的本质所在。传统哲学在语言认识上的局限与片面,使语言陷入了工具主义的偏执中,从而无法激活语言在哲学中应有的存在空间。但哲学解释学在建立理解理论的过程中,摆脱并超越了语言的这一尴尬局面。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媒介,是“意识借以同存在物联系的媒介”。这一观点可以说与传统哲学中的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为了便于理解和区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语言媒介说的内涵。
首先,语言是谈话双方之间理解的媒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应该是谈话式的理解。传统的理解是必须以理解他人的思想或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思想立场上考察问题,而这种理解无法让我们意识到语言是谈话双方之间真正理解的媒介,谈话也就失去了平等对话的意义。哲学解释学则提倡谈话应具有自己的精神,认为应在谈话中让双方的语言涌现出某些本来就有的东西,达到双方在语言事实上相互渗透与融合。如果说传统工具性的语言观只体现语言的被动性和客观性,那么,在哲学解释学中,语言是连接谈话双方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构成了解释学存在的普遍性基础,也构成了理解本身的媒介。
其次,语言是一种问答逻辑的媒介。既然语言是谈话双方相互理解的媒介,那么,谈话双方所建立起来的问答逻辑也应以此为媒介,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事物的逻辑方式,这种逻辑与认识论的逻辑和实践论逻辑有所不同,它在哲学解释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哲学解释学产生以前,语言的逻辑就在哲学中存在并影响哲学的发展。古希腊诡辩学派的语言修辞逻辑、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三段论形式主义逻辑、康德的先验性语言逻辑以及近代的实证主义的语言逻辑等等在对哲学问题逻辑论证的过程中,对语词的选择和运用都是从意义、价值或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把语言当作一种手段,用一定的语法结构和语法的逻辑规则凝固成一定的哲学命题。由这种逻辑结构构成的哲学命题在组成文本时,解释者只有被动的理解而无法想象命题存在的历史空间。而哲学解释学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问答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动摇了传统哲学中逻辑结构和逻辑秩序。问答逻辑的出发点在于用谈话的方式理解概念与命题的意义,充分利用流传物与语言性的关系,完成对命题的理解和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在这个层次上,语言担当了问答逻辑的直接媒介。
在对语言的哲学考释中,由语言本身所构成的逻辑不再是形式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逻辑形式,而是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超主观的对话与问答的逻辑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这一媒介层次,以自在的身份向解释者提出新的问题意识,并且在问答逻辑中生成新的答案,从而深化该问题的效果历史意义。
二 语言:解释的游戏
在建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引用了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经常提起的“游戏”概念来说明理解的本体论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但这一概念与席勒等哲学家所界定的游戏概念有所不同。在席勒那里,游戏是一种冲动,能够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冲突,让游戏者在其中能真切地体会到他的完整性。而伽达默尔则完全跳出了这种游戏观的价值诉求,在游戏与游戏者之间关系中,他做出了另一种清晰的界定:“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在这种游戏观中,游戏者只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以自身特有的精神气质构成游戏的秩序,以轻松的形式解除游戏者的紧张感,让游戏者更加专注游戏本身。与此同时,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就是构成物——这一命题是说,尽管游戏依赖于被游戏过程(Gespieltwerden,或译被展现过程),但它是一种意义整体,游戏作为这种意义整体就能够反复地被表现,并能反复地在其意义中被理解”。在伽达默尔的视野中,游戏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主体,而且也是一个作为构成物的被理解的意义主体。
伽达默尔对游戏的本体论认识,改变了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认识范式,同样也改变了对语言的哲学认知。从哲学解释学角度来说,他认为,语言就是一种游戏。他指出,既然语言是一种解释的游戏,那么,它就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这样一来,语言不再是主体言说。当然,如果没有言说主体的话,那么,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支撑,但当言说主体沉醉于语言之中的时候,言说者就会陷入狂喜的状态而忘却自我,此时语言的游戏本质被言说者所取代从而失去语言本身言说的权力。
在语言游戏与语言言说者之间也体现了语言的“思辨性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语词的使用,首先是语词的多种比喻性的使用”,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语言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是语言作为主体言说的多义性,它可以编织不同的文本或流传物。另一方面,语言的多义必然在语言本身中融汇,所以,这种多与一的语言思辨性结构,也构成了语言作为创造物的特征。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有语言在理解的本体论中,或者说保持理解的视界融合的有效性中,思辨性结构才能保持语言的生命力。
三 真理:通向语言之途
海德格尔站在反传统形而上学和反科学的立场上,指出存在就是一个拆构的过程,是一桩去蔽的事件。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把注意力指向了存在物,而不是存在本身,所以,想真正理解存在,使真理澄明,就必须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把哲学探索的兴奋点放在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上,从而确立一种基础本体论。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存在和真理的重新界定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体系的建构和对语言存在的本质理解。
自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创立大陆理性主义以来,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支配着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这一认识论建立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被认为是探讨世界万物的方法论基础,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数理是真理和理性的典范,真理的存在必须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检验。伽达默尔对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和判断真理的标准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公开性,真理在自身中包含了一种内部的不和谐和含糊性”,不可能用一种单一和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进一步指出,“作为无蔽,真理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对峙和两可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认识论和真理本身内部矛盾的问题,认识论和真理不仅仅是数理逻辑和理性批判的结果,它们自身的冲突和矛盾把自己推向了认知和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