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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警察厅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受虐待儿童人数首次超过两万人，再创新高，虐童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日本社会围绕青少年的两大悖论
近三十年来，日本针对青少年犯罪以及青少年自身犯罪行为逐年下降。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2013年日本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案件已降至20万件以下，而2002年该数字曾高达40万件；针对青少年的民事案件也在逐步减少，尤其是卖淫等犯罪行为显著减少。同时，日本青少年作为加害主体的犯罪行为以及因触犯法律而被管教的青少年人数同样呈减少趋势。2014年因触犯刑法而遭起诉的青少年人数已降至4.8万，1985年时曾接近20万。
但是，日本的儿童虐待案数量近年却在快速上升。上世纪90年代之前，经历两次大规模婴儿潮（1947～1949年、1971～1974年）的日本社会鲜有虐童案发生，每年都只在千件以下。但泡沫经济崩溃不久后的1995年，虐童案数量已翻番，超过2000件，到2012年已经达到6.6万件。此后形势更是愈演愈烈，2015年已攀升至10万件以上。
从儿童虐待的内容来看，七成以上是心理与身体虐待，此外还有所谓“刻意忽视”与性虐待等。再看受虐儿童的年龄构成，最大群体是学龄前儿童，占比超过四成；其次是小学生，占比达35.3%。也就是说，年龄越小受虐待的比例也越高。最后从虐童案实施主体来看，亲生母亲竟是施暴的最大主体，占比超过一半（54.3%）。排在第二位的是亲生父亲，占比不仅超过三成，而且还在缓慢增加。显然，以亲生父母为主要施虐者的家庭虐待已经成为日本虐童的主流。
另一组数据也成为这种残酷现实的佐证。统计显示，日本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作为加害主体的家庭内施暴现象正在迅速增多。2013年日本青少年施暴案达到1806件，施暴对象的六成以上是自己的母亲，施暴动机多为报复家教过严。青少年离家出走现象也在快速增加，2013年就有超过1.8万名青少年离家出走，他们以此来回应家庭压力或虐待。
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围绕青少年的两大悖论：犯罪率下降，虐童案却大幅增多；青少年人口大幅减少（14岁以下人口数量已经连续35年减少），却出现了以家庭为主流的虐童现象。这又该如何解释？
社会贫富分化是深层主因
在日本，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宽松教育”模式下的一代人，即“宽松世代”已为人父母，他们早已丧失了日本人勤劳肯干、任劳任怨的传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人用“草食一族”来形容更年轻一代日本人，认为他们缺少积极进取的精神。
不过，若简单地以“新生代”育儿无方来解释虐童现象骤增显然过于牵强，必须从深层原因来看。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革，首先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女性再就业。战后日本形成了婚后男性继续工作、女性告别社会步入家庭成为专业主妇的模式，这非常有利于家庭培育儿童。但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了贴补家计，很多家庭妇女再次回归社会，再就业已经非常普遍。2014年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上升至64%，其中，25～54岁女性的就业率更是超过70%。
其次，非正式员工的出现与大幅增长，是日本社会变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制成为战后日本就业模式的代表性特征。上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把它归结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主因之首。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这一制度却在日本饱受诟病。1995年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表《新时代的日本经营》报告书，提出应改造传统就业模式。于是一系列新的名词诞生了，如派遣员工、合同工、小时工等，他们都被纳入了所谓“非正式员工”阵营。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16年4～6月，日本非正式员工数量已达1989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在全部就业大军中占比超过37%。
非正式员工数量大增成为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工资基本结构统计调查》显示，2015年正式员工平均工资为321.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3万元），非正式员工仅为205.1万日元。如若根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二者差距更高达60%。对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劳工组织（ILO）曾发出严厉警告。ILO在《2016年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报告》中指出，非正规就业不断扩大正在加剧社会贫富分化，2012年，日本相對贫困人口已突破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贫富分化加剧瓦解了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富裕而庞大的中产阶级。1968年日本就跻身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1970年其总人口也突破一亿大关，当时有九成国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流地位”，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把日本逐步推向另一个方向——“格差社会”。厚生劳动省2005年“收入再分配调查”显示，其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首次突破0.5。2006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了纪实片《穷忙族》，与此同时，北九州市接连发生了享受低保者饿死或自杀等事件。
这种社会贫富分化也迅速波及育儿及儿童成长。根据OECD2006年所披露的调查数据，日本儿童贫困率早已突破14%，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其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状况最为糟糕。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66%。
政府态度暧昧导致政策无力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历届日本政府态度较为暧昧，这也决定其政策方针既未能直指儿童贫困化的病灶，更没有直面社会贫富分化这一真正病因。1995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把应对少子老龄化作为政策重心，千方百计鼓励国民增加生育，2003年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少子化对策的国务大臣。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显然难以奏效，不仅儿童贫困率不断攀升——从1992年5%一路上扬到如今的16.3%，其政策矛头直指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升反降，2005年出现了1.26的最低值。
从财政投入来看，日本也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首先，日本的“家庭相关社会支出”长期低于GDP的1%。该指标作为衡量国家对家庭育儿支持扶助力度的关键指标，内容包括对有孩子家庭的实物发放或现金配发，如生育补贴或育儿补贴等。2003年日本家庭社会支出的GDP占比仅为0.75%，远远低于北欧及英法等国，如瑞典是3.54%。另外，一些国家还采取减税等间接方式支持家庭育儿，如美国最典型。再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家的教育支出，日本教育支出的GDP占比一直在3%左右，也远远逊色于北欧各国的5%～7%。
在专项育儿支持政策方面，日本政府虽推出各项措施，但由于政策目标不是消除儿童贫困，而是解决少子化问题甚至是刺激经济，因此效力大打折扣，有些政策甚至产生负作用。比如，1972年日本设立了儿童补贴制度，1975年补贴额度从每月3000日元提升至5000日元后一直持续到2006年，但通胀让补贴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该制度覆盖面虽逐渐扩大——1988年从第三个孩子扩大到第二个孩子，1994年所有孩子都可领取津贴，但支持年龄却从18岁降至3岁，也就等于说国家预算并没有大幅增加。2006年后该制度历经反复调整，但力度仍不夠。此外，日本还设有一些教育支援措施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部门林立、手续繁琐以及覆盖率低等，也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今天，安倍内阁提出了响亮的“一亿总活跃社会”口号。姑且不论短短十年能否将总和生育率由2013年的1.43人提高到1.8人左右，仅就其以2000亿日元、GDP占比0.04%的财政预算来试图解决“待机儿童”（不能入幼儿园儿童）和“介护离职”（因看护老人而被迫辞职）问题而言，就已备受质疑。事实上，日本早已陷入不能再靠财政投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困境，因为占GDP250%的沉重政府债务已令整个社会忐忑不安。改革显然是阻止和弥合社会分裂的唯一途径，但选票第一的日本政治精英们很难挥刀指向利益集团。因此，今后日本的虐童问题恐将继续恶化。
日本社会围绕青少年的两大悖论
近三十年来，日本针对青少年犯罪以及青少年自身犯罪行为逐年下降。据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2013年日本针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案件已降至20万件以下，而2002年该数字曾高达40万件；针对青少年的民事案件也在逐步减少，尤其是卖淫等犯罪行为显著减少。同时，日本青少年作为加害主体的犯罪行为以及因触犯法律而被管教的青少年人数同样呈减少趋势。2014年因触犯刑法而遭起诉的青少年人数已降至4.8万，1985年时曾接近20万。
但是，日本的儿童虐待案数量近年却在快速上升。上世纪90年代之前，经历两次大规模婴儿潮（1947～1949年、1971～1974年）的日本社会鲜有虐童案发生，每年都只在千件以下。但泡沫经济崩溃不久后的1995年，虐童案数量已翻番，超过2000件，到2012年已经达到6.6万件。此后形势更是愈演愈烈，2015年已攀升至10万件以上。
从儿童虐待的内容来看，七成以上是心理与身体虐待，此外还有所谓“刻意忽视”与性虐待等。再看受虐儿童的年龄构成，最大群体是学龄前儿童，占比超过四成；其次是小学生，占比达35.3%。也就是说，年龄越小受虐待的比例也越高。最后从虐童案实施主体来看，亲生母亲竟是施暴的最大主体，占比超过一半（54.3%）。排在第二位的是亲生父亲，占比不仅超过三成，而且还在缓慢增加。显然，以亲生父母为主要施虐者的家庭虐待已经成为日本虐童的主流。
另一组数据也成为这种残酷现实的佐证。统计显示，日本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作为加害主体的家庭内施暴现象正在迅速增多。2013年日本青少年施暴案达到1806件，施暴对象的六成以上是自己的母亲，施暴动机多为报复家教过严。青少年离家出走现象也在快速增加，2013年就有超过1.8万名青少年离家出走，他们以此来回应家庭压力或虐待。
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围绕青少年的两大悖论：犯罪率下降，虐童案却大幅增多；青少年人口大幅减少（14岁以下人口数量已经连续35年减少），却出现了以家庭为主流的虐童现象。这又该如何解释？
社会贫富分化是深层主因
在日本，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宽松教育”模式下的一代人，即“宽松世代”已为人父母，他们早已丧失了日本人勤劳肯干、任劳任怨的传统。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人用“草食一族”来形容更年轻一代日本人，认为他们缺少积极进取的精神。
不过，若简单地以“新生代”育儿无方来解释虐童现象骤增显然过于牵强，必须从深层原因来看。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革，首先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女性再就业。战后日本形成了婚后男性继续工作、女性告别社会步入家庭成为专业主妇的模式，这非常有利于家庭培育儿童。但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了贴补家计，很多家庭妇女再次回归社会，再就业已经非常普遍。2014年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上升至64%，其中，25～54岁女性的就业率更是超过70%。
其次，非正式员工的出现与大幅增长，是日本社会变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曾几何时，终身雇佣制成为战后日本就业模式的代表性特征。上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把它归结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主因之首。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这一制度却在日本饱受诟病。1995年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发表《新时代的日本经营》报告书，提出应改造传统就业模式。于是一系列新的名词诞生了，如派遣员工、合同工、小时工等，他们都被纳入了所谓“非正式员工”阵营。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16年4～6月，日本非正式员工数量已达1989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在全部就业大军中占比超过37%。
非正式员工数量大增成为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工资基本结构统计调查》显示，2015年正式员工平均工资为321.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3万元），非正式员工仅为205.1万日元。如若根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二者差距更高达60%。对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劳工组织（ILO）曾发出严厉警告。ILO在《2016年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报告》中指出，非正规就业不断扩大正在加剧社会贫富分化，2012年，日本相對贫困人口已突破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贫富分化加剧瓦解了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富裕而庞大的中产阶级。1968年日本就跻身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1970年其总人口也突破一亿大关，当时有九成国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流地位”，这就是所谓“一亿总中流”。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把日本逐步推向另一个方向——“格差社会”。厚生劳动省2005年“收入再分配调查”显示，其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首次突破0.5。2006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了纪实片《穷忙族》，与此同时，北九州市接连发生了享受低保者饿死或自杀等事件。
这种社会贫富分化也迅速波及育儿及儿童成长。根据OECD2006年所披露的调查数据，日本儿童贫困率早已突破14%，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其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状况最为糟糕。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单亲母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66%。
政府态度暧昧导致政策无力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历届日本政府态度较为暧昧，这也决定其政策方针既未能直指儿童贫困化的病灶，更没有直面社会贫富分化这一真正病因。1995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把应对少子老龄化作为政策重心，千方百计鼓励国民增加生育，2003年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少子化对策的国务大臣。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显然难以奏效，不仅儿童贫困率不断攀升——从1992年5%一路上扬到如今的16.3%，其政策矛头直指的总和生育率也不升反降，2005年出现了1.26的最低值。
从财政投入来看，日本也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首先，日本的“家庭相关社会支出”长期低于GDP的1%。该指标作为衡量国家对家庭育儿支持扶助力度的关键指标，内容包括对有孩子家庭的实物发放或现金配发，如生育补贴或育儿补贴等。2003年日本家庭社会支出的GDP占比仅为0.75%，远远低于北欧及英法等国，如瑞典是3.54%。另外，一些国家还采取减税等间接方式支持家庭育儿，如美国最典型。再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家的教育支出，日本教育支出的GDP占比一直在3%左右，也远远逊色于北欧各国的5%～7%。
在专项育儿支持政策方面，日本政府虽推出各项措施，但由于政策目标不是消除儿童贫困，而是解决少子化问题甚至是刺激经济，因此效力大打折扣，有些政策甚至产生负作用。比如，1972年日本设立了儿童补贴制度，1975年补贴额度从每月3000日元提升至5000日元后一直持续到2006年，但通胀让补贴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该制度覆盖面虽逐渐扩大——1988年从第三个孩子扩大到第二个孩子，1994年所有孩子都可领取津贴，但支持年龄却从18岁降至3岁，也就等于说国家预算并没有大幅增加。2006年后该制度历经反复调整，但力度仍不夠。此外，日本还设有一些教育支援措施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部门林立、手续繁琐以及覆盖率低等，也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今天，安倍内阁提出了响亮的“一亿总活跃社会”口号。姑且不论短短十年能否将总和生育率由2013年的1.43人提高到1.8人左右，仅就其以2000亿日元、GDP占比0.04%的财政预算来试图解决“待机儿童”（不能入幼儿园儿童）和“介护离职”（因看护老人而被迫辞职）问题而言，就已备受质疑。事实上，日本早已陷入不能再靠财政投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困境，因为占GDP250%的沉重政府债务已令整个社会忐忑不安。改革显然是阻止和弥合社会分裂的唯一途径，但选票第一的日本政治精英们很难挥刀指向利益集团。因此，今后日本的虐童问题恐将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