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作品。
　　抗战爆发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闻一多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两人在事业追求与前行道路上渐行渐远。
　　清华园相会时，闻一多曾寓意深刻地说过：“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臧氏后来撰文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练人的心呵”——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也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且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白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
　　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一多喜爱的另一“家”，即陈梦家也。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继诗人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迅速成为世之公认的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青铜器研究专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
　　这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
　　人的天赋、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巨深至大，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也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而臧克家欲求一教职而不得的又一渊。
　　遥想当年，闻一多不再写作新诗而钻入“故纸堆”从事学术研究后，许多文人骚客对这一颇有识见的选择不以为然，甚至讥讽嘲笑。闻一多来到昆明西南联大后，其早年的诗作一度受到云集重庆的新一代诗人与所谓诗歌理论家的非议，闻氏得知大为激愤与恼怒，他在1943年11月25日给当时正在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职的臧克家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与学术观。
　　在信里，闻一多毫不客气地嘲讽说：“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
　　与臧克家的幼稚相比，陈梦家的识见突兀而出。早在1931年9月，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共选新月派十八位成员八十首诗，闻一多的《死水》等六首当选。陈梦家在“序言”中说：“苦炼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
　　1944年秋，在重庆的臧克家写信给闻一多，希望请托门路，为自己在昆明联大谋一教职。闻在10月12日的回信中道：“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其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
　　闻的这封信确是师生间真诚的对话，没有半点俗气客套，至情至理。大学选聘教员看重的是这个人学问的广博与学术造诣的深厚，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而不是写几句新诗或新式的白话小说就可以登台授业的。年轻的新月派小说家沈从文在联大教授圈子中遭到的白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何况就臧克家当时在文坛尚无法与沈从文相提并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几乎为零。
　　闻一多积极推荐陈梦家到联大任教而拒绝为臧克家请托，并请其“勿再叨叨”，其间的亲近疏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当臧克家站立重庆十字街头茫然四顾，不知身归何处，他的业师闻一多为其写这封信的时候，33岁的陈梦家已由最初的教员晋升为联大教授，并受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游历欧美，开始对流入异域的中国青铜器全面研究，从而在学术上迎来了一个影响久远的巅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