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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先生是我的朋友莉央介绍来的。他是大学历史学教授，近年来，很多精力放在东北亚近当代史的研究上。他对中国并不陌生，汉语也讲得不错。他要来长春，莉央跟他提起了我，或许我可以抽出一天时间陪他四处转转。
我跟小野先生约好上午九点在酒店大堂见面。那家酒店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坐落在城市中心的林地中。树林的年头比酒店长得多，建酒店时，为了不破坏景观和尽可能多保留一部分树木，楼房建得不高，分成几栋散落在树林中。
我过去的时候，提前了半个小时，空气清新，我下车去庭院散步。太阳升起来没多久，树林间的空气仍然湿雾雾的，青草和树叶的清香把人浸润其间，鸟儿在枝头上欢闹，时不时地，几只喜鹊在我散步的石板路上起起落落，人走得很近了，它们才展翅飞走。一个男人也在散步，头发是鸽子灰的颜色，穿着同样颜色的棉麻衬衫，腰杆笔直，姿态克制而内敛，我们交错而过时，他停下来对我颔首致意。
“——小野先生？”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他愣了愣，随即叫出了我的名字，当然，也是带着“？”的。
我说是的。
我们一起笑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到的，这里的气温和酒店还习惯吗，吃过早餐没有。
他昨天夜里到的。长春的初夏，温度宜人，这个酒店他非常非常喜欢，从他的窗子里能看到湖水，还有这么大的院落、树林和鸟儿，真是惊喜;他已经吃过早饭了：“酒店早餐很丰盛。”
他的汉语除了口音略显生硬，说得好极了。以他的语言能力，即使没有我这个业余向导，也能畅行无阻。
我问他想去哪里，可有计划。
他说没有，客随主便。
我跟小野先生说，每次外地有朋友来，最让我发愁的就是长春没什么可看的，不像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早，很多城市有几千年的政权更迭，宫廷官场战场诗坛各种抒写历史。人家清明上河、江山如画、诗情飞扬的时候，我们这里树林茂密、野草丰美，清朝时还是皇家狩猎之地，夏季碧波如海，冬季白雪皑皑，但朋友来的时候，你能带朋友看绿色或者白色吗？
“在我看来，”小野先生说，“长春是心灵幽深之地。”
他很认真，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客气。
那就走着瞧吧。
我们往停车场走时，我给小野先生介绍，他从房间看到的湖是南湖，最早是日本人打造“新京”时，利用伊通河的支流形成的人工湖，既是风景，也是城市的备用水源地。当年很多重要机构的选址都围绕着这个湖，比如说当年的满映、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我们现在开车要去的新民大街，也通过一个纽扣似的街心公园，把自己跟南湖缀在了一起。
新民大街是一百年前规划、建造的，八十年对于建筑物来说，不年轻，但也远远说不上老。街道中心有两条车道那么宽的街心花园，绿荫如盖，芳草青青，桃花李花杏花刚谢，丁香花开得正当时，香气馥郁，远看像一条蓝紫色的河流。
偽满洲国的国务院和八大部——司法部、军事部、交通部等——都在这条路附近。这些楼房的外观还大致是当年的模样——虽然有几栋楼后来又加盖了两三层，但为了协调，加盖时考虑了原建筑的风格——土黄色基调、清水红砖，楼的转角弧度优美典雅，带着韵律，窗户原本是窄细的，其中有一半被现在的使用单位扩充加宽了;楼里面的举架很高，老旋转楼梯大部分保留着，但有些局部结构被现在的使用单位改建了。新民大街的“T”字形尽头的“-”，是当时预备盖的伪满皇宫。最早参与设计的还有梁思成。
小野先生知道他：“了不起的建筑家”。
伪满皇宫刚打完地基，伪满洲国就覆灭了。新楼盖起来以后给了地质学院，这个生不逢时的宫殿被称为地质宫。
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还在吉林省设计了另外一些建筑，火车站之类的。在高铁时代，这些幸存的火车站风尘仆仆，小而倔强，有遗世独立的况味。
我们在伪满司法部的门前转了转，小野先生拍了很多照片。这栋楼是医科大学的基础部，跟另外两栋变成了医院的老楼相比，来来往往的人少，闹中有静。沿着楼房墙面，种着密密麻麻的丁香花，有一人多高，紫色白色开得烂漫无匹。
我跟小野先生说，很多年前我有个好朋友是在这里读医科大学的，我读书的学院离这里不远，上大学时经常走路或者骑自行车过来玩儿。这栋楼的地下一层，全是供医学院学生解剖学习用的尸体，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夜里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整栋楼阴森恐怖。但我朋友就不在乎这个。不过她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约会时在丁香花下面被几个男人劫持，他们带了刀，让她和男朋友把钱掏出来，他们乖乖就范了。事后我们讨论过那种状况下应不应该反抗，还因此质疑过她男朋友的男子气概和血性、勇气之类的问题。他现在是外科医生，手术刀用得很熟练，但即便如此，再遇到当年的情况，他仍旧会一言不发地把钱给他们。
“勇气是很难定义的。”小野先生说。
他说他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一直被人欺负。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会选中我。我照镜子研究过自己的脸，也在商场玻璃橱窗的反光中审视过自己的步态，我看不出我哪里不对劲儿。但显然那些人是能看出来的，他们总是能从人群中把我挑出来。开我的玩笑，骂我，打我，抢我的零用钱。”小野先生语气温和，说到最后笑了起来，“我的青春期过得非常悲惨。”
“您从来没反抗过？”
“没有。我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语言上的侮辱，身体上的疼痛——”他说，“有一次我父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他早就发现我有些不对劲儿了，跟了我好几天也说不定——我被三个家伙拦住了，他们把我逼到墙角，骂我打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父亲走过去，抓住最中间、个头也最高的那个家伙，薅着他的头发——”小野先生抬手薅着自己的头发，比画给我看，“就这样，把他掼到了墙上，他的鼻子差点儿被砸进他的脸里，鼻血流得衣服都被染红了。另外两个家伙吓呆了，我父亲给了其中一个人一个大耳光，把他扇得蹲在了地上，另外一个被踢在肚子上，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哇——”
“当时我也是这样的反应，哇，好厉害！父亲平时几乎一天说不上一句话。那天他修理完那几个小子，盯着我看，我很惭愧，觉得自己很丢脸，我后悔自己没跟那几个家伙决一死战，现在我在父亲眼里，是懦夫、蠢货、垃圾。我差不多能看到涌上他舌尖的话语：‘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滚蛋！’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拉了我一把，让我站稳了，冲我点一点头，说了句，‘去上学吧’，转身走了。晚上我放学回家，他也没提这件事。说来也怪，这次事情过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虽然我照镜子时，看到的还是原来的自己。”
我们从新民大街转到松苑宾馆。开车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弧形，如果直线走路，其实并不算远。这里有栋老楼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宅邸，一样是庭院阔朗，樹木高大。楼是欧式建筑，有尖状塔楼、老虎窗和壁柱，外墙的棕褐色面砖和灰白色砂岩石形成了色彩上的对比，正门入口处修建了喷水池。
这栋宅邸建成以后，没有谁能住得长久。第一位是南次郎，然后是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是最后一位入住的日本高官，他从这里被苏联红军押到了南湖的战俘营;他前脚被押走，苏联红军的司令官后脚就住了进来，但很快，苏联司令官也离开了，国民党的一个军长变成这里的临时主人。这栋楼的际遇，应了那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庭院中的景致倒是岁岁年年相似，流水落花，空自嗟呀。
老房子里面，通常藏着些老故事。这栋楼也不会例外。战争年代，生离死别都是常态，但官方资料上面鲜有记载。现在这里变成了酒店，人来人往，雨打风吹，又有多少人关心这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
酒店大堂有个用屏风隔开的茶吧，很清静，我们去喝了杯绿茶。新茶和热水是分别端上来的，我们自己把茶叶倒进杯里，然后看着杯底的小小碧螺慢慢舒展开来，变成鲜嫩的叶片，水变成了浅淡的绿色。
我对小野先生说，去年我和莉央在这里喝的是红茶，那时候是秋天，院子里枫叶正红，是另外的景致和心情。
当时莉央就住在这个酒店，我按约定的时间过来跟她见面。“你的心跳得很快，”我们坐下后，莉央看着我说，“你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我愣了愣，她说得对，前一天夜里我几乎没睡，心脏就抗议似的，时不时地闹闹脾气。莉央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心脏是由骨骼、肌肉、皮肤包裹着的，还有一个橱柜似的胸腔，而这些又都隐藏在衣服下面。我更相信她是感觉出了什么——
“我读出来的。”莉央镇定而又从容，直视着我。
“——怎么读出来的？”
莉央说她最近参加了一个小组，解释这个小组的性质、成分过于繁杂麻烦，就算她能讲清楚，我可能也很难理解，但简而言之，现在，莉央的大脑仿佛伸出了很多无形的触角，能捕捉到很多隐秘的信息。当然，只针对她关心的人。
我讲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粗线条地阐述，不用莉央开解，已经豁然开朗：多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之前却觉得身处重重迷雾？
莉央也讲了她发生的事情——要不然，她也不会想到去参加那个小组——她出轨了。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善解人意，非常温柔。
“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爱！”莉央的语气变成窗外的秋日暖阳，她的表情也被浇铸了阳光似的，有着黄金般的质感，“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每一天都很幸福。”
她跟她老公说了一切，然后从家里搬了出来。她现在没有办法专心写作，她要打两份零工赚钱付房租，养活自己。
“那他呢？”
“他离不了婚，即使离婚了，他也不会跟我结婚的。”
“这算什么啊？”我替她不值。他把她领到井底下，割断绳索就走了。当然，以“爱情”的名义。“你不恨他？”
“你怎么可能会恨一个教会你爱的人呢？”
“您和莉央，”我问小野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同一个大学参加创意写作班。”
“您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授吗？怎么会去教创意写作？”
“我不是去教课，是去上课。”小野先生解释，“我教历史课。历史是浩荡博大的，它们记载的是大事件和大人物，普通人在历史里面，像一粒灰尘，什么都不是，它们能起的作用可能是让历史学家们因为灰尘过敏而咳嗽几声。可有的时候，在某些光柱里面，这些灰尘是能够被看见的，它们微小、轻盈，在光影里面颤动、舞蹈。我想，或许学习好写作技巧，就相当于有了一束能让灰尘显形、跳舞的光吧。”
“您想当作家？”
“不敢当，想学习写作。”
“可是，”我想起另外的事情，“莉央是很成熟的作家，她好像不需要参加写作班。”
“她不是学员，她是授课教授的助教。而那个教授是我大学的同事。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下课以后，去居酒屋喝一杯。”
“我和莉央是在中日韩三国的作家笔会上认识的。她看到作家简介上面写着我来自长春，就来找我。她的汉语把我吓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长春上完了初中才回的日本。”
“是的，”小野先生点着头，“我们聊过很多关于长春、关于战争的话题。”
“除了长春和战争，你们聊过别的吗？”我看着小野先生，非常非常想问他，“比如说爱情？婚姻？”
出门的时候，我把话题又转回建筑上来。现在的长春宾馆，其中有栋楼也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曾经是日本高官们欢聚的俱乐部。里面有个能容纳百人的小剧场，还有适合开派对的客厅，水晶吊灯、图案漂亮的地毯——对了，那栋楼的门楼很别致，很多摄影师都去拍过照片。有些年轻人拍婚纱照也会去那里。
长春宾馆对面原来是一个日本官员的私人宅邸，日式建筑，一条环形走廊把房间一间间连起来，走廊和所有的房间都铺着木条地板，上面刷着油漆。我曾经工作过的杂志社就在这套老房子里。后院有个天井，种着花花草草，下雨或者下雪时端杯热茶看着窗外，既文艺又治愈。那个地方适合棉布、丝竹音乐、老电影、忧伤，以及沉默。十几年前这套宅邸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火柴盒似的高楼。那个宅邸被连根拔掉，再也不会生长故事和情绪了。 我们在伪满皇宫待了一下午。
这个地方我平均一年来一次。每次来，都发现它有变化。首先是越变越大——不知道它原本就很大，正在逐步复原呢，还是为了日益繁荣的旅游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其次是越变越新，很多家具和用品都是新的，刻意做旧后摆在那里，结果就像涂了脂粉的脸，没有变好看，还失去了本色。
伪满皇宫是溥仪帝国梦的最后一程。真正操纵这个地方以及溥仪本人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无论是末代皇帝还是傀儡皇帝，都难脱悲伤和绝望。溥仪在长春住的房子和办公场所，房间狭小，空间逼仄，气息破落凋零，其中一个天井，一棵树生得很好，但风水师说了，这恰恰是个“困”字。溥仪幼年少年都是在紫禁城里度过的，纵使清末民不聊生，但他登上大位时，瘦死的骆駝比马大，气派还是有的。流落到长春这个伪满皇宫时，帝国于他，只剩下一个梦了。这是他的囚困地和伤心处：对外他是个摆设，是日本人的牵线木偶;对内，婉容不只跟他情感破裂，还有了私情和私生子;他唯一的情感慰藉谭玉玲，得了场感冒被日本军医借机害死，他连替她讨个公道的机会都没有。末世的皇帝都悲凉，故国不堪回首，愁情一江春水向东流。
旧楼、做旧的家具、蜡像人物，小野先生都看得很认真，但真正让他驻足的，是游客们最走马观花的展览厅。厅里挂满了很多当年的老照片，有原件复制品，也有放大件，黑白照片时间久了，变成了浅黄色，加上翻拍，人影有些恍惚。
每张照片他都认真地看过，尤其是有很多人的群照和合照。我在他身后跟着，发现最吸引他的是那些次要人物，他们站在照片的后面或者边缘，为了认清他们，小野先生戴上了眼镜，一会儿踮起脚尖一会儿弯下腰去，一会儿蹲一会儿站，有时候靠得太近，鼻尖都快要贴到照片上了。
“您在找什么人吗？”我问他。
“啊，”小野先生好像考试打小抄被人抓住那样，笑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春服役，下等军官，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某种机缘，他被拍下来过。”
“哦。”
小野先生是天真，还是忘了时间距离？那么多年前，拍照是个大事儿。哪里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有的人还不止一部，随时随地拍，什么都拍。就算他父亲被拍下来过，他认不认得出也是个问题，人的面相在一生中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也知道，这想法很愚蠢。”
说是这么说，在下一张照片面前，小野先生又像翻出多年前毕业照那样，目光从一张张脸孔上筛过。
“小野先生——我是说您父亲，当年是做什么的？”
“是高级将领的卫兵。”小野先生说。
怪不得他和莉央能成为好朋友，他们确实有很多很多话题可以聊。
日本投降的时候，有一些日侨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国。莉央的外祖母死在长春，母亲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去，莉央一度被寄养在亲戚家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被接回日本。莉央在长春时，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第一个知道内情的男同学是她的初恋。
我们在展厅里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闭馆的时间，也是下班的晚高峰时间。伪满皇宫周围，集中了几大批发市场。光是服装城就好几栋楼，此外还有餐具厨具店、日常用品店、生鲜食品店等等。行人、货物、私人汽车、公交，糅杂在一起，就像滞重、黏稠的胶带，把交通焊住了。
“我在照片墙那里耽误太多时间了，”小野先生跟我说，“太抱歉了。”
我和小野先生在车里聊起另外一位小野先生。
“他是哪年在长春的？除了长春，还去过哪里？”
“他一九四○年入伍，一九四五年战败后回国。在长春的时候，他是士兵，在关东军司令部服役。”小野先生说，“那以后他去过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说。”
“那您是怎么知道他曾经在长春的？”
“是他战友说的。”
小野先生高中时，父母离婚了。他妈妈跟别的男人好上了，留了封道歉信，离家出走。他问起妈妈去哪儿了，老小野先生把信给儿子看了一下。“这么多年忍受着我，”他说，“辛苦她了。”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小野先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父亲是个无趣的人。母亲经常跟他抱怨，他自己也感同身受。在家里，父亲很少说话，也没什么笑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似乎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读而已。有心事的时候，他独自坐在客厅窗前，或者门外木廊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从来没讲过笑话逗家人开心，也从来没对妻子有过甜言蜜语。他好像从来没注意到她是个端庄雅致的女人，性情温良，厨艺极佳，她出门买东西时，男人们的目光总是围着她转。
小野先生停顿了一下，难为情地笑了笑：“您是作家，说出来想必您也能理解。”
小野先生小学的时候就发现妈妈出轨。那是樱花季的一天，下着雨。他放学买文具时，换了一条路回家，在一个胡同口，看见妈妈跟男人在伞下拥抱。那个人好像在讲什么好玩的事情，他妈妈笑软了身子，倚在那个男人身上。他转身跑开了，怀疑妈妈也看见了他，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心乱得像那一地被雨打落的花瓣，在外面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家。
他妈妈正往饭桌上摆晚饭，笑着对他说：“你回来了？”
他父亲那天没回家吃晚饭，这让他松了口气。母亲像平时一样，边吃饭边讲讲鱼店老板的玩笑、菜店伙计的闲话、茶叶店老板夫人的新衣服。她是那么神态自若，小野先生想，她其实一直在外面谈恋爱吧。
“我能理解母亲，”小野先生说，“母亲像朵花，父亲像块冰。冰不能滋养花朵，泥土、水、阳光才可以。”
但他同样理解父亲。父亲固然没有优点，但也没有缺点。他是银行职员，工作兢兢业业，不争不抢，深得上司和同事们的喜欢。家里需要男人做的事情，他做得一丝不苟，邻居家的事情也都帮忙做。他不酗酒，不打骂妻子儿子，也几乎没发过脾气。妻子花钱他从不限制，也不过问。妻子离开时，从他那冷静理智的反应来看，他或许早就知道她出轨。跟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小野先生的母亲只怕是怀着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情吧。 老小野先生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能一直深造下去。小野先生年少时，以为这是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后来发现并不是。他父亲并不在乎他是否出人头地，他只是希望儿子能通过知识变得强大。
少年时代，小野先生如果考试考得好，不只能得到零花钱，他父亲还会让妻子买牛肉和贵重的鱼回来吃。他妈妈离家出走以后，他考出好成绩的时候，老小野先生会带他出去下馆子。
有一次他们去吃寿喜烧，遇到了老小野先生的战友。
他们坐下来，点好了餐，陆续上菜的时候，一个包着头巾的男人从厨房出来，拍了老小野先生一下。“我看着就像你！”寿喜烧店老板激动地说，“我想过也许哪一天你会走进我的店，原来就是今天啊！”
“我记得父亲当时的样子，”小野先生说，“他的脸瞬间白了，整个人就像被咒语定住了。那个人好像没注意到这个，在他身上又拍又打的，父亲慢慢缓过来，恢复正常。”
那个人跟老小野先生年纪差不多大，但性格截然不同，当年他们一起被征入伍，一起到了中国，战败后回了日本。他们拿到遣散费抚恤金，老小野先生利用当时对退伍军人的政策，去上了大学，读了个学位，毕业以后在银行当了职员;他的这位战友则开了寿喜烧店。
他们喝了一下午的酒，大部分时间，老小野先生只喝酒，不说话。即使他想说，只怕也插不上嘴。寿喜烧老板话又多又密，话语从他的嘴里倾倒似的奔涌而出。他们是在去中国的船上认识的，因为大风，他们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他们的心情也像海浪，对异国他乡、对战场、对生离死别，思绪波涛翻涌。很多人吐了，哪怕什么都不吃，也吐个不停，满嘴苦涩。他们没想到，参军以后第一次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是海上的暴风雨。
在長春，他们俩在一个小分队，经常一起执勤。他们被长官骂过，被扇过耳光，也被踢过;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最喜欢的女演员都是山口淑子;他们一起去过妓院，为了掩饰心里的紧张，他们讲话很大声，说任何话之前先骂别人是蠢货、浑蛋。他们都没想到，苏联红军打过来的那天，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第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那个妓院;他们还一起杀过人，三个中国人，死前的哀求声哭喊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梦里，那么多的血，像红油漆一样，弄脏了他们军靴的靴底……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很多酒。开始的时候，寿喜烧店的老板娘把酒烫好后端上来给他们，顺便把他们喝空的酒壶拿走——她还应丈夫的要求，为小小野先生多上了两盘牛肉——后来太晚了，她不再出来了。寿喜烧老板摇摇晃晃地抱来一坛清酒，打开后，把桌子上所有的空酒壶倒满。
老小野先生醉了三天，他在房间里沉睡，偶尔起来喝杯水。银行的电话打到家里来，老小野先生从来没有无故不去上班，他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野先生替父亲道歉，说他感冒发高烧，头脑不清醒，没有及时请假。
老小野先生酒醒后，瘦了一圈儿，脸色灰败，仿佛大病初愈。
小野先生试图跟父亲聊聊，他对那天酒桌上所有的故事都很感兴趣。他试着提了几次话头儿，但他父亲就像没听见似的。他在垃圾桶里发现父亲扔掉了那天离开时寿喜烧老板塞进他衣服口袋里的名片。于是他明白，父亲再也不会去那家店了，偶然被推开的回忆之门，被父亲重新关闭了。
两年以后，他考上了大学。老小野先生以方便学习为理由，建议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假期的时候，他打工赚钱，跟朋友结伴旅行，回家也只是待上一两天就离开。他又去过那家寿喜烧店。老板娘没认出他来。他自我介绍了一下，提起那个喝了无数清酒的下午。
老板娘告诉他，三个月前，老板突发心梗过世了。前一天夜里他喝了很多酒——他天天喝，喝多也是经常的——早晨起床时，让妻子给他倒一杯水，她端着水杯走到他身边时，他抬起来的手臂突然垂落下去，眼神儿飘向她身后。“就好像我身后站着什么人，”她说，“把他的魂儿从身体里吸走了。”
小野先生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小野先生去参加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他们一起去吃饭。小野先生对父亲提起他曾去过寿喜烧店，告诉他他的战友去世了。
“——死在自己的床上？”老小野先生问。
是的。
“死在洁白干净的床单上？”
小野先生不知道寿喜烧老板家的床单是什么样的。洁白还是蓝色，有条纹还是印花图案。
“他不配。”老小野先生说，“我们都不配！”
老小野先生二十年前过世。他给小野先生所在的办公室打电话，请他那天晚上务必回家。小野先生下课后回到家，发现父亲穿着和服，雕塑般地坐在窗前，他叫了一声，没有回应。走到跟前才发现不对劲儿。
老小野先生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掉了，日用品杂物衣服鞋一样没留，房子空空荡荡的，他的身边只留了一盆兰草，遗书夹在草叶之间。
“他抹掉了他所有的生活痕迹。”小野先生说。
随着小野先生的讲述，汽车像一粒胶囊，在城市的胃肠里时快时慢地移动。夕阳的光一度强得让我们放下遮阳板，眯起了眼睛，而当我们来到预订饭店的门口时，天空的蓝色变得幽远深沉，夜晚前的光线平易柔和。
晚餐我订在“长春1939”。停好车，往里面走时，一个穿马褂的男服务员替我们撩开了门帘，朝里面扬声喊：“贵客到——”声音朝店堂里面一直飘摇过去。
餐馆的装修更像个博物馆或者杂物馆，走廊设计成了百年前的老胡同，包房弄成了民国时代各种店铺的门脸，米店、布店、药店、杂货店，应有尽有，除了招牌，墙面上还贴了些旧海报和老照片。胡同中间铺了条有轨电车道，车是小型的，最多能坐四个人，移动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一路咣当咣当响，眼下坐在上面的是两个七八岁的小朋友。
“餐馆为了强调特色，打怀旧牌，形式大于内容。”我对小野先生说，“有些虚假，但感受一下也无妨。”
“您太费心了，”小野先生冲我点头，打量着四周，感慨了一句，“时光走廊。”
往包房走时，他很认真地打量墙壁上面糊的老报纸和海报。 “很有意思。”他说。
“是什么契机，让您有了写作的念头？”吃饭的时候，我问小野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想写写您父亲吧？”
“是的，”小野先生点点头，“当初考大学时我报了历史系，跟金融、国际贸易比起来，这是个冷门儿，很不受人欢迎的专业，可我觉得很有意思。回过头来想想，这其实是受了父亲和他那位战友的影响。寿喜烧店里那个下午的谈话就像一出戏剧，虽然我只看到几个碎片，却被深深吸引住了，我想知道更多的故事。”他顿了顿，又说：“如果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情，比如说，像那位寿喜烧老板一样喜欢回忆，喜欢交流，喜欢讲述，那我还会不会去学历史，研究东北亚的前世今生？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父亲什么都不想说，我对历史才那么感兴趣。”
為什么他保持沉默？为什么他撑了那么多年，八十岁的时候选择了自杀？那场在小野先生出生前就结束了的战争，从未在老小野先生的生命中结束，它微缩成了一个刺猬潜伏在老小野先生的体内，跟它战斗花费了老小野先生太多的精力，因此他无暇顾及妻子的出轨，对儿子的成长也关心有限。
年纪越大，对历史研究得越多，小野先生研究父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最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父亲的自杀，而是老小野先生对自己生活的清零。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把一切杂事处理好，在空无一物的家中孤寂地死去？一想到这个，小野先生就内心酸楚，为了缓释这种痛苦，他想改变一些东西，或许他可以用字词和叙述把老小野先生清除掉的东西一点一滴地还原回来。
“我知道这样做会漏洞百出，”小野先生说，“即使如此，也总好过一片虚空。”
吃完饭我们离开餐馆时，走到门口处，小野先生停下了脚步，他回头打量着拥有有轨电车的这一条仿古街道。
“假如真的有时光走廊，”小野先生问我，“我在这条走廊里遇见父亲，您猜会发生什么？”
我想象了一下，“——他会装作不认识您。”
“没错！”他双手击掌。
我们一起笑，笑得很大声，笑得停不下来，到最后，小野先生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原刊责编 马天牧
【作者简介】金仁顺，1970年生，现居长春。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桃花》《松树镇》《僧舞》等，散文集《白如百合》《失意纪念馆》《时光的化骨绵掌》等，编剧电影《绿茶》《时尚先生》《基隆》，编剧舞台剧《他人》《良宵》《画皮》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庄重文文学奖、作家出版集团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韩语、阿拉伯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
我跟小野先生约好上午九点在酒店大堂见面。那家酒店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坐落在城市中心的林地中。树林的年头比酒店长得多，建酒店时，为了不破坏景观和尽可能多保留一部分树木，楼房建得不高，分成几栋散落在树林中。
我过去的时候，提前了半个小时，空气清新，我下车去庭院散步。太阳升起来没多久，树林间的空气仍然湿雾雾的，青草和树叶的清香把人浸润其间，鸟儿在枝头上欢闹，时不时地，几只喜鹊在我散步的石板路上起起落落，人走得很近了，它们才展翅飞走。一个男人也在散步，头发是鸽子灰的颜色，穿着同样颜色的棉麻衬衫，腰杆笔直，姿态克制而内敛，我们交错而过时，他停下来对我颔首致意。
“——小野先生？”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他愣了愣，随即叫出了我的名字，当然，也是带着“？”的。
我说是的。
我们一起笑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到的，这里的气温和酒店还习惯吗，吃过早餐没有。
他昨天夜里到的。长春的初夏，温度宜人，这个酒店他非常非常喜欢，从他的窗子里能看到湖水，还有这么大的院落、树林和鸟儿，真是惊喜;他已经吃过早饭了：“酒店早餐很丰盛。”
他的汉语除了口音略显生硬，说得好极了。以他的语言能力，即使没有我这个业余向导，也能畅行无阻。
我问他想去哪里，可有计划。
他说没有，客随主便。
我跟小野先生说，每次外地有朋友来，最让我发愁的就是长春没什么可看的，不像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早，很多城市有几千年的政权更迭，宫廷官场战场诗坛各种抒写历史。人家清明上河、江山如画、诗情飞扬的时候，我们这里树林茂密、野草丰美，清朝时还是皇家狩猎之地，夏季碧波如海，冬季白雪皑皑，但朋友来的时候，你能带朋友看绿色或者白色吗？
“在我看来，”小野先生说，“长春是心灵幽深之地。”
他很认真，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客气。
那就走着瞧吧。
我们往停车场走时，我给小野先生介绍，他从房间看到的湖是南湖，最早是日本人打造“新京”时，利用伊通河的支流形成的人工湖，既是风景，也是城市的备用水源地。当年很多重要机构的选址都围绕着这个湖，比如说当年的满映、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我们现在开车要去的新民大街，也通过一个纽扣似的街心公园，把自己跟南湖缀在了一起。
新民大街是一百年前规划、建造的，八十年对于建筑物来说，不年轻，但也远远说不上老。街道中心有两条车道那么宽的街心花园，绿荫如盖，芳草青青，桃花李花杏花刚谢，丁香花开得正当时，香气馥郁，远看像一条蓝紫色的河流。
偽满洲国的国务院和八大部——司法部、军事部、交通部等——都在这条路附近。这些楼房的外观还大致是当年的模样——虽然有几栋楼后来又加盖了两三层，但为了协调，加盖时考虑了原建筑的风格——土黄色基调、清水红砖，楼的转角弧度优美典雅，带着韵律，窗户原本是窄细的，其中有一半被现在的使用单位扩充加宽了;楼里面的举架很高，老旋转楼梯大部分保留着，但有些局部结构被现在的使用单位改建了。新民大街的“T”字形尽头的“-”，是当时预备盖的伪满皇宫。最早参与设计的还有梁思成。
小野先生知道他：“了不起的建筑家”。
伪满皇宫刚打完地基，伪满洲国就覆灭了。新楼盖起来以后给了地质学院，这个生不逢时的宫殿被称为地质宫。
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还在吉林省设计了另外一些建筑，火车站之类的。在高铁时代，这些幸存的火车站风尘仆仆，小而倔强，有遗世独立的况味。
我们在伪满司法部的门前转了转，小野先生拍了很多照片。这栋楼是医科大学的基础部，跟另外两栋变成了医院的老楼相比，来来往往的人少，闹中有静。沿着楼房墙面，种着密密麻麻的丁香花，有一人多高，紫色白色开得烂漫无匹。
我跟小野先生说，很多年前我有个好朋友是在这里读医科大学的，我读书的学院离这里不远，上大学时经常走路或者骑自行车过来玩儿。这栋楼的地下一层，全是供医学院学生解剖学习用的尸体，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夜里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整栋楼阴森恐怖。但我朋友就不在乎这个。不过她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约会时在丁香花下面被几个男人劫持，他们带了刀，让她和男朋友把钱掏出来，他们乖乖就范了。事后我们讨论过那种状况下应不应该反抗，还因此质疑过她男朋友的男子气概和血性、勇气之类的问题。他现在是外科医生，手术刀用得很熟练，但即便如此，再遇到当年的情况，他仍旧会一言不发地把钱给他们。
“勇气是很难定义的。”小野先生说。
他说他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一直被人欺负。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会选中我。我照镜子研究过自己的脸，也在商场玻璃橱窗的反光中审视过自己的步态，我看不出我哪里不对劲儿。但显然那些人是能看出来的，他们总是能从人群中把我挑出来。开我的玩笑，骂我，打我，抢我的零用钱。”小野先生语气温和，说到最后笑了起来，“我的青春期过得非常悲惨。”
“您从来没反抗过？”
“没有。我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语言上的侮辱，身体上的疼痛——”他说，“有一次我父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他早就发现我有些不对劲儿了，跟了我好几天也说不定——我被三个家伙拦住了，他们把我逼到墙角，骂我打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父亲走过去，抓住最中间、个头也最高的那个家伙，薅着他的头发——”小野先生抬手薅着自己的头发，比画给我看，“就这样，把他掼到了墙上，他的鼻子差点儿被砸进他的脸里，鼻血流得衣服都被染红了。另外两个家伙吓呆了，我父亲给了其中一个人一个大耳光，把他扇得蹲在了地上，另外一个被踢在肚子上，在地上打了两个滚。” “哇——”
“当时我也是这样的反应，哇，好厉害！父亲平时几乎一天说不上一句话。那天他修理完那几个小子，盯着我看，我很惭愧，觉得自己很丢脸，我后悔自己没跟那几个家伙决一死战，现在我在父亲眼里，是懦夫、蠢货、垃圾。我差不多能看到涌上他舌尖的话语：‘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滚蛋！’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拉了我一把，让我站稳了，冲我点一点头，说了句，‘去上学吧’，转身走了。晚上我放学回家，他也没提这件事。说来也怪，这次事情过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虽然我照镜子时，看到的还是原来的自己。”
我们从新民大街转到松苑宾馆。开车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弧形，如果直线走路，其实并不算远。这里有栋老楼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宅邸，一样是庭院阔朗，樹木高大。楼是欧式建筑，有尖状塔楼、老虎窗和壁柱，外墙的棕褐色面砖和灰白色砂岩石形成了色彩上的对比，正门入口处修建了喷水池。
这栋宅邸建成以后，没有谁能住得长久。第一位是南次郎，然后是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是最后一位入住的日本高官，他从这里被苏联红军押到了南湖的战俘营;他前脚被押走，苏联红军的司令官后脚就住了进来，但很快，苏联司令官也离开了，国民党的一个军长变成这里的临时主人。这栋楼的际遇，应了那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庭院中的景致倒是岁岁年年相似，流水落花，空自嗟呀。
老房子里面，通常藏着些老故事。这栋楼也不会例外。战争年代，生离死别都是常态，但官方资料上面鲜有记载。现在这里变成了酒店，人来人往，雨打风吹，又有多少人关心这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
酒店大堂有个用屏风隔开的茶吧，很清静，我们去喝了杯绿茶。新茶和热水是分别端上来的，我们自己把茶叶倒进杯里，然后看着杯底的小小碧螺慢慢舒展开来，变成鲜嫩的叶片，水变成了浅淡的绿色。
我对小野先生说，去年我和莉央在这里喝的是红茶，那时候是秋天，院子里枫叶正红，是另外的景致和心情。
当时莉央就住在这个酒店，我按约定的时间过来跟她见面。“你的心跳得很快，”我们坐下后，莉央看着我说，“你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我愣了愣，她说得对，前一天夜里我几乎没睡，心脏就抗议似的，时不时地闹闹脾气。莉央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心脏是由骨骼、肌肉、皮肤包裹着的，还有一个橱柜似的胸腔，而这些又都隐藏在衣服下面。我更相信她是感觉出了什么——
“我读出来的。”莉央镇定而又从容，直视着我。
“——怎么读出来的？”
莉央说她最近参加了一个小组，解释这个小组的性质、成分过于繁杂麻烦，就算她能讲清楚，我可能也很难理解，但简而言之，现在，莉央的大脑仿佛伸出了很多无形的触角，能捕捉到很多隐秘的信息。当然，只针对她关心的人。
我讲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粗线条地阐述，不用莉央开解，已经豁然开朗：多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之前却觉得身处重重迷雾？
莉央也讲了她发生的事情——要不然，她也不会想到去参加那个小组——她出轨了。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善解人意，非常温柔。
“跟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爱！”莉央的语气变成窗外的秋日暖阳，她的表情也被浇铸了阳光似的，有着黄金般的质感，“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每一天都很幸福。”
她跟她老公说了一切，然后从家里搬了出来。她现在没有办法专心写作，她要打两份零工赚钱付房租，养活自己。
“那他呢？”
“他离不了婚，即使离婚了，他也不会跟我结婚的。”
“这算什么啊？”我替她不值。他把她领到井底下，割断绳索就走了。当然，以“爱情”的名义。“你不恨他？”
“你怎么可能会恨一个教会你爱的人呢？”
“您和莉央，”我问小野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同一个大学参加创意写作班。”
“您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授吗？怎么会去教创意写作？”
“我不是去教课，是去上课。”小野先生解释，“我教历史课。历史是浩荡博大的，它们记载的是大事件和大人物，普通人在历史里面，像一粒灰尘，什么都不是，它们能起的作用可能是让历史学家们因为灰尘过敏而咳嗽几声。可有的时候，在某些光柱里面，这些灰尘是能够被看见的，它们微小、轻盈，在光影里面颤动、舞蹈。我想，或许学习好写作技巧，就相当于有了一束能让灰尘显形、跳舞的光吧。”
“您想当作家？”
“不敢当，想学习写作。”
“可是，”我想起另外的事情，“莉央是很成熟的作家，她好像不需要参加写作班。”
“她不是学员，她是授课教授的助教。而那个教授是我大学的同事。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下课以后，去居酒屋喝一杯。”
“我和莉央是在中日韩三国的作家笔会上认识的。她看到作家简介上面写着我来自长春，就来找我。她的汉语把我吓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长春上完了初中才回的日本。”
“是的，”小野先生点着头，“我们聊过很多关于长春、关于战争的话题。”
“除了长春和战争，你们聊过别的吗？”我看着小野先生，非常非常想问他，“比如说爱情？婚姻？”
出门的时候，我把话题又转回建筑上来。现在的长春宾馆，其中有栋楼也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曾经是日本高官们欢聚的俱乐部。里面有个能容纳百人的小剧场，还有适合开派对的客厅，水晶吊灯、图案漂亮的地毯——对了，那栋楼的门楼很别致，很多摄影师都去拍过照片。有些年轻人拍婚纱照也会去那里。
长春宾馆对面原来是一个日本官员的私人宅邸，日式建筑，一条环形走廊把房间一间间连起来，走廊和所有的房间都铺着木条地板，上面刷着油漆。我曾经工作过的杂志社就在这套老房子里。后院有个天井，种着花花草草，下雨或者下雪时端杯热茶看着窗外，既文艺又治愈。那个地方适合棉布、丝竹音乐、老电影、忧伤，以及沉默。十几年前这套宅邸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火柴盒似的高楼。那个宅邸被连根拔掉，再也不会生长故事和情绪了。 我们在伪满皇宫待了一下午。
这个地方我平均一年来一次。每次来，都发现它有变化。首先是越变越大——不知道它原本就很大，正在逐步复原呢，还是为了日益繁荣的旅游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其次是越变越新，很多家具和用品都是新的，刻意做旧后摆在那里，结果就像涂了脂粉的脸，没有变好看，还失去了本色。
伪满皇宫是溥仪帝国梦的最后一程。真正操纵这个地方以及溥仪本人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无论是末代皇帝还是傀儡皇帝，都难脱悲伤和绝望。溥仪在长春住的房子和办公场所，房间狭小，空间逼仄，气息破落凋零，其中一个天井，一棵树生得很好，但风水师说了，这恰恰是个“困”字。溥仪幼年少年都是在紫禁城里度过的，纵使清末民不聊生，但他登上大位时，瘦死的骆駝比马大，气派还是有的。流落到长春这个伪满皇宫时，帝国于他，只剩下一个梦了。这是他的囚困地和伤心处：对外他是个摆设，是日本人的牵线木偶;对内，婉容不只跟他情感破裂，还有了私情和私生子;他唯一的情感慰藉谭玉玲，得了场感冒被日本军医借机害死，他连替她讨个公道的机会都没有。末世的皇帝都悲凉，故国不堪回首，愁情一江春水向东流。
旧楼、做旧的家具、蜡像人物，小野先生都看得很认真，但真正让他驻足的，是游客们最走马观花的展览厅。厅里挂满了很多当年的老照片，有原件复制品，也有放大件，黑白照片时间久了，变成了浅黄色，加上翻拍，人影有些恍惚。
每张照片他都认真地看过，尤其是有很多人的群照和合照。我在他身后跟着，发现最吸引他的是那些次要人物，他们站在照片的后面或者边缘，为了认清他们，小野先生戴上了眼镜，一会儿踮起脚尖一会儿弯下腰去，一会儿蹲一会儿站，有时候靠得太近，鼻尖都快要贴到照片上了。
“您在找什么人吗？”我问他。
“啊，”小野先生好像考试打小抄被人抓住那样，笑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春服役，下等军官，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某种机缘，他被拍下来过。”
“哦。”
小野先生是天真，还是忘了时间距离？那么多年前，拍照是个大事儿。哪里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有的人还不止一部，随时随地拍，什么都拍。就算他父亲被拍下来过，他认不认得出也是个问题，人的面相在一生中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也知道，这想法很愚蠢。”
说是这么说，在下一张照片面前，小野先生又像翻出多年前毕业照那样，目光从一张张脸孔上筛过。
“小野先生——我是说您父亲，当年是做什么的？”
“是高级将领的卫兵。”小野先生说。
怪不得他和莉央能成为好朋友，他们确实有很多很多话题可以聊。
日本投降的时候，有一些日侨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回国。莉央的外祖母死在长春，母亲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去，莉央一度被寄养在亲戚家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被接回日本。莉央在长春时，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第一个知道内情的男同学是她的初恋。
我们在展厅里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闭馆的时间，也是下班的晚高峰时间。伪满皇宫周围，集中了几大批发市场。光是服装城就好几栋楼，此外还有餐具厨具店、日常用品店、生鲜食品店等等。行人、货物、私人汽车、公交，糅杂在一起，就像滞重、黏稠的胶带，把交通焊住了。
“我在照片墙那里耽误太多时间了，”小野先生跟我说，“太抱歉了。”
我和小野先生在车里聊起另外一位小野先生。
“他是哪年在长春的？除了长春，还去过哪里？”
“他一九四○年入伍，一九四五年战败后回国。在长春的时候，他是士兵，在关东军司令部服役。”小野先生说，“那以后他去过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说。”
“那您是怎么知道他曾经在长春的？”
“是他战友说的。”
小野先生高中时，父母离婚了。他妈妈跟别的男人好上了，留了封道歉信，离家出走。他问起妈妈去哪儿了，老小野先生把信给儿子看了一下。“这么多年忍受着我，”他说，“辛苦她了。”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小野先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父亲是个无趣的人。母亲经常跟他抱怨，他自己也感同身受。在家里，父亲很少说话，也没什么笑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似乎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读而已。有心事的时候，他独自坐在客厅窗前，或者门外木廊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从来没讲过笑话逗家人开心，也从来没对妻子有过甜言蜜语。他好像从来没注意到她是个端庄雅致的女人，性情温良，厨艺极佳，她出门买东西时，男人们的目光总是围着她转。
小野先生停顿了一下，难为情地笑了笑：“您是作家，说出来想必您也能理解。”
小野先生小学的时候就发现妈妈出轨。那是樱花季的一天，下着雨。他放学买文具时，换了一条路回家，在一个胡同口，看见妈妈跟男人在伞下拥抱。那个人好像在讲什么好玩的事情，他妈妈笑软了身子，倚在那个男人身上。他转身跑开了，怀疑妈妈也看见了他，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心乱得像那一地被雨打落的花瓣，在外面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家。
他妈妈正往饭桌上摆晚饭，笑着对他说：“你回来了？”
他父亲那天没回家吃晚饭，这让他松了口气。母亲像平时一样，边吃饭边讲讲鱼店老板的玩笑、菜店伙计的闲话、茶叶店老板夫人的新衣服。她是那么神态自若，小野先生想，她其实一直在外面谈恋爱吧。
“我能理解母亲，”小野先生说，“母亲像朵花，父亲像块冰。冰不能滋养花朵，泥土、水、阳光才可以。”
但他同样理解父亲。父亲固然没有优点，但也没有缺点。他是银行职员，工作兢兢业业，不争不抢，深得上司和同事们的喜欢。家里需要男人做的事情，他做得一丝不苟，邻居家的事情也都帮忙做。他不酗酒，不打骂妻子儿子，也几乎没发过脾气。妻子花钱他从不限制，也不过问。妻子离开时，从他那冷静理智的反应来看，他或许早就知道她出轨。跟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小野先生的母亲只怕是怀着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心情吧。 老小野先生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能一直深造下去。小野先生年少时，以为这是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后来发现并不是。他父亲并不在乎他是否出人头地，他只是希望儿子能通过知识变得强大。
少年时代，小野先生如果考试考得好，不只能得到零花钱，他父亲还会让妻子买牛肉和贵重的鱼回来吃。他妈妈离家出走以后，他考出好成绩的时候，老小野先生会带他出去下馆子。
有一次他们去吃寿喜烧，遇到了老小野先生的战友。
他们坐下来，点好了餐，陆续上菜的时候，一个包着头巾的男人从厨房出来，拍了老小野先生一下。“我看着就像你！”寿喜烧店老板激动地说，“我想过也许哪一天你会走进我的店，原来就是今天啊！”
“我记得父亲当时的样子，”小野先生说，“他的脸瞬间白了，整个人就像被咒语定住了。那个人好像没注意到这个，在他身上又拍又打的，父亲慢慢缓过来，恢复正常。”
那个人跟老小野先生年纪差不多大，但性格截然不同，当年他们一起被征入伍，一起到了中国，战败后回了日本。他们拿到遣散费抚恤金，老小野先生利用当时对退伍军人的政策，去上了大学，读了个学位，毕业以后在银行当了职员;他的这位战友则开了寿喜烧店。
他们喝了一下午的酒，大部分时间，老小野先生只喝酒，不说话。即使他想说，只怕也插不上嘴。寿喜烧老板话又多又密，话语从他的嘴里倾倒似的奔涌而出。他们是在去中国的船上认识的，因为大风，他们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他们的心情也像海浪，对异国他乡、对战场、对生离死别，思绪波涛翻涌。很多人吐了，哪怕什么都不吃，也吐个不停，满嘴苦涩。他们没想到，参军以后第一次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是海上的暴风雨。
在長春，他们俩在一个小分队，经常一起执勤。他们被长官骂过，被扇过耳光，也被踢过;他们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电影，最喜欢的女演员都是山口淑子;他们一起去过妓院，为了掩饰心里的紧张，他们讲话很大声，说任何话之前先骂别人是蠢货、浑蛋。他们都没想到，苏联红军打过来的那天，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第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那个妓院;他们还一起杀过人，三个中国人，死前的哀求声哭喊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梦里，那么多的血，像红油漆一样，弄脏了他们军靴的靴底……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很多酒。开始的时候，寿喜烧店的老板娘把酒烫好后端上来给他们，顺便把他们喝空的酒壶拿走——她还应丈夫的要求，为小小野先生多上了两盘牛肉——后来太晚了，她不再出来了。寿喜烧老板摇摇晃晃地抱来一坛清酒，打开后，把桌子上所有的空酒壶倒满。
老小野先生醉了三天，他在房间里沉睡，偶尔起来喝杯水。银行的电话打到家里来，老小野先生从来没有无故不去上班，他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小野先生替父亲道歉，说他感冒发高烧，头脑不清醒，没有及时请假。
老小野先生酒醒后，瘦了一圈儿，脸色灰败，仿佛大病初愈。
小野先生试图跟父亲聊聊，他对那天酒桌上所有的故事都很感兴趣。他试着提了几次话头儿，但他父亲就像没听见似的。他在垃圾桶里发现父亲扔掉了那天离开时寿喜烧老板塞进他衣服口袋里的名片。于是他明白，父亲再也不会去那家店了，偶然被推开的回忆之门，被父亲重新关闭了。
两年以后，他考上了大学。老小野先生以方便学习为理由，建议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假期的时候，他打工赚钱，跟朋友结伴旅行，回家也只是待上一两天就离开。他又去过那家寿喜烧店。老板娘没认出他来。他自我介绍了一下，提起那个喝了无数清酒的下午。
老板娘告诉他，三个月前，老板突发心梗过世了。前一天夜里他喝了很多酒——他天天喝，喝多也是经常的——早晨起床时，让妻子给他倒一杯水，她端着水杯走到他身边时，他抬起来的手臂突然垂落下去，眼神儿飘向她身后。“就好像我身后站着什么人，”她说，“把他的魂儿从身体里吸走了。”
小野先生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小野先生去参加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他们一起去吃饭。小野先生对父亲提起他曾去过寿喜烧店，告诉他他的战友去世了。
“——死在自己的床上？”老小野先生问。
是的。
“死在洁白干净的床单上？”
小野先生不知道寿喜烧老板家的床单是什么样的。洁白还是蓝色，有条纹还是印花图案。
“他不配。”老小野先生说，“我们都不配！”
老小野先生二十年前过世。他给小野先生所在的办公室打电话，请他那天晚上务必回家。小野先生下课后回到家，发现父亲穿着和服，雕塑般地坐在窗前，他叫了一声，没有回应。走到跟前才发现不对劲儿。
老小野先生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掉了，日用品杂物衣服鞋一样没留，房子空空荡荡的，他的身边只留了一盆兰草，遗书夹在草叶之间。
“他抹掉了他所有的生活痕迹。”小野先生说。
随着小野先生的讲述，汽车像一粒胶囊，在城市的胃肠里时快时慢地移动。夕阳的光一度强得让我们放下遮阳板，眯起了眼睛，而当我们来到预订饭店的门口时，天空的蓝色变得幽远深沉，夜晚前的光线平易柔和。
晚餐我订在“长春1939”。停好车，往里面走时，一个穿马褂的男服务员替我们撩开了门帘，朝里面扬声喊：“贵客到——”声音朝店堂里面一直飘摇过去。
餐馆的装修更像个博物馆或者杂物馆，走廊设计成了百年前的老胡同，包房弄成了民国时代各种店铺的门脸，米店、布店、药店、杂货店，应有尽有，除了招牌，墙面上还贴了些旧海报和老照片。胡同中间铺了条有轨电车道，车是小型的，最多能坐四个人，移动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一路咣当咣当响，眼下坐在上面的是两个七八岁的小朋友。
“餐馆为了强调特色，打怀旧牌，形式大于内容。”我对小野先生说，“有些虚假，但感受一下也无妨。”
“您太费心了，”小野先生冲我点头，打量着四周，感慨了一句，“时光走廊。”
往包房走时，他很认真地打量墙壁上面糊的老报纸和海报。 “很有意思。”他说。
“是什么契机，让您有了写作的念头？”吃饭的时候，我问小野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想写写您父亲吧？”
“是的，”小野先生点点头，“当初考大学时我报了历史系，跟金融、国际贸易比起来，这是个冷门儿，很不受人欢迎的专业，可我觉得很有意思。回过头来想想，这其实是受了父亲和他那位战友的影响。寿喜烧店里那个下午的谈话就像一出戏剧，虽然我只看到几个碎片，却被深深吸引住了，我想知道更多的故事。”他顿了顿，又说：“如果我父亲是另外一种性情，比如说，像那位寿喜烧老板一样喜欢回忆，喜欢交流，喜欢讲述，那我还会不会去学历史，研究东北亚的前世今生？可能恰恰是因为我父亲什么都不想说，我对历史才那么感兴趣。”
為什么他保持沉默？为什么他撑了那么多年，八十岁的时候选择了自杀？那场在小野先生出生前就结束了的战争，从未在老小野先生的生命中结束，它微缩成了一个刺猬潜伏在老小野先生的体内，跟它战斗花费了老小野先生太多的精力，因此他无暇顾及妻子的出轨，对儿子的成长也关心有限。
年纪越大，对历史研究得越多，小野先生研究父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最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父亲的自杀，而是老小野先生对自己生活的清零。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把一切杂事处理好，在空无一物的家中孤寂地死去？一想到这个，小野先生就内心酸楚，为了缓释这种痛苦，他想改变一些东西，或许他可以用字词和叙述把老小野先生清除掉的东西一点一滴地还原回来。
“我知道这样做会漏洞百出，”小野先生说，“即使如此，也总好过一片虚空。”
吃完饭我们离开餐馆时，走到门口处，小野先生停下了脚步，他回头打量着拥有有轨电车的这一条仿古街道。
“假如真的有时光走廊，”小野先生问我，“我在这条走廊里遇见父亲，您猜会发生什么？”
我想象了一下，“——他会装作不认识您。”
“没错！”他双手击掌。
我们一起笑，笑得很大声，笑得停不下来，到最后，小野先生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原刊责编 马天牧
【作者简介】金仁顺，1970年生，现居长春。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桃花》《松树镇》《僧舞》等，散文集《白如百合》《失意纪念馆》《时光的化骨绵掌》等，编剧电影《绿茶》《时尚先生》《基隆》，编剧舞台剧《他人》《良宵》《画皮》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庄重文文学奖、作家出版集团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韩语、阿拉伯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现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