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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宗霍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学者，以文字学、经学、书法史等研究著称。他书法研究的代表著作《书林藻鉴》十二卷（外加《书林记事》四卷）对历朝书法进行了精要的评析，发凡举要，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是他为书法爱好者撰写提出了学习书法的三大途径，即知晓文字的发展史、明白书法及各书体的基本书写方法、书写态度。由于他这篇文章是以文言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在重读本文时当耐心咀嚼其凝练的文字、掌握其丰富的典故、领会其所道的道理。
扬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今之学子，鲜复留情于此，兹标三要，大抵陈言，无取高奇，略示途径。
一、书学
书为六艺之一，在古本号小学，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也，形事声意四者为造字之本，亦为书法之本。汉律试学僮以八体，八体者，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量书、隶书也，分之虽有八，合之实为二，二者何，即篆隶两体也，小篆为大篆之稍变，其余刻符施之于符节，虫书施之于幡信，摹印施之于印章，署书施之于题检，殳书施之于兵器款识，皆随所用而立名，体并篆书之异，不离乎奇字者近是，若八体皆通，考试便置上等，可充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令史者，主书之职也。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悦使书学不通，何能辨正然否？（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恐贻误后学，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邕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魏正始中，又立三体石经（古文、篆、隶）于大学，为邯郸淳所书，此皆不仅有功于经学，兼有功于书学；晋及南北朝书家虽多，讲究书学者颇少，故俗体讹字，踵事增厉，见于江式《论书表》，颜之推《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所举者，若“追来”为“归”，“巧言”为“辩”，“百念”为“忧”，“言反”为“变”，“更生”为“苏”，“席”下着“带”，“恶”上安“西”之类，从南北朝碑刻中寻之，往往而有，唐制书学列为专门，书学博士教士庶人之子，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于字书亦兼习之，而礼部吏部掌天下贡举之职，凡举试之制，其科有六，五曰书，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是犹有汉初尉律遗意，故唐代书家碑刻之流传者，俗体甚少，以书法论，与南北朝人较，或有短长，以书学论，殆胜之矣。自唐以后，历宋元明清，学者复不探本，除少数学人之书外，大抵只知学书，不知书学，但取便捷，诸从草率，故宋张有作《复古篇》，明焦竑作《俗书刊误》，清初周靖作《篆隶考异》，其意皆欲纠当世之谬，使之稍衷于正也，逮于今日，书学扫地尽矣，官方公牍私家简札，学子考卷，无一而非俗体讹字，积非胜是，众且不知其为俗为讹，数年前，教育部且有简体字之颁布，寻其所收，十之七八皆俗体也，功令如是，几何不率国人而趋于野（幸而旋有暂缓施行之令），许君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摇矣，国孰与立哉？是故居今日而言书学，欲其上探苍雅说文，人必将笑为迂古，然窃以为必不得已，亦当略看张焦之书，去泰去甚，庶几不至尽忘其本钦。
二、书法
书出于画，同为美术，画有画法，故书有书法，书体既多，法亦随异，篆则上法陈仓《石鼓》，次及斯相刻石，隶与八分，法东西两京，魏之《三体石经》，则古文篆隶皆可法，此皆言取法乎上，书法之正宗也，若欲博其异趣，取耀末俗，则钟鼎甲骨，亦可仿写，盖书法与书学稍别，书学宜严。免入歧途，书法略宽，无伤大雅，然自篆变为隶，又流而为分为真，通行之书，莫此为便，学书之人，亦惟此是习，故今日讲书法，卑之无高，即就通行之体论之可矣。惟是古人之法，往往从精苦中自得之，多秘不肯示人，汉灵帝时，师宜官八分称最，每书辄削而焚其拊，同时梁鹄就求其法不可得，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拊，鹄书遂工，《宣和书谱》谓三国时钟繇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相传钟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中，苦求不与，捶匈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钟发其冢，始得其法。宋翼学书于钟，钟亦不以法语之，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又发钟墓，得笔势论，翼得而读之，名遂大振，盖即今所传蔡邕《九势》也，此皆求书法之掌故，于此亦可见得法之难，至于以法著书而传示于人者，殆始晋卫夫人笔阵图，其所论列，一须如千里阵云，、须如高峰坠石，丿须如陆断犀象，し须如百钧弩发，丨须如万岁枯藤，ㄟ须如崩浪雷奔，须如劲弩筋节，或谓夫人即得笔法于钟繇，而王羲之又从学于夫人而得其传者也，然而世所盛传者，则为永字八法，八法亦莫知所自始，咸谓崔张钟王，授受有系，隋僧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始为发其旨趣，授与虞世南，自此流传遂广。八法者，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努，挑为趯，左上为策，左下为掠，右上为啄，右下为磔，八法各有歌诀，侧不言点者，谓笔锋顾右，审其势险而侧之，故名侧也，止言点则不明。勒不言横者，勒乃趯笔而行，承其虚画，取其劲涩，若止言横，虑在不趯，一出便画，则锋拳而怯薄也。努不言竖者，努之势微，在乎趋笔下行，若直置其画，则形圆势质，书之病也。趯不言挑者，凡字之出锋谓之挑，锋者笔锋去而言之，谓自努画收锋竖笔潜劲，借势而趯也。策一名折，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故曰策也。掠一名分，掠乃徐疾有准，随手遣锋，遣不常速，锋利不坠也。啄一名撇，然撇乃蒙俗之言，啄者因势而立，其笔速进，劲若铁石，疾若鹰隼也。碟为波发，须寓遒劲于迟涩之中，其或藏锋或出锋，而从心所欲，不必拘也。综观八法，与《笔阵图》七法亦大同小异，有谓八法即从七法而出，智永假托前人，实则即系破绽，理亦相似，其以永字为名者，因此字八法皆具，推而广之，可该万字，后之书家，立法虽多，要莫能外，神而明之，便可成家矣，今之学子，多不学书，偶有学者，又不解法，或则师心作一占，或则高言放论，点画使转之不知，畸邪颠倒之是务，东涂西抹，竟不成体，以怪为古，以稚为朴，荡越规矩，弃去绳墨，顾反谓自然之美在是也，其实但足以惊俗目，不免贻笑方家，是故有志于书者，必先革此恶习，乃不沦入魔道。
三、书功 书虽小道，不勤习则不能熟，不熟则不能巧，语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又曰，熟能生巧，百艺皆然，而书为甚。故古之善书者，莫不瘁毕生之力以赴之，心摹手追，精入神往，而后有成，今略举其著者述之。张芝世号草圣，其家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蔡邕学书嵩山，于石室中得古人《笔势》一卷，诵习三年，始通其理。钟繇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每见万类，皆画像之。王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遂又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释智永居寺阁临书，所退笔头，置大竹簏，簏受一石余，凡三十年，五簏皆满，所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虞世南夜卧于被中画腹，苦思成梦，尝梦吞笔，又梦张芝指一道字，方悟其法。欧阳询尝出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始去。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颜真卿幼贫乏，无纸笔，以黄土扫墙习书，晚年尤嗜书石，载石以行，砻而藏之，遇兴则书，随所在留其所镌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释怀素好草书，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则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犹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凡上所述，皆见载记，历世以为美谈，即如近代何子贞，亦日有书课，每课临碑百字，道路不辍，平生所临汉碑凡数十种，各种皆临写百通以上，故能集汉分之大成，且勤习非徒能使书有成也，兼有补于为学。曾文正教人看读写作，写即写字，每日以写楷书万字为程，盖写字快则抄纂便，古者镂板未兴，得书不易，好学之士，莫不赖于抄写，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借书，自课日抄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所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王筠亦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幼年读《五经》，爱《左氏》《春秋》，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凡所抄录，大小百余卷，故袁王两君，皆能以文学成名，近儒如王湘绮先生，自谓不谙运笔，唯好抄经，自二十五岁以后，日抄三千字，平生作字以亿兆计，虽复淡水轻烟，色如点渍，盖笔重故也，上观先贤，下及近哲，成学成书，莫不得力于书功，功不到则无望其有成，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学者幸勿著为小艺，以为可骤而几也。
（摘自《书学》1943年第1期）
马宗霍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学者，以文字学、经学、书法史等研究著称。他书法研究的代表著作《书林藻鉴》十二卷（外加《书林记事》四卷）对历朝书法进行了精要的评析，发凡举要，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是他为书法爱好者撰写提出了学习书法的三大途径，即知晓文字的发展史、明白书法及各书体的基本书写方法、书写态度。由于他这篇文章是以文言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在重读本文时当耐心咀嚼其凝练的文字、掌握其丰富的典故、领会其所道的道理。
扬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今之学子，鲜复留情于此，兹标三要，大抵陈言，无取高奇，略示途径。
一、书学
书为六艺之一，在古本号小学，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也，形事声意四者为造字之本，亦为书法之本。汉律试学僮以八体，八体者，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量书、隶书也，分之虽有八，合之实为二，二者何，即篆隶两体也，小篆为大篆之稍变，其余刻符施之于符节，虫书施之于幡信，摹印施之于印章，署书施之于题检，殳书施之于兵器款识，皆随所用而立名，体并篆书之异，不离乎奇字者近是，若八体皆通，考试便置上等，可充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令史者，主书之职也。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悦使书学不通，何能辨正然否？（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恐贻误后学，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邕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魏正始中，又立三体石经（古文、篆、隶）于大学，为邯郸淳所书，此皆不仅有功于经学，兼有功于书学；晋及南北朝书家虽多，讲究书学者颇少，故俗体讹字，踵事增厉，见于江式《论书表》，颜之推《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所举者，若“追来”为“归”，“巧言”为“辩”，“百念”为“忧”，“言反”为“变”，“更生”为“苏”，“席”下着“带”，“恶”上安“西”之类，从南北朝碑刻中寻之，往往而有，唐制书学列为专门，书学博士教士庶人之子，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于字书亦兼习之，而礼部吏部掌天下贡举之职，凡举试之制，其科有六，五曰书，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是犹有汉初尉律遗意，故唐代书家碑刻之流传者，俗体甚少，以书法论，与南北朝人较，或有短长，以书学论，殆胜之矣。自唐以后，历宋元明清，学者复不探本，除少数学人之书外，大抵只知学书，不知书学，但取便捷，诸从草率，故宋张有作《复古篇》，明焦竑作《俗书刊误》，清初周靖作《篆隶考异》，其意皆欲纠当世之谬，使之稍衷于正也，逮于今日，书学扫地尽矣，官方公牍私家简札，学子考卷，无一而非俗体讹字，积非胜是，众且不知其为俗为讹，数年前，教育部且有简体字之颁布，寻其所收，十之七八皆俗体也，功令如是，几何不率国人而趋于野（幸而旋有暂缓施行之令），许君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摇矣，国孰与立哉？是故居今日而言书学，欲其上探苍雅说文，人必将笑为迂古，然窃以为必不得已，亦当略看张焦之书，去泰去甚，庶几不至尽忘其本钦。
二、书法
书出于画，同为美术，画有画法，故书有书法，书体既多，法亦随异，篆则上法陈仓《石鼓》，次及斯相刻石，隶与八分，法东西两京，魏之《三体石经》，则古文篆隶皆可法，此皆言取法乎上，书法之正宗也，若欲博其异趣，取耀末俗，则钟鼎甲骨，亦可仿写，盖书法与书学稍别，书学宜严。免入歧途，书法略宽，无伤大雅，然自篆变为隶，又流而为分为真，通行之书，莫此为便，学书之人，亦惟此是习，故今日讲书法，卑之无高，即就通行之体论之可矣。惟是古人之法，往往从精苦中自得之，多秘不肯示人，汉灵帝时，师宜官八分称最，每书辄削而焚其拊，同时梁鹄就求其法不可得，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拊，鹄书遂工，《宣和书谱》谓三国时钟繇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相传钟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中，苦求不与，捶匈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钟发其冢，始得其法。宋翼学书于钟，钟亦不以法语之，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又发钟墓，得笔势论，翼得而读之，名遂大振，盖即今所传蔡邕《九势》也，此皆求书法之掌故，于此亦可见得法之难，至于以法著书而传示于人者，殆始晋卫夫人笔阵图，其所论列，一须如千里阵云，、须如高峰坠石，丿须如陆断犀象，し须如百钧弩发，丨须如万岁枯藤，ㄟ须如崩浪雷奔，须如劲弩筋节，或谓夫人即得笔法于钟繇，而王羲之又从学于夫人而得其传者也，然而世所盛传者，则为永字八法，八法亦莫知所自始，咸谓崔张钟王，授受有系，隋僧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始为发其旨趣，授与虞世南，自此流传遂广。八法者，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努，挑为趯，左上为策，左下为掠，右上为啄，右下为磔，八法各有歌诀，侧不言点者，谓笔锋顾右，审其势险而侧之，故名侧也，止言点则不明。勒不言横者，勒乃趯笔而行，承其虚画，取其劲涩，若止言横，虑在不趯，一出便画，则锋拳而怯薄也。努不言竖者，努之势微，在乎趋笔下行，若直置其画，则形圆势质，书之病也。趯不言挑者，凡字之出锋谓之挑，锋者笔锋去而言之，谓自努画收锋竖笔潜劲，借势而趯也。策一名折，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故曰策也。掠一名分，掠乃徐疾有准，随手遣锋，遣不常速，锋利不坠也。啄一名撇，然撇乃蒙俗之言，啄者因势而立，其笔速进，劲若铁石，疾若鹰隼也。碟为波发，须寓遒劲于迟涩之中，其或藏锋或出锋，而从心所欲，不必拘也。综观八法，与《笔阵图》七法亦大同小异，有谓八法即从七法而出，智永假托前人，实则即系破绽，理亦相似，其以永字为名者，因此字八法皆具，推而广之，可该万字，后之书家，立法虽多，要莫能外，神而明之，便可成家矣，今之学子，多不学书，偶有学者，又不解法，或则师心作一占，或则高言放论，点画使转之不知，畸邪颠倒之是务，东涂西抹，竟不成体，以怪为古，以稚为朴，荡越规矩，弃去绳墨，顾反谓自然之美在是也，其实但足以惊俗目，不免贻笑方家，是故有志于书者，必先革此恶习，乃不沦入魔道。
三、书功 书虽小道，不勤习则不能熟，不熟则不能巧，语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又曰，熟能生巧，百艺皆然，而书为甚。故古之善书者，莫不瘁毕生之力以赴之，心摹手追，精入神往，而后有成，今略举其著者述之。张芝世号草圣，其家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蔡邕学书嵩山，于石室中得古人《笔势》一卷，诵习三年，始通其理。钟繇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每见万类，皆画像之。王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遂又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释智永居寺阁临书，所退笔头，置大竹簏，簏受一石余，凡三十年，五簏皆满，所临真草千文，八百余本。虞世南夜卧于被中画腹，苦思成梦，尝梦吞笔，又梦张芝指一道字，方悟其法。欧阳询尝出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始去。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颜真卿幼贫乏，无纸笔，以黄土扫墙习书，晚年尤嗜书石，载石以行，砻而藏之，遇兴则书，随所在留其所镌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释怀素好草书，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贫无纸，则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犹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凡上所述，皆见载记，历世以为美谈，即如近代何子贞，亦日有书课，每课临碑百字，道路不辍，平生所临汉碑凡数十种，各种皆临写百通以上，故能集汉分之大成，且勤习非徒能使书有成也，兼有补于为学。曾文正教人看读写作，写即写字，每日以写楷书万字为程，盖写字快则抄纂便，古者镂板未兴，得书不易，好学之士，莫不赖于抄写，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借书，自课日抄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所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王筠亦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幼年读《五经》，爱《左氏》《春秋》，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凡所抄录，大小百余卷，故袁王两君，皆能以文学成名，近儒如王湘绮先生，自谓不谙运笔，唯好抄经，自二十五岁以后，日抄三千字，平生作字以亿兆计，虽复淡水轻烟，色如点渍，盖笔重故也，上观先贤，下及近哲，成学成书，莫不得力于书功，功不到则无望其有成，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学者幸勿著为小艺，以为可骤而几也。
（摘自《书学》194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