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国收官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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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在接下来17年的时间长度里,崇祯帝悲欣交集地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收官动作。当所有风景看遍、激情耗尽之时,崇祯的宿命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历史也不会给他更多表演或者突围的空间。

皇帝心


  一开始,崇祯帝是心有不甘的。他以为“我能我可以”,意气风发,要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崇祯的治国心态出现了若干诡异的色彩?在历史大崩溃的前夜,一个帝王的焦灼、悲悯、怨天尤人、我行我素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态,在诸多大事件的碰撞和覆盖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呢?
  刘鸿训第一个感受到了来自崇祯帝的寒意。这位在天启六年因触犯魏忠贤而被免职的官员,在崇祯元年七月被晋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崇祯慧眼识人的结果。刘鸿训也知恩图报,准备为皇帝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特别是在扫荡魏忠贤余党上,他公私之仇兼报,试图一网打尽。但崇祯帝出于朝局稳定的考虑,决定要分别对待。由此刘鸿训深感不满,他从朝堂退下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主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皇帝年轻,做事不够成熟老到。因为他这一句话,崇祯帝要置他于死地。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刘鸿训被开除公职,后流放代州。再后来,刘鸿训死于流放地。
  陈新甲之死则反映了皇帝的冷酷无情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崇祯十四年,因为松、锦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引咎辞职。崇祯皇帝不许,同时令他与清军暗中议和,但要保密。不过世事无常,议和之事很快泄露。堂堂帝国要与清国媾和,这是当时舆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一时间弹劾陈新甲蔚然成风。崇祯皇帝怕引火烧身,勒令陈新甲做出检讨,但是陈尚书不上路,自以为有皇帝罩着,拒不认错。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在崇祯皇帝复杂的眼神下入狱,两个月后被斩于市。他的死为世人揭开了皇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爱面子,不爱里子。崇祯十七年,皇帝在煤山脚下吊死时,身边的大臣无一追随,各自作鸟兽散——世事的恩怨相报,真是屡试不爽。
  但是和袁崇焕相比,这些人的遭遇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袁崇焕悲剧


  刚开场是花好月圆的。崇祯元年四月,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两人的合作开始了。袁崇焕投桃报李,表示要为皇帝平辽。崇祯帝立即做出回应,称“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封侯之赏、荫及子孙,对一个士大夫来说,当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皇帝如此犒赏,袁崇焕再次投桃报李,表示平辽五年可成。这其实是轻言浪对,虽然在此前袁崇焕曾经炮伤努尔哈赤,但皇太极即位后,后金的战斗力继续走强,而明军苦于机制、财经以及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战斗力很成问题。
  袁崇焕接下来做的令崇祯很不爽的事是要钱,准确地说是催讨拖欠的军饷。袁崇焕刚去辽东,宁远兵变就爆发了。明军的机制、财经以及腐败问题在袁崇焕面前一览无遗。袁崇焕怎么办?他分两步走:一是强行镇压,从而暂时平息了兵变;二是向皇帝请饷,请发宁远军所缺的四个月兵饷,袁崇焕以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崇祯帝对实实在在存在的军饷拖欠问题避而不谈,反而从道德层面苛求刚上任的袁崇焕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兵变问题——两人在观察和处理同一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崇祯帝甚至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借此中饱私囊。他对袁崇煥的信任缺失已然呈现。
  接下来,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的疑心。对崇祯帝来说,毛文龙是有功的,他在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多次袭击清军后方,从而牵制了清军南下的进程。但对袁崇焕来说,毛文龙拒绝其清理东江军饷的命令,有虚功冒饷之嫌。在崇祯帝看来,毛文龙死于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蔑视权威、先斩后奏杀死了毛文龙,这是崇祯帝不能容忍的。
  但他还是忍了下來。在两人的性格碰撞中,崇祯帝的性格事实上也是细腻、丰满、富有曲线的,或者说他的燃点还未达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尚方宝剑的确是自己亲赐,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在潜规则范围之内;二是“平辽”还指望袁崇焕去完成,和毛文龙的性命甚至是自己的权威相比,“平辽”更重要。由此,崇祯帝由着袁崇焕往前走,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良苦用心,非局中人不能感受。
  事后分析起来,指望袁崇焕“平辽”的确是崇祯最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一旦突破,袁崇焕就会死得很惨。但很遗憾,历史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它不差分毫地向前演绎,每一个节点都在指向皇帝性格缺陷的最后总爆发。
  崇祯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领的清兵从蒙古绕道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回京救援。在广渠门外,袁崇焕的部队打败了清军的围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不期而至:未经崇祯帝许可,袁崇焕率师回京,目的可疑。
  第二个节点很快如影随形——袁崇焕请求皇帝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以利再战。这个在崇祯帝看来,也是目的可疑的,但袁崇焕不自知。在此之前,他的后背上累积了皇帝太多狐疑的目光,就像一层层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关键时刻,聪明的皇太极递上那根火柴——他施反间计,使皇帝相信袁崇焕和他有密约,袁崇焕回师也罢,请求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也罢,都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火柴燃烧,炸药即刻引爆。袁崇焕在崇祯愤怒和狐疑的心态下入狱,成为帝国悲情时代分量最重的牺牲品。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以“谋叛罪”凌迟处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3000里——帝国的防线至此不摧自毁了。
  袁崇焕死后,崇祯失去最后一道防火墙,帝国的崩溃进入倒计时。
  崇祯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崇祯下了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此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签到“上班”,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
  (摘自《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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