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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外很早就开始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予以关注，而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较缺乏。伴随生态旅游在我国的日益普及，介绍国外相关研究结论，对比国内外生态旅游者的行为与态度特征差异，将有助于探索适合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道路与模式。以北京市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在明确区分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的基础上，从人口统计、动机、环境态度等方面探讨了中外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差异，并针对性地提出若干管理建议。
[关键词]生态旅游者；动机；NEP；百花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1—0075—06
1 引言
国外很早就开始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予以关注。弗雷尔和厄格鲁(Fennell&Eagles)认为游客是生态旅游框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0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促销和推广——支持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消费者”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组织(WTO)还特别委托专家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7个重要生态旅游客源国的游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世界生态旅游峰会c组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更多地去理解生态旅游目的地国家中那些正在对生态旅游产品做出反映的人们是重要的。”
从全球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而发达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客源地。生态旅游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因客观环境的不同，应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同的研究和发展的侧重。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主席伍德(Wood)注意到，生态旅游如操作不当，也会像传统的大众旅游一样危害环境。生态旅游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本土化是关键。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对中外生态旅游者异同的透彻了解正是生态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
2 研究背景
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境内，距市区80千米，所辖范围总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共由9座海拔超过1900米的山峰组成。200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在百花山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23份。采用K阶最近邻(KNN：K-Nearest Neighbor)和反向传播(BP：Back-Propagation)前馈型多层神经网络所构成的综合分类器对百花山游客中的生态旅游者进行识别，最终分类结果为生态旅游者139名，非生态旅游者284名。分类结果经预测有效性、内容有效性、理论有效性和收敛有效性检验，效果较好。
问卷各部分的设计尽量采用较为常用的问题形式，充分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结果对比的需要。其中：
人口统计特征部分，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年均收入4项。重点在于测量游客的人口统计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定位。问题设计时既考虑了国际惯例，也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研究习惯。年龄段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划分。
动机特征部分，调查了对游客选择目的地构成影响的34项主要出游动机，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护区的游客管理措施是否对游客的动机实现构成威胁直接影响到游客是否对管理措施做出响应，因此动机特征是问卷调查的重点。该部分表格设计主要参考了厄格鲁(Eagles)在“加拿大生态旅游者的旅行动机”(The Travel Motivations of CanadianEcotourists)一文中列出的旅游动机目录。该目录在1983年“加拿大人旅游态度和动机研究”(CTAMS)中首次使用，当时有11500人接受了调查，后来又有多位学者在多个地区的调查中使用了这一动机目录。本次调查通过预测试在该目录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环境态度直接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该部分列出涉及环境问题的叙述6项，用以评判旅游者的环境素质。环境态度的测量，采用NEP尺度(NEP：NewEcological Paradigm)。NEP尺度，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最常使用的工具。改进的NEP尺度在不对测量效果造成显著影响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2个条目缩减为6个。
3 特征比较
3．1人口统计特征
从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认证程序(NEAP：The Nature and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看，与生态旅游产品相对应，对生态旅游游客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自然旅游者、生态旅游者、严格的(高级)生态旅游者3个级别的认定。其中自然旅游者通常指到访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本文除北京松山的案例是对自然旅游者特征的探讨外，其他均对自然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有明确的区分，主要是基于NEAP“生态旅游者”层次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百花山、中国台湾(3个沿海湿地的生态旅游者)、波兰(Oicowski国家公园的参观者及居住在附近的生态旅游者)3个案例，调查时采用了大体相似的生态旅游者判定标准以及动机列表。
案例选择时，除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外，主要考虑了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两个指标。除百花山外，还包括：
(1)松山：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百花山客源基本相同，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调查结果的验证；
(2)中国台湾：与北京在文化上基本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台湾的生态旅游开展得相对较早；
(3)波兰：波兰与北京相同，生态旅游开展较晚，不同的是波兰从文化上讲属西方文化的范畴；
(4)欧美：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开展较早，可供分析的案例也较多，目前，对该地区生态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认识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3．1．1 性别
无论是取自百花山、松山，还是我国台湾的样本，生态旅游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而西方国家无论是处于生态旅游发展较早阶段的波兰，还是生态旅游开展较为成熟的欧美，都显示出相反的女性化倾向。不过，据维尔(Weaver)分析，欧美国家早期的生态旅游者案例研究结果也曾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
引起性别倾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不同阶段生态旅游产品特点不同有关。早期，成熟的、商业化的生态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生态旅游多是自发的、小规模的、无向导的、对体力要求高的和探险型的，因而也是更适合男性的。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对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市场的调研就表明，入境的女性游客更喜欢参加对体能要求不高的活动，如有向导的旅游或路程距离少于两个小时的无向导旅游；而男性游客则更喜欢参加观鲸、潜水以及长距离、无向导的旅行。但 女性对生态旅游的兴趣可能要高于男性，在百花山的调查中，以生态旅游兴趣尺度EI(EI：EeotourismInterest)作为衡量游客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百花山游客中女性比男性对生态旅游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当生态旅游逐渐步入稳定发展阶段，生态旅游成为一种商业性的旅游产品，各种配套设施和服务得到保障，甚至开发出更多适合女性特点的生态旅游产品时，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性别就会逐渐向女性倾斜。
3．1．2年龄
百花山的调查，与科思特托等(Kerstetter etal．)对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的调查结果相同，小于35岁的年轻人占绝对优势(见表1)，比例都超过了75％。石金莲等所调查的北京松山的生态旅游者年龄稍大，但也以年轻人为主体，小于45岁者占到72．5％。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生态旅游者的年龄构成上，以29—35岁的年轻人居多，占一半以上(51．6％)。欧美国家的统计则呈现相反的趋势，生态旅游者主体为大于35岁，甚至40岁的中年游客，波兰生态旅游者年龄也略高于一般游客，但不很明显。
导致我国与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
(1)与旅游体验有关。我国大陆地区，旅游业19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现在的很多中老年人，即使是大众旅游的体验也很有限；欧美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旅游就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中年，人们大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旅游体验，并在旅游实践中体味到珍爱自然的重要，因而更愿意尝试一些新的、有益于自然的旅游产品。
(2)与收入有关。生态旅游产品的花费比一般的旅游要高，因而对旅游者的经济实力要求也较高，另外，收人较高者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态度更好，这也有利于他们选择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大陆地区，小于35岁的青年人属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中年人多多少少受到“文革”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面临着下岗、失业等诸多压力，经济基础使之很难问津生态旅游；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的历史多未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中年人既有精力又有经验，因而往往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生态旅游产品。
(3)可能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我国台湾地区的游客就旅游体验和收入而言大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但生态旅游者也以年轻人为主；同样，上文提到，波兰的生态旅游虽然也处于早期阶段，但受调查者同样以女性为主，这两种现象都有可能与东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杨瑞霞认为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上讲，中国属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历来与外界来往较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主静”文明，旅游者心态呈现“内敛稳重”的特性。与此相反，西方沿海民族则以赚钱为荣，他们扬帆远行，冒险出游，到海外寻宝淘金，形成一种“动态”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赋予西方人的精神勇猛、进取较锐的冒险品格。在东方“内敛”、“主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相对更富于探险精神的男性与年轻人来说，自然成为了中国生态旅游最主要的部分。
3．1．3教育程度
生态旅游历史较长，发展较为成熟的我国台湾和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超过了70％；生态旅游还处于早期甚至萌芽阶段的北京地区和波兰，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要小一些，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在60％左右。特别是在百花山的调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仅为53．2％，与一般游客中50．0％的比例差距非常微弱。
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差距小的原因与二者的分异程度不大有关。如在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中有相当比例的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他们作为生态旅游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与一般游客的差异是相对模糊的，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否则将被淘汰为一般的游客。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更准确地讲，是针对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而言，如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受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就达到了61．0％，超过一般游客约11个百分点。
3．1．4年均收入
足够的收入是促使有生态旅游出游动机的消费者最终购买生态旅游产品的重要保障，以往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生态旅游者比一般游客拥有更高的收入，百花山的调查也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不太相同的趋势，陶等(Tao et a1．)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调查也显示，75．4％的人在1998年的家庭收入低于1250000台币，相比之下，1997年台湾一般人口中只有68．8％的人收入低于该数字。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收入偏低与其年龄相对较轻有关，他们大多正在读大学或刚刚大学毕业，收入自然要低些。大陆地区的生态旅游者虽然年纪也较轻，但上文谈到，他们由于有很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机遇，收入并不低。
3．2动机特征
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于厄格鲁1992年对以往若干关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调查的总结。动机特征部分的调查采用的是4点李克特量表。
3．2．1重要动机上的差异
表2中分别列出了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和加拿大生态旅游者最重要的前10位出游动机，对其中6个动机，二者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它们是：“未破坏的自然区域”、“在大自然中学习”、“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风光摄影”、“活动筋骨，以喜好的方式自由活动”和“时间允许，看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比较重要的其他4个出游动机，即“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参与运动”和“品尝到新的美味”，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同样比一般游客认为更重要。因此，总体而言，百花山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在最重要的动机方面差异不大，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
3．2．2差异程度
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将更加突出，与一般游客在动机特征上的差异程度也将有加大的趋势。以百花山调查和厄格鲁对加拿大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统计为例，二者所涉及到的相同或相近的动机特征34项，其中对于“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露营”、“在大自然中学习”、“学习新的户外技能”和“风光摄影”5项动机因厄格鲁的统计缺乏一般游客的资料，不便比较。在剩下的29项动机中，在90％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在7项动机(“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观看运动”、“利用旅费降低的机会”、“拜访亲友或故乡”、“三星级以上的旅店”和“可以进行室内运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加拿大差异显 著的动机项则达到24项，仅在“三星级以上的旅店”、“享受美食的高档饭店”、“唤起美好的回忆”、“温暖的气候”和“观看运动”等5项动机上不存在太大差别。在95％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存在显著差异的动机减为3项(“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和“观看运动”)，加拿大则仅除去了“室内运动”1项不太显著的动机，减为23项。
波兰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在波兰，诺维兹克和弗雷尔(Nowaczek&Fennell)就49项出游动机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仅在“夜生活和娱乐”以及“拜访亲朋”2项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陶等就18项动机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和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在“在大自然中学习”、“参与游憩活动(如徒步旅行，观鸟)”、“鸟类”、“生态保护区”、“荒野／未破坏的区域”和“地貌和地质遗迹(features)”等6项社会和吸引物动机上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国家和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大小与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水平高低基本一致，该论断如能在以后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可将其作为衡量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应用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工作。
3．3环境态度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在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环境态度是行为的预报器，不同的旅游者，其对环境的态度不同，在旅游中的个人行为也往往不同。改进的NEP由6个问题构成(见表3)，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级构成，计分分别为1—5分。计算NEP分数时，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反面陈述则由6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再计入总分，因此，最高分为30分，中立者的分数为18分，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小于18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
百花山的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在环境态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NEP的平均得分来看，一般游客为21．47，环境态度中等，生态旅游者平均得分则为25．45，环境态度较好，其中，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NEP分数更高些，都超过了25分，分别为27．98分、25．98分，相比之下，经常的生态旅游者环境态度得分略低，为23．06分，低于24分，属环境态度中等。维尔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旅游者类型，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往往具有强烈的生物或者说环境中心论态度，而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则展示出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倾向。百花山的调查与维尔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太相同的是发现在一般的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他们每年去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旅游的次数较少，被称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经历了实践的洗礼更加稳固不同的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则多来源于理论，相对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了大体相同的结果，调查采用了由9个陈述句构成的NEP法，结果表明，所有游客的均值为34．7分(平均为3．86分)。环境态度大体介于百花山一般游客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之间。
陶等用类似的方法对台湾游客的环境态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环境态度要好于自我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
4 结论与讨论
(1)人口统计学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呈现出男性化、年轻化、与一般游客教育程度差异小等特征。说明受生态旅游发展阶段以及东西方文化渊源的影响，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会呈现多样化形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应成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应研究自身生态旅游市场的独特之处，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体系与营销模式。
(2)动机方面，比较发现，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最核心的出游动机与国外生态旅游者基本相符，但典型性不高，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较国外要小。相符的动机特征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初步形成，差异较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还较低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属于“生态旅游者”的人群是不稳定的，甚至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随时跟踪我国生态旅游者特征的变化直至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是必要的。
(3)环境态度方面，与国外相同的是，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具有非常明显的环境中心论态度，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则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倾向；不同的是，本次调查发现，在一般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环境中心论倾向，他们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不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针对不同生态旅游者的不同特点，在游客管理中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因材施“管”，如可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参与保护区管理的机会，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环境友好型的服务(如向游客发放垃圾袋)、设施(采用清洁能源)以及更优美的环境等，使他们在书本中获得的良好的环境态度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为经常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环境教育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环境态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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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者；动机；NEP；百花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1—0075—06
1 引言
国外很早就开始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予以关注。弗雷尔和厄格鲁(Fennell&Eagles)认为游客是生态旅游框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0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市场促销和推广——支持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消费者”是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在此之前，世界旅游组织(WTO)还特别委托专家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7个重要生态旅游客源国的游客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世界生态旅游峰会c组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更多地去理解生态旅游目的地国家中那些正在对生态旅游产品做出反映的人们是重要的。”
从全球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而发达国家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客源地。生态旅游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因客观环境的不同，应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同的研究和发展的侧重。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主席伍德(Wood)注意到，生态旅游如操作不当，也会像传统的大众旅游一样危害环境。生态旅游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本土化是关键。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对中外生态旅游者异同的透彻了解正是生态旅游本土化研究的前提。
2 研究背景
百花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境内，距市区80千米，所辖范围总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共由9座海拔超过1900米的山峰组成。200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在百花山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23份。采用K阶最近邻(KNN：K-Nearest Neighbor)和反向传播(BP：Back-Propagation)前馈型多层神经网络所构成的综合分类器对百花山游客中的生态旅游者进行识别，最终分类结果为生态旅游者139名，非生态旅游者284名。分类结果经预测有效性、内容有效性、理论有效性和收敛有效性检验，效果较好。
问卷各部分的设计尽量采用较为常用的问题形式，充分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结果对比的需要。其中：
人口统计特征部分，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年均收入4项。重点在于测量游客的人口统计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定位。问题设计时既考虑了国际惯例，也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研究习惯。年龄段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划分。
动机特征部分，调查了对游客选择目的地构成影响的34项主要出游动机，以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保护区的游客管理措施是否对游客的动机实现构成威胁直接影响到游客是否对管理措施做出响应，因此动机特征是问卷调查的重点。该部分表格设计主要参考了厄格鲁(Eagles)在“加拿大生态旅游者的旅行动机”(The Travel Motivations of CanadianEcotourists)一文中列出的旅游动机目录。该目录在1983年“加拿大人旅游态度和动机研究”(CTAMS)中首次使用，当时有11500人接受了调查，后来又有多位学者在多个地区的调查中使用了这一动机目录。本次调查通过预测试在该目录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环境态度直接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该部分列出涉及环境问题的叙述6项，用以评判旅游者的环境素质。环境态度的测量，采用NEP尺度(NEP：NewEcological Paradigm)。NEP尺度，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最常使用的工具。改进的NEP尺度在不对测量效果造成显著影响的前提下，由原来的12个条目缩减为6个。
3 特征比较
3．1人口统计特征
从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认证程序(NEAP：The Nature and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看，与生态旅游产品相对应，对生态旅游游客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自然旅游者、生态旅游者、严格的(高级)生态旅游者3个级别的认定。其中自然旅游者通常指到访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本文除北京松山的案例是对自然旅游者特征的探讨外，其他均对自然旅游者与生态旅游者有明确的区分，主要是基于NEAP“生态旅游者”层次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百花山、中国台湾(3个沿海湿地的生态旅游者)、波兰(Oicowski国家公园的参观者及居住在附近的生态旅游者)3个案例，调查时采用了大体相似的生态旅游者判定标准以及动机列表。
案例选择时，除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外，主要考虑了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两个指标。除百花山外，还包括：
(1)松山：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百花山客源基本相同，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调查结果的验证；
(2)中国台湾：与北京在文化上基本具有同源性，不同的是台湾的生态旅游开展得相对较早；
(3)波兰：波兰与北京相同，生态旅游开展较晚，不同的是波兰从文化上讲属西方文化的范畴；
(4)欧美：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开展较早，可供分析的案例也较多，目前，对该地区生态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的认识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3．1．1 性别
无论是取自百花山、松山，还是我国台湾的样本，生态旅游者都表现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而西方国家无论是处于生态旅游发展较早阶段的波兰，还是生态旅游开展较为成熟的欧美，都显示出相反的女性化倾向。不过，据维尔(Weaver)分析，欧美国家早期的生态旅游者案例研究结果也曾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
引起性别倾向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不同阶段生态旅游产品特点不同有关。早期，成熟的、商业化的生态旅游产品尚未形成，生态旅游多是自发的、小规模的、无向导的、对体力要求高的和探险型的，因而也是更适合男性的。澳大利亚旅游研究所对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市场的调研就表明，入境的女性游客更喜欢参加对体能要求不高的活动，如有向导的旅游或路程距离少于两个小时的无向导旅游；而男性游客则更喜欢参加观鲸、潜水以及长距离、无向导的旅行。但 女性对生态旅游的兴趣可能要高于男性，在百花山的调查中，以生态旅游兴趣尺度EI(EI：EeotourismInterest)作为衡量游客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程度的指标，结果显示百花山游客中女性比男性对生态旅游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当生态旅游逐渐步入稳定发展阶段，生态旅游成为一种商业性的旅游产品，各种配套设施和服务得到保障，甚至开发出更多适合女性特点的生态旅游产品时，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性别就会逐渐向女性倾斜。
3．1．2年龄
百花山的调查，与科思特托等(Kerstetter etal．)对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的调查结果相同，小于35岁的年轻人占绝对优势(见表1)，比例都超过了75％。石金莲等所调查的北京松山的生态旅游者年龄稍大，但也以年轻人为主体，小于45岁者占到72．5％。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生态旅游者的年龄构成上，以29—35岁的年轻人居多，占一半以上(51．6％)。欧美国家的统计则呈现相反的趋势，生态旅游者主体为大于35岁，甚至40岁的中年游客，波兰生态旅游者年龄也略高于一般游客，但不很明显。
导致我国与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年龄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
(1)与旅游体验有关。我国大陆地区，旅游业19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现在的很多中老年人，即使是大众旅游的体验也很有限；欧美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旅游就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中年，人们大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旅游体验，并在旅游实践中体味到珍爱自然的重要，因而更愿意尝试一些新的、有益于自然的旅游产品。
(2)与收入有关。生态旅游产品的花费比一般的旅游要高，因而对旅游者的经济实力要求也较高，另外，收人较高者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环境态度更好，这也有利于他们选择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大陆地区，小于35岁的青年人属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中年人多多少少受到“文革”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面临着下岗、失业等诸多压力，经济基础使之很难问津生态旅游；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的历史多未受到重大事件的冲击，中年人既有精力又有经验，因而往往是社会上收入最高的群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生态旅游产品。
(3)可能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我国台湾地区的游客就旅游体验和收入而言大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但生态旅游者也以年轻人为主；同样，上文提到，波兰的生态旅游虽然也处于早期阶段，但受调查者同样以女性为主，这两种现象都有可能与东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有关。杨瑞霞认为从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上讲，中国属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历来与外界来往较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主静”文明，旅游者心态呈现“内敛稳重”的特性。与此相反，西方沿海民族则以赚钱为荣，他们扬帆远行，冒险出游，到海外寻宝淘金，形成一种“动态”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赋予西方人的精神勇猛、进取较锐的冒险品格。在东方“内敛”、“主静”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相对更富于探险精神的男性与年轻人来说，自然成为了中国生态旅游最主要的部分。
3．1．3教育程度
生态旅游历史较长，发展较为成熟的我国台湾和欧美国家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超过了70％；生态旅游还处于早期甚至萌芽阶段的北京地区和波兰，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要小一些，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在60％左右。特别是在百花山的调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在生态旅游者中的比例仅为53．2％，与一般游客中50．0％的比例差距非常微弱。
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差距小的原因与二者的分异程度不大有关。如在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中有相当比例的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他们作为生态旅游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与一般游客的差异是相对模糊的，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还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否则将被淘汰为一般的游客。生态旅游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高，更准确地讲，是针对严格的生态旅游者而言，如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受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就达到了61．0％，超过一般游客约11个百分点。
3．1．4年均收入
足够的收入是促使有生态旅游出游动机的消费者最终购买生态旅游产品的重要保障，以往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生态旅游者比一般游客拥有更高的收入，百花山的调查也如此。我国台湾地区呈现出不太相同的趋势，陶等(Tao et a1．)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调查也显示，75．4％的人在1998年的家庭收入低于1250000台币，相比之下，1997年台湾一般人口中只有68．8％的人收入低于该数字。我国台湾生态旅游者收入偏低与其年龄相对较轻有关，他们大多正在读大学或刚刚大学毕业，收入自然要低些。大陆地区的生态旅游者虽然年纪也较轻，但上文谈到，他们由于有很好的教育和更好的机遇，收入并不低。
3．2动机特征
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于厄格鲁1992年对以往若干关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调查的总结。动机特征部分的调查采用的是4点李克特量表。
3．2．1重要动机上的差异
表2中分别列出了对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和加拿大生态旅游者最重要的前10位出游动机，对其中6个动机，二者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它们是：“未破坏的自然区域”、“在大自然中学习”、“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风光摄影”、“活动筋骨，以喜好的方式自由活动”和“时间允许，看尽可能多的东西”。对于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比较重要的其他4个出游动机，即“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参与运动”和“品尝到新的美味”，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同样比一般游客认为更重要。因此，总体而言，百花山与加拿大生态旅游者在最重要的动机方面差异不大，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
3．2．2差异程度
随着生态旅游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将更加突出，与一般游客在动机特征上的差异程度也将有加大的趋势。以百花山调查和厄格鲁对加拿大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统计为例，二者所涉及到的相同或相近的动机特征34项，其中对于“可以观鸟、其他野生动物或绿树野花”、“露营”、“在大自然中学习”、“学习新的户外技能”和“风光摄影”5项动机因厄格鲁的统计缺乏一般游客的资料，不便比较。在剩下的29项动机中，在90％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在7项动机(“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观看运动”、“利用旅费降低的机会”、“拜访亲友或故乡”、“三星级以上的旅店”和“可以进行室内运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加拿大差异显 著的动机项则达到24项，仅在“三星级以上的旅店”、“享受美食的高档饭店”、“唤起美好的回忆”、“温暖的气候”和“观看运动”等5项动机上不存在太大差别。在95％的显著水平上，百花山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存在显著差异的动机减为3项(“兴奋刺激、大胆冒险”、“改变繁忙的工作状态，实现自我恢复”和“观看运动”)，加拿大则仅除去了“室内运动”1项不太显著的动机，减为23项。
波兰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推断，在波兰，诺维兹克和弗雷尔(Nowaczek&Fennell)就49项出游动机对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仅在“夜生活和娱乐”以及“拜访亲朋”2项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陶等就18项动机对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和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游客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95％的显著水平上，二者在“在大自然中学习”、“参与游憩活动(如徒步旅行，观鸟)”、“鸟类”、“生态保护区”、“荒野／未破坏的区域”和“地貌和地质遗迹(features)”等6项社会和吸引物动机上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国家和地区生态旅游者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大小与该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水平高低基本一致，该论断如能在以后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可将其作为衡量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应用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工作。
3．3环境态度特征
很多研究表明在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环境态度是行为的预报器，不同的旅游者，其对环境的态度不同，在旅游中的个人行为也往往不同。改进的NEP由6个问题构成(见表3)，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级构成，计分分别为1—5分。计算NEP分数时，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反面陈述则由6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再计入总分，因此，最高分为30分，中立者的分数为18分，大于18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小于18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
百花山的生态旅游者和一般游客在环境态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NEP的平均得分来看，一般游客为21．47，环境态度中等，生态旅游者平均得分则为25．45，环境态度较好，其中，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NEP分数更高些，都超过了25分，分别为27．98分、25．98分，相比之下，经常的生态旅游者环境态度得分略低，为23．06分，低于24分，属环境态度中等。维尔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旅游者类型，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往往具有强烈的生物或者说环境中心论态度，而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则展示出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倾向。百花山的调查与维尔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太相同的是发现在一般的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他们每年去相对原始的自然区域旅游的次数较少，被称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经历了实践的洗礼更加稳固不同的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则多来源于理论，相对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黎洁对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了大体相同的结果，调查采用了由9个陈述句构成的NEP法，结果表明，所有游客的均值为34．7分(平均为3．86分)。环境态度大体介于百花山一般游客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之间。
陶等用类似的方法对台湾游客的环境态度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自我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环境态度要好于自我未认定为生态旅游者的一组。
4 结论与讨论
(1)人口统计学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百花山生态旅游者呈现出男性化、年轻化、与一般游客教育程度差异小等特征。说明受生态旅游发展阶段以及东西方文化渊源的影响，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会呈现多样化形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应成为生态旅游游客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我国应研究自身生态旅游市场的独特之处，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体系与营销模式。
(2)动机方面，比较发现，百花山生态旅游者最核心的出游动机与国外生态旅游者基本相符，但典型性不高，与一般游客的差异程度较国外要小。相符的动机特征说明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已初步形成，差异较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水平还较低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属于“生态旅游者”的人群是不稳定的，甚至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此，随时跟踪我国生态旅游者特征的变化直至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是必要的。
(3)环境态度方面，与国外相同的是，百花山严格的生态旅游者具有非常明显的环境中心论态度，经常的生态旅游者则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倾向；不同的是，本次调查发现，在一般生态旅游者中也有一部分游客具有环境中心论倾向，他们是偶尔的生态旅游者。与严格的生态旅游者不同，偶尔的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态度是表面的、不太稳定的、需要巩固的。针对不同生态旅游者的不同特点，在游客管理中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因材施“管”，如可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参与保护区管理的机会，为偶尔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环境友好型的服务(如向游客发放垃圾袋)、设施(采用清洁能源)以及更优美的环境等，使他们在书本中获得的良好的环境态度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加强，为经常的生态旅游者提供更多环境教育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环境态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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