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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
[新西兰]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即出
“多么令人高兴呵，室外大雪纷飞/遮蔽我对草坪的瞥视，高高积起/使得床椅恰好矗立在皑皑白雪上/矗立在外面晶莹明澈的大地上！”当我在奥尔巴尼安顿下来，看到卧室外那厚密而晶莹的积雪时，脑际萦绕的就是谢德的这几句诗。虽然已是3月，但奥尔巴尼仍常常大雪纷飞，夜晚时分，那些雪片果然是“暗淡的白身影映现在灰色亮光里”。奥尔巴尼跟纳博科夫待了差不多十年的伊萨卡同属于纽约州，或者说，同属于《微暗的火》中的阿巴拉契亚州的纽卫镇（New Wye）。《普宁》中的维克多去温代尔学院看望普宁时，就是在奥尔巴尼转的车。待到雪季结束，我也会从这里向东走、向西走，去坎布里奇，去伊萨卡，去美国更远的地方，去看看纳博科夫曾经生活、写作、捕捉蝴蝶的地方。
2009年3月译完《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的正文时，我有机会到美国中部的西拉斐特访问了几天，那原是为待更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无论是那个地方，还是那里的人与事，我都觉得很陌生，面对新的、可能的工作安排，也就显得无动于衷，结果更长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五天。这样，我就没有拒绝魏东坚持要我继续翻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的理由了。有意思的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申请了一个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项目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于是，完成全部译稿后，我终于还是来到了美国，来到了那个我通过纳博科夫的小说、博伊德的传记、美国文化的教学和翻了若干遍的地图而开始觉得有些熟悉了的美国，并且可以待上一段时间。
其实，我离熟悉差得远呢，就像我在另一种文化中阅读纳博科夫十几年仍觉得很隔一样。只有到了奥尔巴尼，我才恍然明白，纳博科夫何以会在《普宁》中将松鼠作为一个重要意象来写。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季节，你仍能到处看到那些可爱的、拖着长尾巴的家伙，墙角边，雪地里，枯树梢，甚至图书馆的墙壁上，一声不吭，却忙个不停。这是纽约州冬天里最活跃的小生灵，冰雪世界因此有了许多生气。我也才终于体会到，纳博科夫何以那么在乎楼上下的声音。美国的小城镇非常安静，许多房子都是木结构，走动时地板会发出吱呀的声音，白天也好，夜晚也好，你只有蹑手蹑脚才不会妨碍到邻人。那么，那些蜿蜒的公路、人造的风景、废弃的矿镇、汽车旅馆、学院政治等等又如何呢？
美国是纳博科夫的避难所，是他最终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蝴蝶品种，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他在这里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文学讲稿，翻译、评注了备受争议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更重要的，他在这里创作了让他名扬天下的《洛丽塔》；美国还为《微暗的火》，为《阿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如果没有来到美国，纳博科夫终将只能在狭小的俄国流亡圈内获得一些声名，甚至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他的弟弟谢尔盖和朋友丰达明斯基一样。因此，纳博科夫说美国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一点也不夸张。尽管1959年后纳博科夫去了欧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欧洲期间的重要创作活动都离不开美国。纳博科夫的后半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时期”。
相对于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美国时期的生活要显得平静许多。没有了彼得堡街头、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柏林演讲大厅里的枪声，没有了通货膨胀下的生活压力，也没有了“当时年少春衫薄”的风流与冲动，纳博科夫的人生进入一种“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阶段。即使1958年刮起了“《洛丽塔》飓风”，纳博科夫也只是辞去了教职而已，在美国、在欧洲，他仍然坚决地活在他的蝴蝶和他的艺术世界里。博伊德知道，对于美国时期的纳博科夫来说，需要的只是忠实地把握传主生命之流的全部长度、宽度与深度。猎奇翻新，捕风捉影，甚至试图在洛丽塔与纳博科夫的母亲之间建立联系，那纯粹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是一个严肃的传记家所不屑的事。
因此，博伊德继续以一种准确而从容不迫的笔调追踪纳博科夫在美国和欧洲的生命轨迹，去还原他的那些梦想与事实，因为如果历史像纳博科夫所说的那样是梦想与尘埃的话，那么生命就是种种有待去实现的梦想和无数尚未化作尘埃的事实。像在“俄罗斯时期”中一样，博伊德在这一卷里对纳博科夫的生平事实作了极其详尽的叙述，他不断地搬迁，他的艰难求职，他的捕蝶与写作活动，他跟威尔逊友谊的始末，他与出版商、采访人及传记家的交往，他的疾病与去世等等。在复制传主丰富的生命史时，博伊德主要围绕纳博科夫的三种身份来组织材料：教师、科学家和作家。流亡西欧期间，纳博科夫只是偶尔扮演家庭教师的角色，而到了美国，大学执教却是他差不多二十年的规定动作，他先后在斯坦福暑期学校、威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语和文学，并在哈佛大学讲过一学期的《堂吉诃德》等，直到1959年年初离开康奈尔。对鳞翅目昆虫的爱好伴随纳博科夫的一生，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美国西部及欧洲捕捉蝴蝶的活动、对艺术中的蝴蝶进行探讨等耗费了纳博科夫的许多时间。而文学创作包括翻译活动则是纳博科夫一生的主题。博伊德对这些方面既分章重点叙述，又巧加穿插安排，从而为我们呈现了纳博科夫这个生命统一体的既相互交织又彼此阐发的多个侧面。
无论是叙写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活动、教学活动还是艺术创作活动，博伊德始终注意揭示纳博科夫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特征，正是这些个人化的内容成就了纳博科夫这个独特的生命现象，他那独立不依的个性首先体现在这里。与专业的昆虫学家相比，纳博科夫缺少学位头衔和必要的知识训练，但他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鳞翅目锤角亚目中的一个属即红珠灰蝶，因为用力精勤，所以常常带来新的发现并形成可以广泛运用的原理。他将蝴蝶的性器官标本放在瓶子里以获得一种三维效果，他通过点数蝶翅的鳞斑行列来确定新的分类原则，甚至尝试借助艺术史中的蝴蝶来研究这一昆虫的进化现象。纳博科夫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与他的文学教学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执教康奈尔期间，纳博科夫曾问同事福格尔，有没有就李尔王那些小狗的名字向学生提问。而类似的问题充斥着纳博科夫的文学课堂。讲完《曼斯菲尔德庄园》后，他会问学生：朱莉娅在姐姐的婚礼后立即做了什么？普赖斯先生的日报花费了他多少钱？在关于《荒凉山庄》的考题中，他要学生跟踪戈匹先生的踪迹；同样，在测验《包法利夫人》时，他请学生勾勒那个半瞎的流浪者的足迹。他会让学生描述卡列宁夫妇卧室中的墙纸，讨论福楼拜对“以及”一词的使用，并提请读者注意果戈理《外套》中“甚至”一词的反复。至于大家所熟知的诸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莫斯科—彼得堡夜班火车车厢的格局如何，《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究竟是何种昆虫，《尤利西斯》中那个穿胶布雨衣的人是谁，等等，就更不用提了。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纳博科夫式的问题，曾经困惑甚至惹恼了许多读者。纳博科夫的写作更是对细节问题一丝不苟。他不愿意更改《说吧，记忆》中所描绘的“尚普兰号”轮船烟囱的颜色，他会跟《纽约客》的编辑就“鹅掌楸”一词的声音及其在《兰斯》中的重要性详加讨论，他要出版社在制作封面配图时必须注意普宁的头、鼻子、嘴唇、下巴的形状以及眼镜、领带的式样。他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拒绝采取“铿锵”的诗体翻译，宁取貌似笨拙但字字忠实的直译；他详细交代普希金时代的动植物、服饰及手势；当普希金结束诗篇、说从初次见到奥涅金及达吉雅娜开始、“许多许多的日子”已经逝去时，纳博科夫在评注中精确地写道：“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
为什么如此注重细节？
纳博科夫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界。就像物质世界是由无限微粒构成的一样，各种生命现象和艺术现象也是由大量非常个人化的事实与细节构成的，价值与美首先就体现为这种独特性，它是可以被非个人化地分享的前提。对生命、对艺术的尊重与热爱首先就是对这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与细节的尊重与热爱。所以，纳博科夫坚决反对从各种外在的、现成的、一般的观念入手来理解生命、理解艺术，因为那是对生命与艺术之独特性的漠视，是通过虚假的非个人化来抹杀真正的个性。他在讨论戏剧创作时曾说：“生命的花样是独特的，特定个体的悲伤与热情都遵循着他的个性法则，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戏剧的法则。”戏剧艺术在力图表现个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这些程式反而妨碍了真正的个性表达，唯有不受程式（艺术的、观念的）的制约，留心真正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我们才能把握独特的生命，才能创造富有独创性的艺术。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种种现成的观念来武装自己，我们持着“一般观念”那破烂不堪的护照，洋洋自得地从一个无知的领域跑到另一个无知的领域，纳博科夫将这种状态斥之为“庸俗”（poshlost）。“庸俗”是纳博科夫刚到美国不久通过《尼古拉•果戈理》的写作而引入英文的一个俄文词，其基本含义是指文化、社会、政治等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纳博科夫说：“一个庸俗之人是这样一个成年人，其兴趣具有物质的、平庸的特征，其心智是由他或她所处的群体及时代的陈腐想法与老套观念构成的。”应该说，纳博科夫对庸俗的批判不仅是一种道德姿态，也是一种美学姿态，因为在文学鉴赏活动中，人们也经常喜欢用一般化的观念与理论演绎去代替具体的、感受性的阅读行为，用故作高深、自鸣得意的理论语汇来掩饰自身迟钝甚至匮乏的审美能力，来钝化读者的感受力、观察力与想象力。纳博科夫不但在科学研究中留意细节，而且通过文学教学与写作活动提醒他的学生与读者，“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囵吞下。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一本书就像一口结结实实塞满了东西的大箱子。海关官员不过插进一只手去，例行公事般地掏一下，而觅宝的人则不会放过每一根线头”。总之，就是要关注文本的每一个细节。纳博科夫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去注意细节、玩味细节、欣赏细节，他的学生说，“他教会了我如何阅读”，这是对纳博科夫作为文学教师的最高评价。
对细节的关注不但可以把我们从一般观念的烂泥塘中拯救出来，还能把我们带向更高的审美境界。因为按照纳博科夫的理解，现象世界也好，艺术世界也好，它们不但包含了无限丰富的、本身已经非常珍贵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隐含着丰富的意义，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隐秘的联系与花样，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揭示。发现、揭示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性，所以纳博科夫呼唤优秀读者。他曾对优秀读者下过一个定义：“优秀读者是有想象力、记忆力、词典和某种艺术感的人。”词典帮助我们理解构成文本的每一个字词，记忆力帮助我们记住文本中的纷繁细节，而艺术感和想象力则能够让我们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联系、发现花样、揭示其中蕴藏着的丰富意义。想象力是一种超越自我与当下、在他人与非时间性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的能力，是一种可以培养与锻炼的审美能力，关注细节、努力寻找细节之间的关联与花样，就是想象力的训练。因此，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积极的审美活动。
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就是细节的艺术，博伊德深谙这一点，因此在单章论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他经常围绕细节来行文运思。博伊德的文本分析堪称小说细读法的范例，他让我们深悟到细节之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决定性意义。解读《普宁》时，博伊德逐章分析“松鼠”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在诸多语境中的所指，并揭示出该意象与小说的主题“痛苦”之间的联系：“《普宁》的每一章都反复出现松鼠的花样，这似乎在暗示针对人类痛苦问题的种种可能的形而上的答案。”分析《阿达》时，他不但对小说开头所展示的一个植物标本集中的众多支离破碎的细节详加阐发、建立联系，从而还原出一个纠缠的三角恋故事，并揭示出男女主人公范与阿达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拈出另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细节：“早晨”。从1884年阿迪斯的第一个光辉的早晨，到1922年蒙特鲁的最后一个早晨，范与阿达的爱与恨、分与合都跟无数个早晨相关。
也许，对读者来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博伊德在《洛丽塔》中所发现的细节的意义。《洛丽塔》是一个非常富有欺骗性的文本，亨伯特的第一人称叙事及其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的对洛丽塔的爱，常常导致许多读者将《洛丽塔》视为亨伯特真实、坦诚的自白与忏悔。同时，为了增加小说的欺骗性魔力，纳博科夫又将自己的许多才能，比如细腻的观察力、对词语的驾驭力、无限丰富的意识活动以及强烈的感情等赋予了主人公，因此亨伯特很容易俘获并左右读者的判断力。《洛丽塔》有一段极为动人的场景，即亨伯特从山路俯瞰山谷的场景，当时下面充满了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包括像阿佩尔这样的优秀读者都将亨伯特这一顿悟的时刻视为他的“道德升华”，但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亨伯特是一个恶魔，而《洛丽塔》却又是道德的。
博伊德通过仔细比较“着魔的猎人”旅馆（亨伯特最终在这里猎获洛丽塔）及帕沃尔府（亨伯特在这里杀害奎尔蒂）两个场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细节上的相似性，比如亨伯特两次前一晚都在帕金顿度过，两次夜里都没有睡着，都曾打长途电话去奎营地或“奎”府，都准备了药品或弹药且两者都失效了，在向猎物扑去前两次都把钥匙放到口袋里，甚至两个场景都包含了对反犹主义的暗示。小说为何要安排这些细节来建立两个场景的高度相关性呢？博伊德认为，纳博科夫是想以此说明，“两个场景都有同样的随心所欲的浪漫感，同样的对自我满足的奋不顾身，甚至不惜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从占有洛丽塔到杀害奎尔蒂的整个时间里，亨伯特的道德品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个被亨伯特精心安排在小说结尾、容易误导人的“动人”场景，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发生了，“山腰上的‘道德升华’之前、之中、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都念兹在兹地咀嚼着将那个抢走他洛丽塔的人杀死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极乐’。既然另有甜蜜满足的压力在前面隐现，他就仍旧像过去一样执迷不悟，仍旧像过去一样闭目塞听。当他一路追踪洛丽塔到‘着魔的猎人’时，他忘记了她是一个在他的‘需要’之外有着自己的存在的人；当他一意孤行地追踪奎尔蒂到帕沃尔府时，他忘记了奎尔蒂有着同样的情形。亨伯特的做法表明，时过境迁之后再把道德意识化作真诚的悔恨，是多么容易，而事先控制自己不要把他人踩在脚下，又是多么困难！”博伊德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对时间的先见与后见之对比始终是《洛丽塔》强调的重点，这绝对是道德的。”
纳博科夫曾这样描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显然，在对《洛丽塔》文本细节的解读活动中，博伊德与纳博科夫在山顶上拥抱了起来。
分析《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对个人生平的处理手法时，博伊德说：“纳博科夫不因为他的生平惟其是他的生平，别人就该关心或感兴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讲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要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能借助其艺术性的安排表达最深刻的信念，远比最厚重的轶事性回忆录更丰富。”同样，在铺陈纳博科夫丰赡的生平细节时，博伊德内心也很清楚，它们固然是构成传主独特自我的重要成分，是一部人物传记必不可少的内容，但传记家无权因此就要求读者必须对这些花岗岩一般的、非常个人化的方面加以关心或感兴趣。像小说文本中的细节如果能与其他细节及人物、场景、情节、主题等发生联系、形成新的花样，就会发出更夺目的意义的光辉一样，个人化的生平故事如果能与非个人化的艺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对一个作家的生平叙述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赢得更多的关注。
早在撰写《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时，博伊德已经对此心领神会，他用生活与艺术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观念来驾驭整个传记的材料组织及叙事活动。“美国时期”继续贯彻这样的思想。他详细叙述纳博科夫巡回演讲时误了班车的经历，让读者想起了那个自作聪明、结果坐错了车的普宁；他反复描写纳博科夫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的西部捕蝶之旅，这是对亨伯特驾车带洛丽塔走遍美国四十八个州的预告与重放；他对纳博科夫记录一次食物中毒的文字全文照抄，相信读者会明白《微暗的火》中格拉杜斯到纽卫镇时突然腹泻的素材来源；他不怕琐碎地交代纳博科夫去欧洲时所乘轮船的图书室，欧洲期间走访的博物馆，跟薇拉、跟妹妹的拼字游戏，最终这些都在《阿达》中得到再现；他追踪纳博科夫在瑞士期间住过的旅馆、爬过的山坡，结果我们在《透明》中产生了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评论、注释活动对《微暗的火》之结构的启示，纳博科夫的儿子、妻子对《透明》、《瞧，这些小丑！》人物塑造的贡献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与“俄罗斯时期”不同的是，博伊德在这一卷里似乎有更大的野心，他想给我们展示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是怎样将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观察化作非个人化的艺术作品的。他像《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所说的那个画家一样，要给人们看的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且是一幅表现如何用多种方法描绘风景的画，那是一种当着观众或读者的面在生成的艺术。博伊德的这种野心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灵的默示，同时本身又是想象力的出色表演。确实，纳博科夫创作时就像他笔下的谢德那样，“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拆散，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博伊德对纳博科夫一个短篇小说诞生经过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1951年1月26日，纳博科夫主持期末考试，他随手记录了考场的情景；三天后阅卷时，他看到那些五颜六色、一塌糊涂的答卷，于是联想起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学生在法语考试后自杀了，并在试卷上留下遗言；2月，纽约州的冬天即将过去，天气转暖，屋檐下的冰柱开始融化；2月6日，他看到带花彩的水流，停车计时器在雪地上投下的暗红色影子。就这样，在常规的教学活动中，在冰雪消融的季节，纳博科夫观察着他身边的世界，收集着种种信息并将它们储存。他对这些信息进行改造，将新闻里那个自杀的男生改成了女生，并给了她一个姐姐以及师生恋的情节，又用自己的法语及绘画知识进一步丰富故事的内容。3月5日，他完成了《文姐妹》。
阅读这篇小说，开头的场景我们似乎很熟悉，晚冬啦，融化的冰柱啦，计时器发红的影子啦，我们也知道西比尔参加法语考试、在试卷上留言、最后自杀的情节来历。但渐渐地，故事变得陌生起来，叙述人与西比尔的姐姐辛西娅的交往，“介入性氛围”的内容，表面故事及叙事之下隐藏着的另一个故事与叙事，把我们引向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还原《文姐妹》的创作过程，博伊德为我们再现了一幕以想象力为主人公的奇幻剧，它像魔术师一样挥舞着魔棒，将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经验点化成了非个人化的艺术，将寻常普通、杂乱无章的生活世界幻化成了神奇新颖、和谐有序的艺术世界。纳博科夫说：“在生物自然进化中，如果猿家族没有异想天开，那么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人。”想象力是纳博科夫最为推崇的人类的一种能力，他的全部创作活动、他的全部生命活动都围绕想象力展开。阅读纳博科夫，阅读《纳博科夫传》，我们经常面对的就是这种想象力。
最后，附带说一句，照我的推测，《文姐妹》的故事发生在威尔斯利，主人公是在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的路上拐到那个学院小镇、进而遇到故事叙述人的，一篇优秀的小说由此得以展开。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
[新西兰]博伊德著，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即出
“多么令人高兴呵，室外大雪纷飞/遮蔽我对草坪的瞥视，高高积起/使得床椅恰好矗立在皑皑白雪上/矗立在外面晶莹明澈的大地上！”当我在奥尔巴尼安顿下来，看到卧室外那厚密而晶莹的积雪时，脑际萦绕的就是谢德的这几句诗。虽然已是3月，但奥尔巴尼仍常常大雪纷飞，夜晚时分，那些雪片果然是“暗淡的白身影映现在灰色亮光里”。奥尔巴尼跟纳博科夫待了差不多十年的伊萨卡同属于纽约州，或者说，同属于《微暗的火》中的阿巴拉契亚州的纽卫镇（New Wye）。《普宁》中的维克多去温代尔学院看望普宁时，就是在奥尔巴尼转的车。待到雪季结束，我也会从这里向东走、向西走，去坎布里奇，去伊萨卡，去美国更远的地方，去看看纳博科夫曾经生活、写作、捕捉蝴蝶的地方。
2009年3月译完《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的正文时，我有机会到美国中部的西拉斐特访问了几天，那原是为待更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无论是那个地方，还是那里的人与事，我都觉得很陌生，面对新的、可能的工作安排，也就显得无动于衷，结果更长的时间就是那么三五天。这样，我就没有拒绝魏东坚持要我继续翻译《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的理由了。有意思的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申请了一个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项目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于是，完成全部译稿后，我终于还是来到了美国，来到了那个我通过纳博科夫的小说、博伊德的传记、美国文化的教学和翻了若干遍的地图而开始觉得有些熟悉了的美国，并且可以待上一段时间。
其实，我离熟悉差得远呢，就像我在另一种文化中阅读纳博科夫十几年仍觉得很隔一样。只有到了奥尔巴尼，我才恍然明白，纳博科夫何以会在《普宁》中将松鼠作为一个重要意象来写。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季节，你仍能到处看到那些可爱的、拖着长尾巴的家伙，墙角边，雪地里，枯树梢，甚至图书馆的墙壁上，一声不吭，却忙个不停。这是纽约州冬天里最活跃的小生灵，冰雪世界因此有了许多生气。我也才终于体会到，纳博科夫何以那么在乎楼上下的声音。美国的小城镇非常安静，许多房子都是木结构，走动时地板会发出吱呀的声音，白天也好，夜晚也好，你只有蹑手蹑脚才不会妨碍到邻人。那么，那些蜿蜒的公路、人造的风景、废弃的矿镇、汽车旅馆、学院政治等等又如何呢？
美国是纳博科夫的避难所，是他最终放弃俄语而改用英语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蝴蝶品种，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他在这里写下了那些著名的文学讲稿，翻译、评注了备受争议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更重要的，他在这里创作了让他名扬天下的《洛丽塔》；美国还为《微暗的火》，为《阿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如果没有来到美国，纳博科夫终将只能在狭小的俄国流亡圈内获得一些声名，甚至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他的弟弟谢尔盖和朋友丰达明斯基一样。因此，纳博科夫说美国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一点也不夸张。尽管1959年后纳博科夫去了欧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欧洲期间的重要创作活动都离不开美国。纳博科夫的后半生，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时期”。
相对于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美国时期的生活要显得平静许多。没有了彼得堡街头、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柏林演讲大厅里的枪声，没有了通货膨胀下的生活压力，也没有了“当时年少春衫薄”的风流与冲动，纳博科夫的人生进入一种“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阶段。即使1958年刮起了“《洛丽塔》飓风”，纳博科夫也只是辞去了教职而已，在美国、在欧洲，他仍然坚决地活在他的蝴蝶和他的艺术世界里。博伊德知道，对于美国时期的纳博科夫来说，需要的只是忠实地把握传主生命之流的全部长度、宽度与深度。猎奇翻新，捕风捉影，甚至试图在洛丽塔与纳博科夫的母亲之间建立联系，那纯粹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是一个严肃的传记家所不屑的事。
因此，博伊德继续以一种准确而从容不迫的笔调追踪纳博科夫在美国和欧洲的生命轨迹，去还原他的那些梦想与事实，因为如果历史像纳博科夫所说的那样是梦想与尘埃的话，那么生命就是种种有待去实现的梦想和无数尚未化作尘埃的事实。像在“俄罗斯时期”中一样，博伊德在这一卷里对纳博科夫的生平事实作了极其详尽的叙述，他不断地搬迁，他的艰难求职，他的捕蝶与写作活动，他跟威尔逊友谊的始末，他与出版商、采访人及传记家的交往，他的疾病与去世等等。在复制传主丰富的生命史时，博伊德主要围绕纳博科夫的三种身份来组织材料：教师、科学家和作家。流亡西欧期间，纳博科夫只是偶尔扮演家庭教师的角色，而到了美国，大学执教却是他差不多二十年的规定动作，他先后在斯坦福暑期学校、威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语和文学，并在哈佛大学讲过一学期的《堂吉诃德》等，直到1959年年初离开康奈尔。对鳞翅目昆虫的爱好伴随纳博科夫的一生，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美国西部及欧洲捕捉蝴蝶的活动、对艺术中的蝴蝶进行探讨等耗费了纳博科夫的许多时间。而文学创作包括翻译活动则是纳博科夫一生的主题。博伊德对这些方面既分章重点叙述，又巧加穿插安排，从而为我们呈现了纳博科夫这个生命统一体的既相互交织又彼此阐发的多个侧面。
无论是叙写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活动、教学活动还是艺术创作活动，博伊德始终注意揭示纳博科夫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特征，正是这些个人化的内容成就了纳博科夫这个独特的生命现象，他那独立不依的个性首先体现在这里。与专业的昆虫学家相比，纳博科夫缺少学位头衔和必要的知识训练，但他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鳞翅目锤角亚目中的一个属即红珠灰蝶，因为用力精勤，所以常常带来新的发现并形成可以广泛运用的原理。他将蝴蝶的性器官标本放在瓶子里以获得一种三维效果，他通过点数蝶翅的鳞斑行列来确定新的分类原则，甚至尝试借助艺术史中的蝴蝶来研究这一昆虫的进化现象。纳博科夫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与他的文学教学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执教康奈尔期间，纳博科夫曾问同事福格尔，有没有就李尔王那些小狗的名字向学生提问。而类似的问题充斥着纳博科夫的文学课堂。讲完《曼斯菲尔德庄园》后，他会问学生：朱莉娅在姐姐的婚礼后立即做了什么？普赖斯先生的日报花费了他多少钱？在关于《荒凉山庄》的考题中，他要学生跟踪戈匹先生的踪迹；同样，在测验《包法利夫人》时，他请学生勾勒那个半瞎的流浪者的足迹。他会让学生描述卡列宁夫妇卧室中的墙纸，讨论福楼拜对“以及”一词的使用，并提请读者注意果戈理《外套》中“甚至”一词的反复。至于大家所熟知的诸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莫斯科—彼得堡夜班火车车厢的格局如何，《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究竟是何种昆虫，《尤利西斯》中那个穿胶布雨衣的人是谁，等等，就更不用提了。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纳博科夫式的问题，曾经困惑甚至惹恼了许多读者。纳博科夫的写作更是对细节问题一丝不苟。他不愿意更改《说吧，记忆》中所描绘的“尚普兰号”轮船烟囱的颜色，他会跟《纽约客》的编辑就“鹅掌楸”一词的声音及其在《兰斯》中的重要性详加讨论，他要出版社在制作封面配图时必须注意普宁的头、鼻子、嘴唇、下巴的形状以及眼镜、领带的式样。他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拒绝采取“铿锵”的诗体翻译，宁取貌似笨拙但字字忠实的直译；他详细交代普希金时代的动植物、服饰及手势；当普希金结束诗篇、说从初次见到奥涅金及达吉雅娜开始、“许多许多的日子”已经逝去时，纳博科夫在评注中精确地写道：“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
为什么如此注重细节？
纳博科夫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界。就像物质世界是由无限微粒构成的一样，各种生命现象和艺术现象也是由大量非常个人化的事实与细节构成的，价值与美首先就体现为这种独特性，它是可以被非个人化地分享的前提。对生命、对艺术的尊重与热爱首先就是对这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与细节的尊重与热爱。所以，纳博科夫坚决反对从各种外在的、现成的、一般的观念入手来理解生命、理解艺术，因为那是对生命与艺术之独特性的漠视，是通过虚假的非个人化来抹杀真正的个性。他在讨论戏剧创作时曾说：“生命的花样是独特的，特定个体的悲伤与热情都遵循着他的个性法则，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戏剧的法则。”戏剧艺术在力图表现个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这些程式反而妨碍了真正的个性表达，唯有不受程式（艺术的、观念的）的制约，留心真正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我们才能把握独特的生命，才能创造富有独创性的艺术。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种种现成的观念来武装自己，我们持着“一般观念”那破烂不堪的护照，洋洋自得地从一个无知的领域跑到另一个无知的领域，纳博科夫将这种状态斥之为“庸俗”（poshlost）。“庸俗”是纳博科夫刚到美国不久通过《尼古拉•果戈理》的写作而引入英文的一个俄文词，其基本含义是指文化、社会、政治等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纳博科夫说：“一个庸俗之人是这样一个成年人，其兴趣具有物质的、平庸的特征，其心智是由他或她所处的群体及时代的陈腐想法与老套观念构成的。”应该说，纳博科夫对庸俗的批判不仅是一种道德姿态，也是一种美学姿态，因为在文学鉴赏活动中，人们也经常喜欢用一般化的观念与理论演绎去代替具体的、感受性的阅读行为，用故作高深、自鸣得意的理论语汇来掩饰自身迟钝甚至匮乏的审美能力，来钝化读者的感受力、观察力与想象力。纳博科夫不但在科学研究中留意细节，而且通过文学教学与写作活动提醒他的学生与读者，“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能像某种对心脏或头脑——灵魂之胃或许有益的药剂那样让人一口囫囵吞下。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一本书就像一口结结实实塞满了东西的大箱子。海关官员不过插进一只手去，例行公事般地掏一下，而觅宝的人则不会放过每一根线头”。总之，就是要关注文本的每一个细节。纳博科夫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去注意细节、玩味细节、欣赏细节，他的学生说，“他教会了我如何阅读”，这是对纳博科夫作为文学教师的最高评价。
对细节的关注不但可以把我们从一般观念的烂泥塘中拯救出来，还能把我们带向更高的审美境界。因为按照纳博科夫的理解，现象世界也好，艺术世界也好，它们不但包含了无限丰富的、本身已经非常珍贵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隐含着丰富的意义，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隐秘的联系与花样，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揭示。发现、揭示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性，所以纳博科夫呼唤优秀读者。他曾对优秀读者下过一个定义：“优秀读者是有想象力、记忆力、词典和某种艺术感的人。”词典帮助我们理解构成文本的每一个字词，记忆力帮助我们记住文本中的纷繁细节，而艺术感和想象力则能够让我们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联系、发现花样、揭示其中蕴藏着的丰富意义。想象力是一种超越自我与当下、在他人与非时间性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的能力，是一种可以培养与锻炼的审美能力，关注细节、努力寻找细节之间的关联与花样，就是想象力的训练。因此，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积极的审美活动。
纳博科夫的小说艺术就是细节的艺术，博伊德深谙这一点，因此在单章论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他经常围绕细节来行文运思。博伊德的文本分析堪称小说细读法的范例，他让我们深悟到细节之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决定性意义。解读《普宁》时，博伊德逐章分析“松鼠”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在诸多语境中的所指，并揭示出该意象与小说的主题“痛苦”之间的联系：“《普宁》的每一章都反复出现松鼠的花样，这似乎在暗示针对人类痛苦问题的种种可能的形而上的答案。”分析《阿达》时，他不但对小说开头所展示的一个植物标本集中的众多支离破碎的细节详加阐发、建立联系，从而还原出一个纠缠的三角恋故事，并揭示出男女主人公范与阿达的真实身份，而且还拈出另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细节：“早晨”。从1884年阿迪斯的第一个光辉的早晨，到1922年蒙特鲁的最后一个早晨，范与阿达的爱与恨、分与合都跟无数个早晨相关。
也许，对读者来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博伊德在《洛丽塔》中所发现的细节的意义。《洛丽塔》是一个非常富有欺骗性的文本，亨伯特的第一人称叙事及其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的对洛丽塔的爱，常常导致许多读者将《洛丽塔》视为亨伯特真实、坦诚的自白与忏悔。同时，为了增加小说的欺骗性魔力，纳博科夫又将自己的许多才能，比如细腻的观察力、对词语的驾驭力、无限丰富的意识活动以及强烈的感情等赋予了主人公，因此亨伯特很容易俘获并左右读者的判断力。《洛丽塔》有一段极为动人的场景，即亨伯特从山路俯瞰山谷的场景，当时下面充满了玩耍的孩子们的声音：“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包括像阿佩尔这样的优秀读者都将亨伯特这一顿悟的时刻视为他的“道德升华”，但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亨伯特是一个恶魔，而《洛丽塔》却又是道德的。
博伊德通过仔细比较“着魔的猎人”旅馆（亨伯特最终在这里猎获洛丽塔）及帕沃尔府（亨伯特在这里杀害奎尔蒂）两个场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细节上的相似性，比如亨伯特两次前一晚都在帕金顿度过，两次夜里都没有睡着，都曾打长途电话去奎营地或“奎”府，都准备了药品或弹药且两者都失效了，在向猎物扑去前两次都把钥匙放到口袋里，甚至两个场景都包含了对反犹主义的暗示。小说为何要安排这些细节来建立两个场景的高度相关性呢？博伊德认为，纳博科夫是想以此说明，“两个场景都有同样的随心所欲的浪漫感，同样的对自我满足的奋不顾身，甚至不惜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从占有洛丽塔到杀害奎尔蒂的整个时间里，亨伯特的道德品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个被亨伯特精心安排在小说结尾、容易误导人的“动人”场景，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发生了，“山腰上的‘道德升华’之前、之中、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都念兹在兹地咀嚼着将那个抢走他洛丽塔的人杀死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极乐’。既然另有甜蜜满足的压力在前面隐现，他就仍旧像过去一样执迷不悟，仍旧像过去一样闭目塞听。当他一路追踪洛丽塔到‘着魔的猎人’时，他忘记了她是一个在他的‘需要’之外有着自己的存在的人；当他一意孤行地追踪奎尔蒂到帕沃尔府时，他忘记了奎尔蒂有着同样的情形。亨伯特的做法表明，时过境迁之后再把道德意识化作真诚的悔恨，是多么容易，而事先控制自己不要把他人踩在脚下，又是多么困难！”博伊德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对时间的先见与后见之对比始终是《洛丽塔》强调的重点，这绝对是道德的。”
纳博科夫曾这样描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显然，在对《洛丽塔》文本细节的解读活动中，博伊德与纳博科夫在山顶上拥抱了起来。
分析《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对个人生平的处理手法时，博伊德说：“纳博科夫不因为他的生平惟其是他的生平，别人就该关心或感兴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讲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要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能借助其艺术性的安排表达最深刻的信念，远比最厚重的轶事性回忆录更丰富。”同样，在铺陈纳博科夫丰赡的生平细节时，博伊德内心也很清楚，它们固然是构成传主独特自我的重要成分，是一部人物传记必不可少的内容，但传记家无权因此就要求读者必须对这些花岗岩一般的、非常个人化的方面加以关心或感兴趣。像小说文本中的细节如果能与其他细节及人物、场景、情节、主题等发生联系、形成新的花样，就会发出更夺目的意义的光辉一样，个人化的生平故事如果能与非个人化的艺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对一个作家的生平叙述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赢得更多的关注。
早在撰写《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时，博伊德已经对此心领神会，他用生活与艺术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观念来驾驭整个传记的材料组织及叙事活动。“美国时期”继续贯彻这样的思想。他详细叙述纳博科夫巡回演讲时误了班车的经历，让读者想起了那个自作聪明、结果坐错了车的普宁；他反复描写纳博科夫几乎每年都要进行的西部捕蝶之旅，这是对亨伯特驾车带洛丽塔走遍美国四十八个州的预告与重放；他对纳博科夫记录一次食物中毒的文字全文照抄，相信读者会明白《微暗的火》中格拉杜斯到纽卫镇时突然腹泻的素材来源；他不怕琐碎地交代纳博科夫去欧洲时所乘轮船的图书室，欧洲期间走访的博物馆，跟薇拉、跟妹妹的拼字游戏，最终这些都在《阿达》中得到再现；他追踪纳博科夫在瑞士期间住过的旅馆、爬过的山坡，结果我们在《透明》中产生了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评论、注释活动对《微暗的火》之结构的启示，纳博科夫的儿子、妻子对《透明》、《瞧，这些小丑！》人物塑造的贡献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与“俄罗斯时期”不同的是，博伊德在这一卷里似乎有更大的野心，他想给我们展示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是怎样将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观察化作非个人化的艺术作品的。他像《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所说的那个画家一样，要给人们看的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且是一幅表现如何用多种方法描绘风景的画，那是一种当着观众或读者的面在生成的艺术。博伊德的这种野心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灵的默示，同时本身又是想象力的出色表演。确实，纳博科夫创作时就像他笔下的谢德那样，“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拆散，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博伊德对纳博科夫一个短篇小说诞生经过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1951年1月26日，纳博科夫主持期末考试，他随手记录了考场的情景；三天后阅卷时，他看到那些五颜六色、一塌糊涂的答卷，于是联想起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学生在法语考试后自杀了，并在试卷上留下遗言；2月，纽约州的冬天即将过去，天气转暖，屋檐下的冰柱开始融化；2月6日，他看到带花彩的水流，停车计时器在雪地上投下的暗红色影子。就这样，在常规的教学活动中，在冰雪消融的季节，纳博科夫观察着他身边的世界，收集着种种信息并将它们储存。他对这些信息进行改造，将新闻里那个自杀的男生改成了女生，并给了她一个姐姐以及师生恋的情节，又用自己的法语及绘画知识进一步丰富故事的内容。3月5日，他完成了《文姐妹》。
阅读这篇小说，开头的场景我们似乎很熟悉，晚冬啦，融化的冰柱啦，计时器发红的影子啦，我们也知道西比尔参加法语考试、在试卷上留言、最后自杀的情节来历。但渐渐地，故事变得陌生起来，叙述人与西比尔的姐姐辛西娅的交往，“介入性氛围”的内容，表面故事及叙事之下隐藏着的另一个故事与叙事，把我们引向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还原《文姐妹》的创作过程，博伊德为我们再现了一幕以想象力为主人公的奇幻剧，它像魔术师一样挥舞着魔棒，将那些非常个人化的经验点化成了非个人化的艺术，将寻常普通、杂乱无章的生活世界幻化成了神奇新颖、和谐有序的艺术世界。纳博科夫说：“在生物自然进化中，如果猿家族没有异想天开，那么猿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人。”想象力是纳博科夫最为推崇的人类的一种能力，他的全部创作活动、他的全部生命活动都围绕想象力展开。阅读纳博科夫，阅读《纳博科夫传》，我们经常面对的就是这种想象力。
最后，附带说一句，照我的推测，《文姐妹》的故事发生在威尔斯利，主人公是在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的路上拐到那个学院小镇、进而遇到故事叙述人的，一篇优秀的小说由此得以展开。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