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殷历是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古代历法之一,假托以商汤十三年为纪元之首,并不等同于殷代之历,而且原本早已失传,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中存有部分内容的叙述。在东汉,殷历又被更改和添加内容,因此更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历史纪年的依据。然而历史学家唐兰、陈梦家皆曾将殷历结合纬书、《竹书纪年》来考证夏商周三代纪年,故此申述所谓殷历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法上的内容实质,辨析所有相关问题之自古以来的谬误说法,揭示了殷历一向缺乏正确体系,指出殷历与《易纬》《竹书纪年》等不能混为一体运用,而《易纬》则毫无历史年代考证上的价值。这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殷历是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古代历法之一,假托以商汤十三年为纪元之首,并不等同于殷代之历,而且原本早已失传,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中存有部分内容的叙述。在东汉,殷历又被更改和添加内容,因此更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历史纪年的依据。然而历史学家唐兰、陈梦家皆曾将殷历结合纬书、《竹书纪年》来考证夏商周三代纪年,故此申述所谓殷历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法上的内容实质,辨析所有相关问题之自古以来的谬误说法,揭示了殷历一向缺乏正确体系,指出殷历与《易纬》《竹书纪年》等不能混为一体运用,而《易纬》则毫无历史年代考证上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历史年代学原则,如若违背,其研究古代纪年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滋生歧误,以致于离学术目标越来越远。
其他文献
大革命时期,宋子文既是国民党人联俄政策的受惠者,又是后期重要的参与者,甚得苏俄顾问的信赖和支持。宋凭借其身上的＂左派＂亲苏光环和与苏方的良性互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快速崛起。北伐军兴,受命执掌财政大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新贵。他一度在若干问题上秉持左翼立场,并试图化解蒋介石与鲍罗廷的矛盾。但随着革命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部分歧的加剧,宋子文的认知和心态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产生了抵牾和怀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打下了他其后在政治上剧烈反转的伏笔。
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迅即组建治安维持会,同步开始实施物资管制和物价管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市政府发布系列控价法令,均赋予商人团体以重要职责,而经历人事改组的商人团体,对此亦无由推脱。在日伪构建的物价协力体制中,商人团体在＂价格协定＂＂价格自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所谓协定,即官方与同业公会合议定价,商家须按此售卖不得私行加价;自肃是要求同业公会主动领悟政策精神,自励自控。决策程序有别,而控价目的一致,早期以协定为主,后期因物价全面上涨,协定难以坚持,逐步向自肃过渡。但如结合物价上涨之大势而论,日伪天
因战后国民政府对全国各省分批豁免赋税和＂二五减租＂一年的政策未能真正在包括四川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践行,随着局势的变化,1949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在四川省实施永久性的＂农地减租＂。在农复会的补助之下四川省开始实施减租,并选定了华西实验区在内的五个行政区为重点实施区域,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次减租中国家与乡建社团的配合得到了较好的展现,同时,通观整个战后减租活动,也可以从中看出国民政府在战后减租问题上的坚持与无奈。
近代以来，铁路、轮船、电信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乃至对外交流的开展，都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近年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及方法论的变革，在坚持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主权侵略的前提下，强调现代技术与经贸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根本动力的基本理念，注重对现代交通体系引入中国后引发的以工业化、城市化、管理体制现代化及社会变动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研究，具有细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方法论的启
有兵斯有财,有财斯有兵,垄断军队与地方财政,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通行逻辑。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逐步施行多项统一政策,实际挑战了这一逻辑。1928年至1930年期间,阎锡山与蒋介石在华北税收权力分配、编遣政策制定及执行、编遣公债的发行与使用等一系列事件上,保持了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微妙互动关系。中原大战之前,财权与兵权的政治博弈,是蒋阎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反映出现代国家中央政权建设的固有矛盾。
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人不交;工农兵商学,无界不往,堪称同时代社会活动家之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黄炎培日记》手稿中所夹共106张名片,其身份、职业有教师、官员、商人、军官、医生、银行家,也有国外知名教育家（如孟禄）,甚至还有下层民众,可视为黄炎培社会交往活动的一个缩影。黄炎培社交网络的形成、扩展,随着他社会活动的发展而日趋扩大,并与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解读《黄炎培日记》手稿中夹藏的名片,能够透露给世人很多微妙的信息。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到了一个可以而且应该有所反思并期望开辟新时代的时间节点。2015年9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邀请20世纪80年代参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会，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切身体会，回顾和反思这几十年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学术见解和真知灼见。现选择与会学者的部分发言稿组成两组笔谈，在本刊陆续刊出，以飨读者。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是当下学界同人的共同愿望，每位学者都
我的这篇短文想讲一个＂老问题＂,一个并未过时的老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力倡导创新的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时代的主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同样需要创新,需要创造出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史学成果,以有助于历史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一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联合国启动了“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规划。这项规划启动以来,在全球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推动,特别体现在以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学的发展。通过这些行动,不仅和平倡议已经实现了内在化,而且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在发展。只有采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实现和平,这个联合国推崇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一引言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常被称为“全球精英主义者的阵地”,然而,该论坛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报告,看起来却像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平等的加剧、失业率的持续增长、领导力的缺乏和民主制度的衰弱,以及环境治理问题与国际政治问题,都被列为十大全球性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如果集合起来将更加复杂、顽固,且更难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