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来，忙里偷闲，相继借出差或旅游的机会，去一些高校闲逛。这些高校，像一座座名山，一首首老歌，总有些让你心动的地方。
　　北大的湖光塔影被人写得太多太多，姑且不表；武大的珞珈山林壑清幽、芳草萋萋，若逢樱花烂漫，门票都要卖到10块钱，不过这可害苦了忘带证件或喜欢宁静的师生；湖南大学和湖南师大，则借助岳麓山、岳麓书院之瑰美，自成洞天。去年一个清晨游历其间，见男生女生们捧书就读于爱晚亭上、小溪流旁，自是艳羡不已；而曾离我最近的中山大学，虽然至今不知道那些湖啊、亭啊叫什么名儿，但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就像海浪一样，一直在眼前漾啊漾。
　　这些风景有哪一块属于我？还是都像公园里那块竖立的牌子：“游人止步”？
　　老话说得好，英雄莫问出处。这是从“问”的角度而言。但是，从“被问”的角度而言，真正的英雄也没必要避讳出处。刘玄德卖过草鞋，朱元璋当过和尚，高尔基卖过苦力，沈从文也就读过小学，这些并未使其形象受损，更未能阻止其建功立业。
　　很多人以名声在外的大学母校，遍布“江海”“魏阙”的校友为荣，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是通过了付出，才取得了这样的资格。
　　长期以来，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母校的人。就像“铜头铁额”的孙猴子，无父无母。在求学之途，我一直是自学，至于成没成才则不能由自己说了算。若真要说母校，从我主观的角度来看，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可以勉强沾点边。因为我的中文自考专科和本科分别是由这两所学校主考的，毕业证上也盖有这两所学校的大印。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人家认不认我这个“后娘的崽”，还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学习经历是与众不同的，也可以说是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个案”。当同龄人先后走进象牙塔，成为天之骄子时，我却像电脑游戏《风云》中的主角步惊云一样，为了生计和理念，在江湖上历练、躬行了10余年。这期间，杀富济贫、出生入死、刀头舔血，自有另一番天地。
　　腾挪闪跳之余，走进中大时，已经是成人。而分管我们的，正是中大成人继续教育学院。
　　
　　二
　　
　　中大屹立在珠江和新港路之间，由孙中山先生一手创立，鲁迅等大师也曾在此执教。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世袭康乐公的谢灵运曾被宋文帝“弃市”于此，中大也就有了“康乐园”之称。
　　中大的文科大楼是去得最多的。一般是双休日清晨7点起床，像往常一样不吃早餐就匆匆搭上公交车。从正门直入100多米，就可以看见一幢写有“文科大楼”的建筑，那里就是我们中文自考生的“培训基地”。
　　中文刊授中心在四楼，当时有3、4位工作人员，成天忙着回答考生问题、卖教材、开辅导班。
　　辅导班上课地点要么在文科大楼，要么在一教或三教，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自考大专班、自考本科班。其中自考班分为几种：双休日班、考前班、全日制班。读全日制班，我倒觉得没必要。双休日班我也只去听过《中国通史》，觉得无甚新意，老想打瞌睡，后来干脆不去了，安心睡觉。考前班是一定要去的，一天60块钱，多数情况下是由出题老师讲课。上课免不了是要划“重点”的，但很多必考科目是全国统一命题，划了也没用。间或有选修课，但范围划得很宽。因为省教育厅自考办“大大的狡猾”，事先设了个题库，临考前在题库里抽取。讲课老师不可能知道抽到哪些题，只能题无大小一律“通扫”。当你将老师划的内容都掌握了，那门课你也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自考讲究“宽进严出”，毕业率不到10%。因此，声誉一直还可以，毕业生的基本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专业水准比起普通高校的学生，不会逊色。
　　上课时，中午时间短,不方便回去休息。一般是先去校外拥挤的麦当劳买个套餐，一手掂着汉堡包，一手拿着可乐，边喝边踱到学校。在学校大草坪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吃开了。完事后，嘴一抹，靠着大树打起了盹。草坪竟也成了芬芳的床。
　　毕业论文是在黄文杰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题目是《报刊中的错别字分析》。当时，之所以拣这个汉语文字题目，是觉得自己在报社供职，搜集材料方便。那时，像一个专门罚款的市容卫生人员，每当在报纸上发现一个错别字，就好像看到一个人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高兴得很。本地几份大报的错别字可被我挑出不少，当然挑得最多的，还是自己任职的报纸。因为评报栏上有现成的“刺”，它们都是校对、读者或采编人员挑好的。
　　毕业论文答辩那天，大礼堂内全部坐满了人。校领导高声说：“从此，你们就是中大的毕业生，是中大人了！”
　　
　　三
　　
　　毕业后，与中大的缘分并未就此终止。
　　两年后考研。首选中大，招生简章、试卷买好了，教材买了一部分，导师——全国第一位女文学博士艾晓明也联系上了。她看了我毛遂自荐的材料后，并未嫌弃我的自考经历，而是将我划为“优秀考生”的行列，除了谈及一些注意事项和重点书目外，还将一位得意门生的电话告诉我，说与师兄的沟通可能比与老师沟通更方便快捷。可惜枉费了她一片好心，最后我还是另择了枝桠。
　　在中大上过一次政治考研辅导班，上课的都是本校老师。那时候林代昭、岳华亭等“名师”都还没在广州安营扎寨，所以也没什么选择和比较的。那次我陆续听了5天课，然后回去苦读了10天，总共以15天时间攻克了政治。第二年，我上了“林大师”等人的课，他们信誓旦旦地押题，让我信心大增，发誓要考上70分。结果，教育部学生司“老奸巨滑”，“大师”们大题小题一道也没押中，幸亏我看书是“通扫”型的，才混了个及格。
　　最难忘的是两次在中大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大第一教学楼前人山人海，厕所也排起了长龙。我早晨、中午临考前，都是在草坪上看书看笔记，临阵磨枪。看累了，报纸一摊，平躺在草地上，用书盖住眼睛，小憩一会。去年政治开考前，一个男生看了最后一眼政治书，往天上一抛，接着跳起来一脚将它踢飞，动作煞是潇洒。我冲他一笑，他也笑了。
　　
　　四
　　
　　中大的草坪一直清香如初。
　　去年中秋，一位中大的朋友发了张贺卡给我，上书：“月圆之夜，中大的草坪上，是否也有一盏灯笼为你盛开？”其实，所谓灯笼，也就是拿个红桶，装些水，把蜡烛置于其中。一个接一个，一片连一片，远远看去，整个草坪上全是“红灯笼”“红桔子”。当然，这种盛况，是我根据别人的描述想像的，因为自己一直无缘亲历。
　　中大见证并参与了我的成长。不过很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并未能体会到学术的精深和思维的乐趣。我们匆匆地掠过一座座宝山，而所得无几。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毫不讳言，中大中文的教材除一些能称得上精品外，也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黄纸封皮，纸张低劣，错别字多，没有书号，毫无美感和深度可言，而定价不低，当时戏称它们为“非法出版物”。老师们的讲课附加了太强的应考色彩，最后能留下印象的并不多，好些老师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
　　虽然毕业证上有中大的红印，可始终有一种“隔膜”横亘中间，缺乏“归属”感。我从未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大人。记得那年3月，想去中大报考六级，电话里的女声说：“本校的应届生或往届生可以报名。”我心存侥幸地问：“自考的行吗？”一个冷冰冰的回答扔了过来：“不行！”
　　这种尴尬并不是我独有的。北京大学成教院署名“阳光”的学生，在大学生杂志头条位置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郁闷”地说：北大和北大的学生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他们也怀疑自己的“身份”和当初的选择。或许，这就是“边缘人”的尴尬。
　　而一些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着这种尴尬，不敢轻易将学校大名示人。一些名牌学校以“老大”自居，轻视甚至排斥“他者”。前些年，一位考研者考了清华大学某专业第一名，因“出身”不好，结果还是被刷。在其他学校，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歧视。
　　“边缘人”一定需要别人来认同吗？名与实究竟哪个更重要？我的“母校”到底在何方？
　　值得庆幸的是，总还有那么一些名校、名师能够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问出处。拿曾经替我查分的老教授郭汝嵩的话：“欢迎一切志士仁人。宽容、大度！这边风景、气氛独好！”
　　为此，我将拥有平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母校。有这样雍容大度的母校，夫复何求？
　　此时，我已经离开生活了8年的羊城，来到北京，开始读研的日子。只是依然难以忘记，中大草坪上，曾经仰面而憩和一跃而起的身影。那时，大地就是我的本源，天空是我的栖所，而草坪则是一个催生、孕育、承载自由梦想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