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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石刻文字;春秋秦国;篆引典范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40-0053-02
提到我国的石刻书法,《石鼓文》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目前发现的石刻文字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片言只字的留存可以让我们看到远古的心像。自殷商至东周,石刻文字极为罕见,《石鼓文》的出现引起了世人的特殊关注,史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无不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代大文豪韩愈写下了著名的《石鼓歌》,以热烈的感情作淋漓尽致之渲染,呼吁当朝应对石鼓予以重视与保护。因此,作为最早的完整的石刻书法之一,《石鼓文》在学术史、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鼓文》因其所刻石头形制与大鼓相似而得名。因其内容记录了帝王出猎之事,故而又称《猎碣》。此刻石发现于唐初,一共有十鼓,每鼓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刻四言诗一首,凡七百一十八字,现藏故宫博物院。关于《石鼓文》的断代,历来众说纷纭,有“主周说”“主秦说”“主汉说”等。宋代郑樵“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因此,学术界基本断定《石鼓文》系春秋时期秦国之物。从韩愈的“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这句诗可以看出唐拓本之精良,可惜唐拓本在宋朝即已罕见,目前以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宋拓本最为稀有珍贵,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亦可称善。
就书法艺术而言,《石鼓文》具有典型的审美价值。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问鼎中原,先后称霸天下,同时诞生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审美文化。春秋秦国地处陇西,在文化方面较多地承继了周文化,并具有一定的秦文化特色,秦国书法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发的。《石鼓文》的笔法系统是商周发展而来的篆引系统,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与《虢季子白盘》一脉相承的(或谓《虢季子白盘》,开《石鼓文》之先路)。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偏颇。合理性在于《白盘》是季子白受周王赏赐而命人铸造的,是西周时期的产物,并且虢与秦在地理位置上较近,因此,其篆引笔法系统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进行历史性地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偏颇之处:书法自觉始自东汉末年的草书热,并有明确的师法对象——张芝。也就是说,只有当确立了典范之作并公示天下被四方接受,我们才能确定地讲具体两件作品之间的一脉关系。而先秦的礼器、刻石铭文均无明确的师法对象,为皇室、贵族负责制作器物的知识人或工匠当是师徒授受。文字的书写在这种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是相对缓慢的,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空间来发展完善篆引系统,从而体现皇家雍容典雅的正统审美风范。另外,春秋秦国文字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系统,并将篆印笔法发展至精至纯。那么,说《石鼓文》是与《白盘》一脉相承则有些偏颇。这一点是需要进行观念上的厘清的。
《石鼓文》在先秦属于大字篆书作品,每字方寸有余,这是石刻的优势,青铜器内是无法铭刻这么大的文字的,因此,《石鼓文》在审美效果上也给人以颇为震撼的视觉冲击。它的用笔精炼净洁,笔笔中锋,圆劲匀称,温润饱满,已有玉箸篆之风采,并具较强的书写笔意。它的点画已经完全无团块,属于十分成熟的抽象的点画,并且具有很强的秩序性,这些均体现了其制作工艺的高超。在章法方面,横成行,纵成列,排布整齐,森然有肃穆之气。从这一组作品就可以看出石刻的优越性,青铜银铁上铸刻文字受其材质影响较大,而剜刻石头要轻松容易很多,能够更加忠实地呈现原迹书写的风貌,从这一点来说,《石鼓文》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成熟的篆引系统。因此,康有为称其“为篆之宗”是不无道理的。
随着清代碑学的发展与演绎,《石鼓文》给清代诸多篆书大家以丰厚的滋养,如杨沂孙、吴昌硕、王福厂等书法家均受益于此,其中以吴昌硕为最,他终生临写《石鼓文》,“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愈老愈妙,点画如屈铁之雄浑劲健,为后人临写《石鼓文》开辟了一条可以垂范的路径。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40-0053-02
提到我国的石刻书法,《石鼓文》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目前发现的石刻文字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片言只字的留存可以让我们看到远古的心像。自殷商至东周,石刻文字极为罕见,《石鼓文》的出现引起了世人的特殊关注,史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无不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唐代大文豪韩愈写下了著名的《石鼓歌》,以热烈的感情作淋漓尽致之渲染,呼吁当朝应对石鼓予以重视与保护。因此,作为最早的完整的石刻书法之一,《石鼓文》在学术史、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鼓文》因其所刻石头形制与大鼓相似而得名。因其内容记录了帝王出猎之事,故而又称《猎碣》。此刻石发现于唐初,一共有十鼓,每鼓高约三尺,直径约二尺,刻四言诗一首,凡七百一十八字,现藏故宫博物院。关于《石鼓文》的断代,历来众说纷纭,有“主周说”“主秦说”“主汉说”等。宋代郑樵“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因此,学术界基本断定《石鼓文》系春秋时期秦国之物。从韩愈的“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这句诗可以看出唐拓本之精良,可惜唐拓本在宋朝即已罕见,目前以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宋拓本最为稀有珍贵,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本亦可称善。
就书法艺术而言,《石鼓文》具有典型的审美价值。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问鼎中原,先后称霸天下,同时诞生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审美文化。春秋秦国地处陇西,在文化方面较多地承继了周文化,并具有一定的秦文化特色,秦国书法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发的。《石鼓文》的笔法系统是商周发展而来的篆引系统,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与《虢季子白盘》一脉相承的(或谓《虢季子白盘》,开《石鼓文》之先路)。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偏颇。合理性在于《白盘》是季子白受周王赏赐而命人铸造的,是西周时期的产物,并且虢与秦在地理位置上较近,因此,其篆引笔法系统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进行历史性地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偏颇之处:书法自觉始自东汉末年的草书热,并有明确的师法对象——张芝。也就是说,只有当确立了典范之作并公示天下被四方接受,我们才能确定地讲具体两件作品之间的一脉关系。而先秦的礼器、刻石铭文均无明确的师法对象,为皇室、贵族负责制作器物的知识人或工匠当是师徒授受。文字的书写在这种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是相对缓慢的,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空间来发展完善篆引系统,从而体现皇家雍容典雅的正统审美风范。另外,春秋秦国文字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系统,并将篆印笔法发展至精至纯。那么,说《石鼓文》是与《白盘》一脉相承则有些偏颇。这一点是需要进行观念上的厘清的。
《石鼓文》在先秦属于大字篆书作品,每字方寸有余,这是石刻的优势,青铜器内是无法铭刻这么大的文字的,因此,《石鼓文》在审美效果上也给人以颇为震撼的视觉冲击。它的用笔精炼净洁,笔笔中锋,圆劲匀称,温润饱满,已有玉箸篆之风采,并具较强的书写笔意。它的点画已经完全无团块,属于十分成熟的抽象的点画,并且具有很强的秩序性,这些均体现了其制作工艺的高超。在章法方面,横成行,纵成列,排布整齐,森然有肃穆之气。从这一组作品就可以看出石刻的优越性,青铜银铁上铸刻文字受其材质影响较大,而剜刻石头要轻松容易很多,能够更加忠实地呈现原迹书写的风貌,从这一点来说,《石鼓文》则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成熟的篆引系统。因此,康有为称其“为篆之宗”是不无道理的。
随着清代碑学的发展与演绎,《石鼓文》给清代诸多篆书大家以丰厚的滋养,如杨沂孙、吴昌硕、王福厂等书法家均受益于此,其中以吴昌硕为最,他终生临写《石鼓文》,“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愈老愈妙,点画如屈铁之雄浑劲健,为后人临写《石鼓文》开辟了一条可以垂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