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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丁·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以主人公罗莎探寻并重构其文化身份为表现内容，展现了种族隔离制度给身份认同造成的困境。在霍米·巴巴的文化身份建构理论视域下，本文分析了主人公罗莎经历身份的“他者”之惑到身份的缺失，再到混杂场域中身份重构的过程，探讨她在“第三空间”如何破除南非殖民文化造成的身份枷锁，回归南非的动因，并阐释了罗莎重构自身文化身份的价值。
关键词：《伯格的女儿》 罗莎 文化身份 混杂性 第三空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是她中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当时正值种族隔离盛行期，种族矛盾冲突表现得异常突出与尖锐。小说主人公罗莎的父母是反种族隔离的革命家。由于父母工作的特殊性，罗莎从小不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而且还冒险担负着递送情报的工作。父母相继离世后，罗莎离开南非前往法国投奔父亲的前妻。在法国，她不仅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还偶遇了儿时的黑人玩伴巴塞尔。这些复杂的经历又指引着罗莎重新回到南非，并重拾儿时的信念，帮助黑人伙伴摆脱生活困境。罗莎在逃离与回归中，最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清醒的认知。
一、迷失：文化身份的困惑
“文化身份又译做文化认同，是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民族文化印记。”a文化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文化身份显得愈发重要。影响文化身份型塑的因素有很多，诸如种族和阶级等等，所以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断发展和建构起来的对个体存在的认同。而个体在找寻与建构文化身份的同时，必然要寻找另一个形象作为参照，据此树立起对个体文化身份的认知，而这个形象就是大家熟知的“他者”。包括霍米·巴巴在内的许多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身份观，他们认为“身份不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的”b。作品中的主人公罗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困惑恰恰是一个又一个“他者”所建构的。
根据瑞科的观点，身份认同基本有两种状态：“其一为固定认同，指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其二为叙述认同，指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累积而形成的认同，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c罗莎在文化身份认同之初就表现为前者的“固定认同”：作为“他者”的父母，会强加在她身上他们所认为该有的身份。罗莎的父母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他们借用共产主义先锋罗莎·卢森堡和欧玛·玛丽·伯格的名字给她命名，希冀罗莎也能成为像她们一样的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便是他们给罗莎下的“定义”。十四岁那年，对训练有素的罗莎而言，她不得不佯装给母亲送保温杯，借以通过藏在瓶底的纸条给母亲传递狱外的状况。在看似毫无破绽的演技下，罗莎却遭受着剧痛的折磨。“我处在每月一次的毁灭性危机中，我自身构造在不断地清除、撕裂、排泄。”d无论身体处于何种状况，罗莎都不得不服从父母与组织的安排。在白人身份、女性身份和嫌疑人身份（或革命者身份）之间的不断游离，让罗莎变得无所适从。
罗莎的父母在数次入狱后，病痛缠身，相继离世。对罗莎而言，父母的去世对她来说是其身份认知转变的关键节点。社会学家高夫曼曾指出：“个体的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会随着周围人的变化而变化，自我具有‘流动性’。”e罗莎因其父母的原因，被南非政府作为重点“关照”对象，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刻的罗莎俨然又成为另一层面的“他者”。虽然于种族歧视而言，身为白人的她貌似站在有利的一方，但因家庭和种族的原因使她失去了自由。此时，罗莎的固定认同开始变得模糊。
而康拉德的出现对罗莎此在的身份认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明朗化作用。这位來自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将人生定义为两个词：性和死亡。这种自由超脱的人生观与罗莎父母政治理想至上的想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给罗莎压抑的少女时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康拉德的小屋完全是从事私人活动的个人场所，而不是父母那个被当作聚集革命者的家。然而，当康拉德离开后，罗莎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又开始模糊，她好像得到了康拉德口中的自由，但这自由却是受限的。同样是白人，仅仅因为父母曾经帮助黑人反对过种族隔离而使自己也受到牵连。这种种族间纠葛不清的关系使她自己身陷囹圄。她卖掉父母的房子，辞掉医院护士的工作，想要追求一种全新的开始。但只要她在南非，她就时时刻刻处于被监禁的状态，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处于“他者”的境地。
“进行身份认同，最终的目的是想建构一个自觉、独立、具有历史连续性及完整感的自我，而这项工程恰恰是在不断对‘他者’进行划界、标志和确认中完成的。”f罗莎的困惑感在身份认同初期一直存在。她从记事起便处处依父母的吩咐办事，在父母去世后，她又被南非政府监视，毫无个体自由。曾经给过她希望的康拉德的离开更是把她推向迷雾深处。身份困惑使她不知怎样去面对自己，不知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她在极力拯救黑人摆脱“他者”处境之时，自己也不自觉被“他者”化。
二、挣扎：文化身份的缺失
如前文瑞科所言，随着个体成长，身份认同会出现新的变化并随之进入新的状态，即叙述认同。主体在反复叙述中，通过记忆的依托，将彼时与此在的自我进行比照，从而使身份在动态中找到认同。父母去世后，罗莎跳出固定认同的枷锁，在流动的自我中找寻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身份而言，罗莎其实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自我的主体，在南非有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另一方面她又是被地域围困的个体，在帮助黑人摆脱困境不得时自己又深陷被监视的囹圄。就所处环境而言，罗莎又生活在种族“混杂”的南非场域里，身心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面对身份与环境的双重夹击，罗莎在找寻与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身份认同一直处于挣扎状态。
生活在南非的罗莎，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混杂的环境里。在不同文化和强烈种族观念所包裹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互为异质的文明发生激烈碰撞，这使得罗莎缺乏固定的身份认同感。年幼的罗莎，由于受到父母观念的浸染，对种族问题其实并没有独立的看法。在与黑人伙伴同居的日子里，孩子们眼中只有玩伴，没有种族概念，这时混杂的“矛盾状态”还没有显现。而在罗莎父母去世后一人独居的日子里，周遭的人与事使“矛盾状态”悄然显现，在混杂环境中她开始面临身份缺失的痛苦。 罗莎幼时曾在姑妈维尔玛和姑父科恩开的旅馆中住过一些时日，年少时的她曾目睹旅馆中像丹尼尔一样的黑人侍应生受尽白人的驱使与冷眼。他们如果被发现偷喝酒品，便会被白人用皮带残忍鞭笞；他们不允许进入白人划定的专属区，甚至只能在大街上溜达，只有白人能在旅馆门廊享受荫凉。在父亲死后，居无定所的罗莎在广场吃午餐时所看到的一幕，更是让罗莎感慨万千。和她同在广场座椅上坐着的一个“正在打盹的”黑人男子竟被发现已经死去却无人问询。黑人的遭际使她开始思考父亲革命的意义。而真正让罗莎决定离开南非的导火索则是在她亲眼看到一位黑人男子残暴粗鲁地鞭打一头驴。她曾想利用自己的白人身份制止这一行为，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于她而言，从道德的层面来讲，她处于负罪感与优越感交互混杂的矛盾状态。这一“矛盾状态”也让罗莎通过选择逃离来寻找身份归属。“在打驴事件之后，我不能阻止我自己。我不知该如何生活在莱昂纳尔的国家。我充满了逃离的渴求，就像逃离某种污秽的东西一样。”g她辗转换过多份工作，想远离目睹的一切，可都徒劳无功。因为在南非，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看到种族隔离的影子。因此，罗莎决定离开父母及革命同志所赋予她“崇高责任”的这块南非土地，投奔在法国尼斯的父亲的前妻卡佳。
“自我身份的基本功能就是建立并保持自我同一性或自我认同感，一旦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危机，导致角色混乱。”h面对幼时懵懂的记忆和现实残酷的境况，罗莎的身份已然失去了同一性，自我认同支离破碎。在这片黑人与白人“混杂”的土地上，她的身份遭到了自我质疑。面对种族隔离与歧视，她已经不仅仅是一开始的困惑，而是强烈的挣扎，并且想极力逃离现在的处境。她选择前往欧洲，想在白人的地域里寻求自我的归属感，找寻自己的文化身份。
三、回归：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建
在来到法国之后，罗莎对待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南非重新建构她的新身份之前，罗莎对这两种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情感选择。
在来到法国尼斯这个新环境后，卡佳带她领略了全新的世界，使得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小说用大量笔段描写了卡佳为罗莎准备的房间：与南非的“那个家”风格迥异，只有鲜花与温暖，没有冰冷的革命气息。她还带罗莎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已婚教授伯纳德。从南非被动监视的客体状态转化为在法国主动观察的主体状态，罗莎十分享受这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这时罗莎的情感选择明显偏向于欧洲文化。但无论是卡佳给予她短暂的母爱，还是情人敢于舍弃一切的宠溺，都无法真正排解她内心深处飘摇不定的疏离感。在法国，每当她沉浸在周围白人的世界之时，她都会想起母国的黑人“兄弟”，就因为她是白人，才被别人误认为是欧洲土著，而曾经生活在“革命之家”的黑人伙伴，却要遭到别人的冷眼与奚落。“精神气质是一种共同经历，来自人类相遇中的共同认识；它不是某种一致的论点或意识形态，而是共同的经历，以持续的记忆为养分。”i这种与黑人“兄弟”强烈的记忆认同，使得罗莎时刻感到自己的融入只是表象，而实则是漂泊欧洲的异乡人。此外，促使罗莎身份认知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她以前的黑人小伙伴巴塞尔。两人在尼斯偶遇和重逢。罗莎从巴塞尔身上对先前作为白人的父辈们所谓的革命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识：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父辈们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介入黑人的解放斗争。最终罗莎她反复思索，决定回到南非。她到南非一家黑人医院的理疗科任职，以平等的姿态与黑人一同工作，一起生活。
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和“第三空间”概念，阐述了后殖民文化经历的“三部曲”，即否认、商讨和杂合，这一过程与罗莎的文化身份认同之旅相契合。“多元文化的混杂不仅让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错穿插的可能性，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生的意义得以出现。关于身份和归属的问题被不断地协商和质疑。”j对于混杂性而言，“第三空间”又为混杂性的产生提供了场所。“第三空间”作为一种阈限居间，混杂性必须和它联合在一起才能“在固定的身份之间的间隙通道开辟一种文化混杂性的可能”k，进而从中拓展出混杂性策略。混杂性策略代替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他者其实就在自身之内。在“第三空间”，两种文化彼此交织，处于这一文化空间中的人在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方面彼此杂糅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等级和界限，也促成了新的文化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最终浮现于这一矛盾而又模糊的空间中。正是辗转多地的经历给了罗莎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在这样的“第三空间”中，一方面，罗莎认清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多重复杂的身份，在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之间，她找寻到了自己身份的平衡点，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这个“第三空间”也给罗莎的文化身份构建提供了出路。罗莎主动跳出父辈“共谋”的陷阱，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回归南非，全力消解与黑人曾经微妙的疏离感，与此同时，她自身的文化身份也得以建构。可以说，回归南非是她寻求认同、重构身份的正途。
四、结语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对处于文化混杂场域中的个体来说，是一场艰辛的探寻之旅。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罗莎造成了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使她由此踏上了身份认同的旅程。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罗莎虽身为白人，在南非却面临被“他者”化的境遇，游离于种族身份之间，作为边缘群体而存在。为身份的迷失而困惑、焦虑的罗莎，积极地寻求自我身份的重建。她在非欧文化交织的混杂空间中做出理性协商，在反思自我的基础上主动选择回归南非，积极融入多元的种族社会关系中，无疑是对其文化身份定位的正确抉择。罗莎从逃离到回归的路径，一方面，为打破以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身份困境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的年代，她以自觉的身份平等意识友好地帮助黑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种族间的隔阂，这种文化身份选择与重构的文本策略对消除种族歧视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a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2页。
bcej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第93页，第92页，第117页。
dg 〔南非〕纳丁·戈迪默：《伯格的女儿》，李云、王艳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年版，第6页，第179页。
fh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4页，第20页。
i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k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4：4.
参考文献：
[1] 纳丁·戈迪默.伯格的女儿[M].李云，王艳红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2]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Homi.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2004.
[4]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6]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1999（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西师范大学校级优质课程建设项目“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导读与鉴赏（2018YZKC-10）”与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双语及全英文课程建设项目“西方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 Western Fiction）”（YJSSY201704）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腾飞，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非文学；高超，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海外汉学。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伯格的女儿》 罗莎 文化身份 混杂性 第三空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是她中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当时正值种族隔离盛行期，种族矛盾冲突表现得异常突出与尖锐。小说主人公罗莎的父母是反种族隔离的革命家。由于父母工作的特殊性，罗莎从小不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而且还冒险担负着递送情报的工作。父母相继离世后，罗莎离开南非前往法国投奔父亲的前妻。在法国，她不仅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还偶遇了儿时的黑人玩伴巴塞尔。这些复杂的经历又指引着罗莎重新回到南非，并重拾儿时的信念，帮助黑人伙伴摆脱生活困境。罗莎在逃离与回归中，最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清醒的认知。
一、迷失：文化身份的困惑
“文化身份又译做文化认同，是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民族文化印记。”a文化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文化身份显得愈发重要。影响文化身份型塑的因素有很多，诸如种族和阶级等等，所以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断发展和建构起来的对个体存在的认同。而个体在找寻与建构文化身份的同时，必然要寻找另一个形象作为参照，据此树立起对个体文化身份的认知，而这个形象就是大家熟知的“他者”。包括霍米·巴巴在内的许多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身份观，他们认为“身份不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的”b。作品中的主人公罗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困惑恰恰是一个又一个“他者”所建构的。
根据瑞科的观点，身份认同基本有两种状态：“其一为固定认同，指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其二为叙述认同，指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累积而形成的认同，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c罗莎在文化身份认同之初就表现为前者的“固定认同”：作为“他者”的父母，会强加在她身上他们所认为该有的身份。罗莎的父母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他们借用共产主义先锋罗莎·卢森堡和欧玛·玛丽·伯格的名字给她命名，希冀罗莎也能成为像她们一样的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便是他们给罗莎下的“定义”。十四岁那年，对训练有素的罗莎而言，她不得不佯装给母亲送保温杯，借以通过藏在瓶底的纸条给母亲传递狱外的状况。在看似毫无破绽的演技下，罗莎却遭受着剧痛的折磨。“我处在每月一次的毁灭性危机中，我自身构造在不断地清除、撕裂、排泄。”d无论身体处于何种状况，罗莎都不得不服从父母与组织的安排。在白人身份、女性身份和嫌疑人身份（或革命者身份）之间的不断游离，让罗莎变得无所适从。
罗莎的父母在数次入狱后，病痛缠身，相继离世。对罗莎而言，父母的去世对她来说是其身份认知转变的关键节点。社会学家高夫曼曾指出：“个体的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会随着周围人的变化而变化，自我具有‘流动性’。”e罗莎因其父母的原因，被南非政府作为重点“关照”对象，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刻的罗莎俨然又成为另一层面的“他者”。虽然于种族歧视而言，身为白人的她貌似站在有利的一方，但因家庭和种族的原因使她失去了自由。此时，罗莎的固定认同开始变得模糊。
而康拉德的出现对罗莎此在的身份认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明朗化作用。这位來自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将人生定义为两个词：性和死亡。这种自由超脱的人生观与罗莎父母政治理想至上的想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给罗莎压抑的少女时代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康拉德的小屋完全是从事私人活动的个人场所，而不是父母那个被当作聚集革命者的家。然而，当康拉德离开后，罗莎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又开始模糊，她好像得到了康拉德口中的自由，但这自由却是受限的。同样是白人，仅仅因为父母曾经帮助黑人反对过种族隔离而使自己也受到牵连。这种种族间纠葛不清的关系使她自己身陷囹圄。她卖掉父母的房子，辞掉医院护士的工作，想要追求一种全新的开始。但只要她在南非，她就时时刻刻处于被监禁的状态，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处于“他者”的境地。
“进行身份认同，最终的目的是想建构一个自觉、独立、具有历史连续性及完整感的自我，而这项工程恰恰是在不断对‘他者’进行划界、标志和确认中完成的。”f罗莎的困惑感在身份认同初期一直存在。她从记事起便处处依父母的吩咐办事，在父母去世后，她又被南非政府监视，毫无个体自由。曾经给过她希望的康拉德的离开更是把她推向迷雾深处。身份困惑使她不知怎样去面对自己，不知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她在极力拯救黑人摆脱“他者”处境之时，自己也不自觉被“他者”化。
二、挣扎：文化身份的缺失
如前文瑞科所言，随着个体成长，身份认同会出现新的变化并随之进入新的状态，即叙述认同。主体在反复叙述中，通过记忆的依托，将彼时与此在的自我进行比照，从而使身份在动态中找到认同。父母去世后，罗莎跳出固定认同的枷锁，在流动的自我中找寻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身份而言，罗莎其实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自我的主体，在南非有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另一方面她又是被地域围困的个体，在帮助黑人摆脱困境不得时自己又深陷被监视的囹圄。就所处环境而言，罗莎又生活在种族“混杂”的南非场域里，身心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面对身份与环境的双重夹击，罗莎在找寻与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身份认同一直处于挣扎状态。
生活在南非的罗莎，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混杂的环境里。在不同文化和强烈种族观念所包裹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互为异质的文明发生激烈碰撞，这使得罗莎缺乏固定的身份认同感。年幼的罗莎，由于受到父母观念的浸染，对种族问题其实并没有独立的看法。在与黑人伙伴同居的日子里，孩子们眼中只有玩伴，没有种族概念，这时混杂的“矛盾状态”还没有显现。而在罗莎父母去世后一人独居的日子里，周遭的人与事使“矛盾状态”悄然显现，在混杂环境中她开始面临身份缺失的痛苦。 罗莎幼时曾在姑妈维尔玛和姑父科恩开的旅馆中住过一些时日，年少时的她曾目睹旅馆中像丹尼尔一样的黑人侍应生受尽白人的驱使与冷眼。他们如果被发现偷喝酒品，便会被白人用皮带残忍鞭笞；他们不允许进入白人划定的专属区，甚至只能在大街上溜达，只有白人能在旅馆门廊享受荫凉。在父亲死后，居无定所的罗莎在广场吃午餐时所看到的一幕，更是让罗莎感慨万千。和她同在广场座椅上坐着的一个“正在打盹的”黑人男子竟被发现已经死去却无人问询。黑人的遭际使她开始思考父亲革命的意义。而真正让罗莎决定离开南非的导火索则是在她亲眼看到一位黑人男子残暴粗鲁地鞭打一头驴。她曾想利用自己的白人身份制止这一行为，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于她而言，从道德的层面来讲，她处于负罪感与优越感交互混杂的矛盾状态。这一“矛盾状态”也让罗莎通过选择逃离来寻找身份归属。“在打驴事件之后，我不能阻止我自己。我不知该如何生活在莱昂纳尔的国家。我充满了逃离的渴求，就像逃离某种污秽的东西一样。”g她辗转换过多份工作，想远离目睹的一切，可都徒劳无功。因为在南非，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看到种族隔离的影子。因此，罗莎决定离开父母及革命同志所赋予她“崇高责任”的这块南非土地，投奔在法国尼斯的父亲的前妻卡佳。
“自我身份的基本功能就是建立并保持自我同一性或自我认同感，一旦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危机，导致角色混乱。”h面对幼时懵懂的记忆和现实残酷的境况，罗莎的身份已然失去了同一性，自我认同支离破碎。在这片黑人与白人“混杂”的土地上，她的身份遭到了自我质疑。面对种族隔离与歧视，她已经不仅仅是一开始的困惑，而是强烈的挣扎，并且想极力逃离现在的处境。她选择前往欧洲，想在白人的地域里寻求自我的归属感，找寻自己的文化身份。
三、回归：文化身份的认同与重建
在来到法国之后，罗莎对待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南非重新建构她的新身份之前，罗莎对这两种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情感选择。
在来到法国尼斯这个新环境后，卡佳带她领略了全新的世界，使得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小说用大量笔段描写了卡佳为罗莎准备的房间：与南非的“那个家”风格迥异，只有鲜花与温暖，没有冰冷的革命气息。她还带罗莎认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已婚教授伯纳德。从南非被动监视的客体状态转化为在法国主动观察的主体状态，罗莎十分享受这种全新的生活模式。这时罗莎的情感选择明显偏向于欧洲文化。但无论是卡佳给予她短暂的母爱，还是情人敢于舍弃一切的宠溺，都无法真正排解她内心深处飘摇不定的疏离感。在法国，每当她沉浸在周围白人的世界之时，她都会想起母国的黑人“兄弟”，就因为她是白人，才被别人误认为是欧洲土著，而曾经生活在“革命之家”的黑人伙伴，却要遭到别人的冷眼与奚落。“精神气质是一种共同经历，来自人类相遇中的共同认识；它不是某种一致的论点或意识形态，而是共同的经历，以持续的记忆为养分。”i这种与黑人“兄弟”强烈的记忆认同，使得罗莎时刻感到自己的融入只是表象，而实则是漂泊欧洲的异乡人。此外，促使罗莎身份认知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她以前的黑人小伙伴巴塞尔。两人在尼斯偶遇和重逢。罗莎从巴塞尔身上对先前作为白人的父辈们所谓的革命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识：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父辈们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介入黑人的解放斗争。最终罗莎她反复思索，决定回到南非。她到南非一家黑人医院的理疗科任职，以平等的姿态与黑人一同工作，一起生活。
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和“第三空间”概念，阐述了后殖民文化经历的“三部曲”，即否认、商讨和杂合，这一过程与罗莎的文化身份认同之旅相契合。“多元文化的混杂不仅让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错穿插的可能性，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生的意义得以出现。关于身份和归属的问题被不断地协商和质疑。”j对于混杂性而言，“第三空间”又为混杂性的产生提供了场所。“第三空间”作为一种阈限居间，混杂性必须和它联合在一起才能“在固定的身份之间的间隙通道开辟一种文化混杂性的可能”k，进而从中拓展出混杂性策略。混杂性策略代替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他者其实就在自身之内。在“第三空间”，两种文化彼此交织，处于这一文化空间中的人在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方面彼此杂糅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等级和界限，也促成了新的文化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最终浮现于这一矛盾而又模糊的空间中。正是辗转多地的经历给了罗莎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在这样的“第三空间”中，一方面，罗莎认清了自己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多重复杂的身份，在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之间，她找寻到了自己身份的平衡点，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这个“第三空间”也给罗莎的文化身份构建提供了出路。罗莎主动跳出父辈“共谋”的陷阱，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回归南非，全力消解与黑人曾经微妙的疏离感，与此同时，她自身的文化身份也得以建构。可以说，回归南非是她寻求认同、重构身份的正途。
四、结语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对处于文化混杂场域中的个体来说，是一场艰辛的探寻之旅。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给罗莎造成了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使她由此踏上了身份认同的旅程。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罗莎虽身为白人，在南非却面临被“他者”化的境遇，游离于种族身份之间，作为边缘群体而存在。为身份的迷失而困惑、焦虑的罗莎，积极地寻求自我身份的重建。她在非欧文化交织的混杂空间中做出理性协商，在反思自我的基础上主动选择回归南非，积极融入多元的种族社会关系中，无疑是对其文化身份定位的正确抉择。罗莎从逃离到回归的路径，一方面，为打破以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身份困境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的年代，她以自觉的身份平等意识友好地帮助黑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种族间的隔阂，这种文化身份选择与重构的文本策略对消除种族歧视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a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2页。
bcej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第93页，第92页，第117页。
dg 〔南非〕纳丁·戈迪默：《伯格的女儿》，李云、王艳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年版，第6页，第179页。
fh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4页，第20页。
i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k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4：4.
参考文献：
[1] 纳丁·戈迪默.伯格的女儿[M].李云，王艳红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2]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Homi.K.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2004.
[4]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M].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6]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1999（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西师范大学校级优质课程建设项目“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导读与鉴赏（2018YZKC-10）”与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双语及全英文课程建设项目“西方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 Western Fiction）”（YJSSY201704）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腾飞，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非文学；高超，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海外汉学。
编 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