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官没有住房补贴。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然而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对住房的要求也因此发生变化。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是因为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
　　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 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
　　道光二十年底，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最后，终于在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 。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年租金需251.04两。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