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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在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学校举办的广东省历史教师基本功大赛，大赛期间各个地区的优秀选手都拿出了非常精彩的作品，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育比自己在多年的一线教育积累的经验还要丰富。尤其是初中组的题目《洋务运动》，选手们从19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背景和国际情况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但冷静思考之后，在这种大变局之中，以李鸿章为例的士大夫阶层到底起了哪些作用？当时历史现场究竟如何？是很多选手忽略的内容。
一、回到历史现场，构建宏观现场
洋务运动有很多的名目：“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等。海外学者多称其为“自强新政”，重在强调其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下所作出的回应。[1]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社会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又可以说是“中外和好”。“内忧外患”是指洋务运动发生时，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十四世纪开始，经历了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迫切需要扩大国际市场。他们通过枪弹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侵夺中国的领土和践踏中国的主权。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大多数的中国人带来冲击，中国又浑浑噩噩地过了20年。尽管存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睁眼看世界”，但其影响极其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次割让领土、增加赔款和破坏主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程度。在这种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上层官员形成了“守旧派”和“洋务派”两个阵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用领土和特权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要求，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在内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进入低谷。所以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在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清朝官员们见识到华尔领导的“常胜军”船坚利炮的威力。多数官员希求得到外国军队的保护，而李鸿章等人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认为这种“和局”是短暂的。因此李鸿章把“自强”定为洋务运动的目标。关于“自强”一词，李鸿章在1864年春致总理衙门函中写道∶“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2]
二、深入历史细节，探讨微观真相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师从曾国藩，名起镇压太平军时。在镇压起义时，李鸿章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3]李鸿章迅速升职既得益于太平军的威胁，也得益于他本人的能力和努力。
李鸿章投身洋务运动二十多年。也是因为洋务运动，对李鸿章褒贬不一。有人批他不懂洋务，梁启超批他“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有人夸他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如何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主要看他所办的洋务。下表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上述表格列举的是李鸿章所办的洋务，综合来看，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是军事，例如购船、造船、购械、造械、筑炮台等；第二类是商务，例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等；第三类是教育，例如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等。
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在于引进西方技术生产枪炮武器，运用西法训练军队，创建新式海军。
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开近代兵工业的先河。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淮军预算，生产的武器多数送至淮军各部队，后期由于李鸿章的离开，日渐衰微。江南制造总局是重要的武器生产机构，也是洋务运动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它生产的滑膛枪和榴弹炮直接用于淮军攻打捻军，在镇压捻军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生产的兵舰和船只选用的是进口材料，成本远高于购买价格，维修和管理开销也大，80年代后日益陷入困境。天津机器局在朝廷的经济扶持下，到70年代末，其生产的火药、子弹和炮弹数量就超过了江南制造局。
1862年，淮军开始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李鸿章还提出将沿海沿江的精锐部队改为“洋枪炮队”，采用西式武器，增强沿海防御实力。北洋水师，在四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其实力曾是亚洲第一，后逐渐落后于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多数人把北洋舰队的覆没归咎于李鸿章的决策失误，但也有人认为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二是北洋海军本身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4]
发展軍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70年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把目标从“自强”变为“求富”，把主要活动集中在发展商务方面。李鸿章在商务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建立近代工厂，发展工矿交通事业。
李鸿章认为发展商务可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5]因此他建议中国人建立自己的机器操作的纺织厂，自己带头创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他还鼓励中国商人组织公司，开采矿山，开办电报。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在于同外国企业竞争，收回中国利权。轮船招商局设立后，1873年至1876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中国运费率稳步下降。[6]轮船招商局前期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公司管理人的自主权。1884年后被官僚控制，逐渐衰落。
李鸿章在教育方面起的作用在于尝试发挥科举在引导近代化方面的作用，在学校开设数学和科学，鼓励学生出国游学。
1864年，李鸿章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技术一科，借以鼓励读书人投身于科学技术事业。但为了政治利益，他并不致力于科举改革。李鸿章模仿西式武器的同时，还提出要培养相应的人才。同文馆和新设的外国语学校，除了培养翻译员外，更重要的是培养钻研西方技术人才。李鸿章还主张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数学和机械学等科学。 三、结合历史背景，评价全面客观
李鸿章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清朝，汉人地主权力上升的满洲人统治下。当时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后，迫切需要打开并扩展中国市场。爆发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此时的社会矛盾也异常尖锐。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发展迅速。清朝借助湘军、淮军以及华尔领导的“常胜军”，沉重打击了太平军的势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深刻体会到中西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又因镇压起义有功，李鸿章、曾国藩得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因此李鸿章、曾国藩等看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会，在办洋务时积极争取清政府的支持。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把“自强”作为洋务运动的口号，创办了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19世纪70年代，因创办军事工业所需的资金多，见效慢，加之“丁戊奇荒”，洋务运动出现了剧烈波动。因此李鸿章等人转而以“求富”为口号，从发展军务转向商务，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深知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相应人才。这三类洋务相辅相成，相互依赖，通过创办这三类洋务，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军事、工业、教育近代化。
李鸿章具有实行新政的务实精神。但是他在同现存的军事和行政惯常做法中存在妥协。尽管李鸿章是清朝高官主张在官办学校教授西方科学和数学的第一人，但是并没有触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问题。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折云：“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7]所以当时只是局限在学习技术方面。
李鸿章只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之一，其实，主张学习西方，以求推动清朝进步的，在中央有奕?，地方还有其他实力大员曾国藩、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人，他们倡导的这场运动以70年代为分界线。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例如安庆军械所和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例如汉阳铁厂等。70年代中期开始筹建海防，创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在教育方面创办新式学堂。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军事、教育近代化，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说洋务运动就是失败的，或者简单地传输一些口号，我们要让学生回归到历史现场，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在当时的阶段李鸿章等人是做了很多努力，虽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但是这是历史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后人也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的。其实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有一批士大夫他们是爱国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出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要用这种人性共同的情感把學生带回历史现场，以此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理解能力，最终培养学生的史观。
【注释】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胡以贵：《扳不倒的李鸿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 年，第171页。
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一、回到历史现场，构建宏观现场
洋务运动有很多的名目：“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等。海外学者多称其为“自强新政”，重在强调其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下所作出的回应。[1]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社会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又可以说是“中外和好”。“内忧外患”是指洋务运动发生时，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十四世纪开始，经历了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迫切需要扩大国际市场。他们通过枪弹炮火打开中国的大门，侵夺中国的领土和践踏中国的主权。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大多数的中国人带来冲击，中国又浑浑噩噩地过了20年。尽管存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睁眼看世界”，但其影响极其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再次割让领土、增加赔款和破坏主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程度。在这种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上层官员形成了“守旧派”和“洋务派”两个阵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用领土和特权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要求，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在内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进入低谷。所以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在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清朝官员们见识到华尔领导的“常胜军”船坚利炮的威力。多数官员希求得到外国军队的保护，而李鸿章等人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认为这种“和局”是短暂的。因此李鸿章把“自强”定为洋务运动的目标。关于“自强”一词，李鸿章在1864年春致总理衙门函中写道∶“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2]
二、深入历史细节，探讨微观真相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师从曾国藩，名起镇压太平军时。在镇压起义时，李鸿章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3]李鸿章迅速升职既得益于太平军的威胁，也得益于他本人的能力和努力。
李鸿章投身洋务运动二十多年。也是因为洋务运动，对李鸿章褒贬不一。有人批他不懂洋务，梁启超批他“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有人夸他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如何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主要看他所办的洋务。下表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上述表格列举的是李鸿章所办的洋务，综合来看，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是军事，例如购船、造船、购械、造械、筑炮台等；第二类是商务，例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等；第三类是教育，例如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等。
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在于引进西方技术生产枪炮武器，运用西法训练军队，创建新式海军。
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开近代兵工业的先河。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淮军预算，生产的武器多数送至淮军各部队，后期由于李鸿章的离开，日渐衰微。江南制造总局是重要的武器生产机构，也是洋务运动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它生产的滑膛枪和榴弹炮直接用于淮军攻打捻军，在镇压捻军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生产的兵舰和船只选用的是进口材料，成本远高于购买价格，维修和管理开销也大，80年代后日益陷入困境。天津机器局在朝廷的经济扶持下，到70年代末，其生产的火药、子弹和炮弹数量就超过了江南制造局。
1862年，淮军开始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李鸿章还提出将沿海沿江的精锐部队改为“洋枪炮队”，采用西式武器，增强沿海防御实力。北洋水师，在四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其实力曾是亚洲第一，后逐渐落后于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多数人把北洋舰队的覆没归咎于李鸿章的决策失误，但也有人认为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是清政府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二是北洋海军本身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4]
发展軍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70年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把目标从“自强”变为“求富”，把主要活动集中在发展商务方面。李鸿章在商务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建立近代工厂，发展工矿交通事业。
李鸿章认为发展商务可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5]因此他建议中国人建立自己的机器操作的纺织厂，自己带头创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他还鼓励中国商人组织公司，开采矿山，开办电报。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在于同外国企业竞争，收回中国利权。轮船招商局设立后，1873年至1876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中国运费率稳步下降。[6]轮船招商局前期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公司管理人的自主权。1884年后被官僚控制，逐渐衰落。
李鸿章在教育方面起的作用在于尝试发挥科举在引导近代化方面的作用，在学校开设数学和科学，鼓励学生出国游学。
1864年，李鸿章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技术一科，借以鼓励读书人投身于科学技术事业。但为了政治利益，他并不致力于科举改革。李鸿章模仿西式武器的同时，还提出要培养相应的人才。同文馆和新设的外国语学校，除了培养翻译员外，更重要的是培养钻研西方技术人才。李鸿章还主张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数学和机械学等科学。 三、结合历史背景，评价全面客观
李鸿章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清朝，汉人地主权力上升的满洲人统治下。当时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后，迫切需要打开并扩展中国市场。爆发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此时的社会矛盾也异常尖锐。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发展迅速。清朝借助湘军、淮军以及华尔领导的“常胜军”，沉重打击了太平军的势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深刻体会到中西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又因镇压起义有功，李鸿章、曾国藩得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因此李鸿章、曾国藩等看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会，在办洋务时积极争取清政府的支持。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把“自强”作为洋务运动的口号，创办了近代第一批军事工业。19世纪70年代，因创办军事工业所需的资金多，见效慢，加之“丁戊奇荒”，洋务运动出现了剧烈波动。因此李鸿章等人转而以“求富”为口号，从发展军务转向商务，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深知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相应人才。这三类洋务相辅相成，相互依赖，通过创办这三类洋务，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军事、工业、教育近代化。
李鸿章具有实行新政的务实精神。但是他在同现存的军事和行政惯常做法中存在妥协。尽管李鸿章是清朝高官主张在官办学校教授西方科学和数学的第一人，但是并没有触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问题。正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折云：“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7]所以当时只是局限在学习技术方面。
李鸿章只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之一，其实，主张学习西方，以求推动清朝进步的，在中央有奕?，地方还有其他实力大员曾国藩、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人，他们倡导的这场运动以70年代为分界线。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例如安庆军械所和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例如汉阳铁厂等。70年代中期开始筹建海防，创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在教育方面创办新式学堂。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军事、教育近代化，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说洋务运动就是失败的，或者简单地传输一些口号，我们要让学生回归到历史现场，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在当时的阶段李鸿章等人是做了很多努力，虽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但是这是历史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后人也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的。其实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有一批士大夫他们是爱国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出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要用这种人性共同的情感把學生带回历史现场，以此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理解能力，最终培养学生的史观。
【注释】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胡以贵：《扳不倒的李鸿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 年，第171页。
邢超：《致命的倔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梁启超：《李鸿章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