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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空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但全党的共识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才形成的。延安整风运动从3个方面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必须面临和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就是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学风问题，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根本问题。“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一种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严重背离，这种左倾思潮一度统治了党中央，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损失，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 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持续了3年多时间，在全党展开了大范围内的思想教育运动。自始至终, 党中央始终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 引导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引导大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反复总结和重新认识中, 人们逐步分辨清楚了党在历史上的大是大非，使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缰绳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使全党的学风有了一个彻底的改造；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根本上端正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良传统和作风。
2.延安整风运动总结提炼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延安整风运动对它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是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提供了一个系统深入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空前机会，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体系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全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在逐步消除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中，通过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做法，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我们长期处于与国民党当局的激烈斗争之中，战争环境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常态，没有时间集中对已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
整风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抗日战争进入1941年前后，虽然敌后抗日斗争还处于困难时期，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最基本的准备。[3] 从而，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幕。
在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整风运动转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阶段。通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中央领导层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使高级干部从切身体会中，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使全党的思想在党的七大达到了高度统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4]
二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写出一批著作，较为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阐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完成了大量的著作，许多名篇就是此时写成的。《毛泽东选集》收入其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就达70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开展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提出了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阐释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一时期，刘少奇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论党》等多篇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提高修养的必然性和途径，深刻阐发了党的集中制和党的民主制的本质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等一些重要问题。这些思想成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从不同侧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期间，中央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全面论述了党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于党的建设学说。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5]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延安整风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
3.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逐步形成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名词
整风运动使大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并形成新的理论，有了愈来愈清醒的认识。寻找一个新的科学的名词来概括这些新理论，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此作了重大贡献。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次年2月，他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中进一步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李维汉、王稼祥等与会领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二十一周年》一文，肯定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掌握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同日，陈毅在《盐阜报》发表《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党的宣传干部邓拓在《晋察日报》上发表纪念建党文章，提出全党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一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寨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很快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写入党章，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这一众望所归的概念的顺利产生。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融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之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马克思中国化运动，也是一个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1.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理论准备明显不足，成立后，又忙于领导各种实际斗争，再加上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明显不够。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1939年6月，设立了由李富春任部长的出版发行部，翻译出版了许多著作。据统计，1937年~1945年，全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42种，列宁著作59种，斯大林著作45种；从1938年起，延安解放社陆续译出和重印了《列宁选集》16卷；1939年出版了《斯大林选集》5卷。还出版了一批介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革命导师生平的文章、书籍，随后又出版了毛泽东等人的许多论著。这些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整风运动期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延安创办了许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创办或复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干部学校，对广大干部进行培训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创办的报刊仅1939年之后，就有《中国青年》《共产党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中国妇女》《中国文化》《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边区群众报》等。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中央又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22个文件作为学习材料下发，要求认真组织学习。这么多学习研究机构和刊物，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阵地和良好条件。这是以往时期不可比拟的。
2.总结提炼并最后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是一个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正确与错误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全党普遍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形成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整风运动期间，广大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在对比中总结，在总结中对比，进一步清楚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进一步清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进一步清楚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
3.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方式，使这一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全党积极开展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同时，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方式，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在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7] 无论何种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联系，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起作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诠释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8]
毛泽东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看清宣传的对象，有的放矢。他罗列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之一就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他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 就要看对象, 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 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又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 听得很懂,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 人家哪里会懂呢？”“射箭要看靶子, 弹琴要看听众, 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9]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文艺作品，毛泽东强调，也有一个弄清“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10] 文艺作品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这“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他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是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一片。”[1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搞清宣传的对象，而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既要了解对象熟悉宣传对象，又要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宣传。他从内容和语言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于宣传内容，毛泽东主张言之有物、浅显易懂。他批判党八股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为什么一定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定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 1942年，他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提出报纸的改革方向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宣传内容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要通俗易懂。1942年3月，中央宣传部就改造党报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毛泽东要求宣传内容浅显易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作品中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说：“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
关于宣传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要使用生动活泼且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语言。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要改变这种局面，他主张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所有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分析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所以，“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用群众语言开展宣传，可以拉近马克思主义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马克思主义逐步为群众所熟悉和掌握。
注解
[1]《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2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4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34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8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14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3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4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1页。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常 晶]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但全党的共识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才形成的。延安整风运动从3个方面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必须面临和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就是共产党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学风问题，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根本问题。“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一种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另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严重背离，这种左倾思潮一度统治了党中央，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损失，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 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
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持续了3年多时间，在全党展开了大范围内的思想教育运动。自始至终, 党中央始终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 引导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引导大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反复总结和重新认识中, 人们逐步分辨清楚了党在历史上的大是大非，使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教条主义缰绳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使全党的学风有了一个彻底的改造；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从根本上端正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良传统和作风。
2.延安整风运动总结提炼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延安整风运动对它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是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提供了一个系统深入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空前机会，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体系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全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在逐步消除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中，通过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做法，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我们长期处于与国民党当局的激烈斗争之中，战争环境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常态，没有时间集中对已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
整风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抗日战争进入1941年前后，虽然敌后抗日斗争还处于困难时期，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相对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最基本的准备。[3] 从而，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大幕。
在全党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整风运动转入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阶段。通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中央领导层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使高级干部从切身体会中，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使全党的思想在党的七大达到了高度统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4]
二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写出一批著作，较为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阐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完成了大量的著作，许多名篇就是此时写成的。《毛泽东选集》收入其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就达70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开展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提出了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阐释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一时期，刘少奇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论党》等多篇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提高修养的必然性和途径，深刻阐发了党的集中制和党的民主制的本质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等一些重要问题。这些思想成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从不同侧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期间，中央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全面论述了党的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于党的建设学说。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5]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延安整风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
3.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逐步形成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名词
整风运动使大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并形成新的理论，有了愈来愈清醒的认识。寻找一个新的科学的名词来概括这些新理论，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此作了重大贡献。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次年2月，他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中进一步提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李维汉、王稼祥等与会领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他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二十一周年》一文，肯定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掌握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同日，陈毅在《盐阜报》发表《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党的宣传干部邓拓在《晋察日报》上发表纪念建党文章，提出全党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一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寨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很快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写入党章，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这一众望所归的概念的顺利产生。
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融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之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马克思中国化运动，也是一个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1.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理论准备明显不足，成立后，又忙于领导各种实际斗争，再加上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明显不够。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1939年6月，设立了由李富春任部长的出版发行部，翻译出版了许多著作。据统计，1937年~1945年，全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42种，列宁著作59种，斯大林著作45种；从1938年起，延安解放社陆续译出和重印了《列宁选集》16卷；1939年出版了《斯大林选集》5卷。还出版了一批介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革命导师生平的文章、书籍，随后又出版了毛泽东等人的许多论著。这些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整风运动期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一时期，延安创办了许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创办或复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干部学校，对广大干部进行培训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创办的报刊仅1939年之后，就有《中国青年》《共产党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中国妇女》《中国文化》《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边区群众报》等。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中央又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22个文件作为学习材料下发，要求认真组织学习。这么多学习研究机构和刊物，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阵地和良好条件。这是以往时期不可比拟的。
2.总结提炼并最后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是一个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正确与错误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全党普遍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形成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整风运动期间，广大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在对比中总结，在总结中对比，进一步清楚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进一步清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进一步清楚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
3.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方式，使这一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全党积极开展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同时，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对象和方式，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在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7] 无论何种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联系，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起作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诠释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需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8]
毛泽东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看清宣传的对象，有的放矢。他罗列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之一就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他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 就要看对象, 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 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又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 听得很懂,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 人家哪里会懂呢？”“射箭要看靶子, 弹琴要看听众, 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9]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文艺作品，毛泽东强调，也有一个弄清“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10] 文艺作品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这“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他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是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一片。”[1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搞清宣传的对象，而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既要了解对象熟悉宣传对象，又要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宣传。他从内容和语言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于宣传内容，毛泽东主张言之有物、浅显易懂。他批判党八股文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为什么一定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定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 1942年，他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提出报纸的改革方向是“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宣传内容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要通俗易懂。1942年3月，中央宣传部就改造党报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毛泽东要求宣传内容浅显易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作品中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说：“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
关于宣传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要使用生动活泼且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语言。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要改变这种局面，他主张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所有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分析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所以，“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用群众语言开展宣传，可以拉近马克思主义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马克思主义逐步为群众所熟悉和掌握。
注解
[1]《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2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4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534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8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14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3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4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1页。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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