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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历史命运至今仍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作为亲历者，公正地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当时讲国共合作，（如果）援西军到来，肯定又要打起来，不是国共合作吗？怎么又派部队来？必然又起内战……，站在全局的高度，中央有中央的考虑。
总参三部原副部长胡正先的家，位于北京西山脚一处普通的平房小院。
公元1936年10月，当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另一支2万多人的队伍却仍在征途，这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其时的胡正先，还是这支队伍中一个青春勃发的小战士。
“当年，苏联答应援助我们一批武器，交接点在新疆，任务最后交给了离得最近的西路军。”作为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忆及当年，胡老仍不免有些激动。
然而，令西路军将士措手不及的是，其时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粮草断绝，偏偏又与西北“马家军”（也称“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部队）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已的强敌，后援无望的西路军将士经百余次与敌激战，千余里的长途奔袭，最终仅400余人抵达目的地。
“这一仗，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连同番号，从此掩埋进了大西北的漫漫黄沙。”
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大兵压境，对陕北根据地形成威胁，中央急令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敌军
当年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党中央急令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计2万余人西渡黄河，抢占宁夏，从外蒙古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是时，这支部队还不叫西路军。
当时胡正先已是红军总部通讯学校的学员，跟着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领导一起坐橡皮船过了河。当晚，他们露宿在黄河岸边。
过河次日，中央决定暂停宁夏战役计划，命令部队西进，前往新疆接收援助物资。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西路军将“马”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向他们申明只是借路，不图消灭，随后就把他们放了。至凉州（今武威）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与敌谈判，也获准通行。胡正先说他至今记得，那晚从凉州城下通过，对方城墙上“送行”的火把映红了天。
但过凉州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全局计，中央改令过河部队就地组成西路军，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根据地。
西路军的留下，令马步青深感危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闻讯，也调集部队来一起围攻西路军。经此一役，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大兵压境，对陕北中央根据地形成威胁，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敌军。但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缺衣少食的西路军人困马乏，伤病又多，大军行动极为不便。西路军领导审时度势，西进或有生路，东返已是绝途。然而中央之决定，西路军只能执行。就在大军集结欲返时，中央再次来电，言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旧执行往西打通联系苏联通道的任务。
部队转战时，无法带上这些受伤将士，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写下书信请“马家军”善待。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甘肃的村庄有群居共守之习，大到几十户人家，小到几户人家围在一处，周围垒上高高的护城墙。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40余屯子组成，四周皆为沙漠。当时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共万余人都暂住此地。接到中央来电，要西路军留下开辟根据地。部队便留了下来。
高台一战，3000多将士全部阵亡，其中就包括军长和政委。杀红了眼的敌人又把西路军沙洲部队团团围住。此地虽有万余人，但因为缺吃少穿，最重要的，是缺乏枪枝弹药，部队基本上没有战斗力。敌人也知道他们没子弹，所以撵到跟前再打，西路军将士们只能捡起石头和敌人对抗，甚至光着膀子提大刀往上冲。不过，敌人的部队也久经沙场，十分狡猾，他们晚上来，将碉堡扒拉一个洞再往里钻。守碉堡的战士就站两边，进来一个杀一个，这样连续杀了七八十个敌人，到最后也没让一个敌人进来。最后敌人紧急调来火炮，部队才被迫撤退。就在部队弹尽粮绝之际，传来消息说，中央组织的援西军，已赶到了黄河渡口，但西路军日盼夜盼，最终也没能盼到。最后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匆匆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马家军”穷追猛打，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当时已是近零下三十度的天气，后勤服务人员及卫生员只得把麦草桔杆环绕着烧在伤病员身边，以此来取暖。部队转战时，无法带上这些受伤将士，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并写下书信请“马家军”善待。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西路军在祁连山里走了近50天，缺衣少食，气候多变，风雨冰雹更是随时可遇，敌人吃饱穿暖后还穷追不舍，最终，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3000余人，抵达新疆时，只剩下了400余人。
多年以后，关于西路军的历史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西路军按原计划到新疆得到苏联的援助，日本会早早地被赶走，内战也会提前结束；甚至有人说中央有意让西路军灭亡。胡正先说，“这些都是不了解客观历史的说法。为什么要到新疆？三军在会宁会合，中央首先考虑必须要有个根据地，联合友军抗日。第二，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到陕北，陕北很小，没有人员补充，没有装备，加上蒋介石又调来几十万大军围攻，而东面是日本人，西面是马家军，情况很是危险。所以我们才在路上走走停停、忽东忽西，这是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来决定的。西路军是失败了，但它让东路的彭德怀部队得到了发展，也牵制了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陕北红军压力。中央是站在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自然更深远些。”
我汇报了一个多钟头，林彪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听完汇报，他站起来一挥手，说了一个字：‘打’，说完就走了
西路军剩下的400多人后来被陈云、腾代远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编入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新兵营，学习飞行、装甲车、坦克、通信等技术，胡正先被分在干部队六班学通信。后来，由于延安缺少电台工作人员，他于1938年4月提前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后称总参三部），一直工作到退休。
抗战时胡正先虽然不在前线，但因为工作性质，时刻都处于战争状态，每天接触的都是前沿第一手情报。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工作在四野司令部，之后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我在西路军时是张国焘的‘残余’，在四野又为林彪直接提供‘情报’。”胡正先毫不忌讳自己的这两个‘坏名声’”，他说，“张国焘犯过不少错误，但客观讲，西路军的失败，错不全在他。至于林彪，解放前他还是革命的。”
胡正先由此谈到了辽沈战役时的一件往事，“辽沈战役动员会之前，许多人心想那么大的战役，这个会还不知开多久，许多人都带着干粮到了会场，但没想到，林彪两个小时就把问题讲完了，一句废话没有。打锦州时，毛泽东几封电报催林彪下命令，林彪一直犹豫不决。当时我是办公室的副主任，做具体工作，我和主任、局长去汇报情况。我汇报了一个多钟头，林彪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听完汇报，他站起来一挥手，掷地有声说了一个字：‘打’，说完就走了。”
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到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胡正先跟的都是有“问题”的部队，但他说，从12岁那年跟随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已打定主意，要永远跟着这支部队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与困境，一个信念：不掉队，不被俘，不叛变，不投降。
为了凭吊昔日的战友，胡正先在近80高龄又回到了当年西路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一次，他是带着全家从新疆往回走的。在那些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竟然看到有些战死的将士的尸体仍在那儿，有的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不过，在西路军经过的地方，许多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还是自发地建立了好多纪念馆，树起了纪念碑。而那些流落乡间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也被逐一挖掘，刻在碑上。当然，即使是这些人，如今也大多不在人世。
总参三部原副部长胡正先的家，位于北京西山脚一处普通的平房小院。
公元1936年10月，当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另一支2万多人的队伍却仍在征途，这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其时的胡正先，还是这支队伍中一个青春勃发的小战士。
“当年，苏联答应援助我们一批武器，交接点在新疆，任务最后交给了离得最近的西路军。”作为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忆及当年，胡老仍不免有些激动。
然而，令西路军将士措手不及的是，其时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粮草断绝，偏偏又与西北“马家军”（也称“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部队）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已的强敌，后援无望的西路军将士经百余次与敌激战，千余里的长途奔袭，最终仅400余人抵达目的地。
“这一仗，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连同番号，从此掩埋进了大西北的漫漫黄沙。”
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大兵压境，对陕北根据地形成威胁，中央急令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敌军
当年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党中央急令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计2万余人西渡黄河，抢占宁夏，从外蒙古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是时，这支部队还不叫西路军。
当时胡正先已是红军总部通讯学校的学员，跟着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领导一起坐橡皮船过了河。当晚，他们露宿在黄河岸边。
过河次日，中央决定暂停宁夏战役计划，命令部队西进，前往新疆接收援助物资。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西路军将“马”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向他们申明只是借路，不图消灭，随后就把他们放了。至凉州（今武威）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与敌谈判，也获准通行。胡正先说他至今记得，那晚从凉州城下通过，对方城墙上“送行”的火把映红了天。
但过凉州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全局计，中央改令过河部队就地组成西路军，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根据地。
西路军的留下，令马步青深感危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闻讯，也调集部队来一起围攻西路军。经此一役，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大兵压境，对陕北中央根据地形成威胁，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敌军。但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缺衣少食的西路军人困马乏，伤病又多，大军行动极为不便。西路军领导审时度势，西进或有生路，东返已是绝途。然而中央之决定，西路军只能执行。就在大军集结欲返时，中央再次来电，言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旧执行往西打通联系苏联通道的任务。
部队转战时，无法带上这些受伤将士，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写下书信请“马家军”善待。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甘肃的村庄有群居共守之习，大到几十户人家，小到几户人家围在一处，周围垒上高高的护城墙。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40余屯子组成，四周皆为沙漠。当时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共万余人都暂住此地。接到中央来电，要西路军留下开辟根据地。部队便留了下来。
高台一战，3000多将士全部阵亡，其中就包括军长和政委。杀红了眼的敌人又把西路军沙洲部队团团围住。此地虽有万余人，但因为缺吃少穿，最重要的，是缺乏枪枝弹药，部队基本上没有战斗力。敌人也知道他们没子弹，所以撵到跟前再打，西路军将士们只能捡起石头和敌人对抗，甚至光着膀子提大刀往上冲。不过，敌人的部队也久经沙场，十分狡猾，他们晚上来，将碉堡扒拉一个洞再往里钻。守碉堡的战士就站两边，进来一个杀一个，这样连续杀了七八十个敌人，到最后也没让一个敌人进来。最后敌人紧急调来火炮，部队才被迫撤退。就在部队弹尽粮绝之际，传来消息说，中央组织的援西军，已赶到了黄河渡口，但西路军日盼夜盼，最终也没能盼到。最后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匆匆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马家军”穷追猛打，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当时已是近零下三十度的天气，后勤服务人员及卫生员只得把麦草桔杆环绕着烧在伤病员身边，以此来取暖。部队转战时，无法带上这些受伤将士，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并写下书信请“马家军”善待。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西路军在祁连山里走了近50天，缺衣少食，气候多变，风雨冰雹更是随时可遇，敌人吃饱穿暖后还穷追不舍，最终，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3000余人，抵达新疆时，只剩下了400余人。
多年以后，关于西路军的历史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西路军按原计划到新疆得到苏联的援助，日本会早早地被赶走，内战也会提前结束；甚至有人说中央有意让西路军灭亡。胡正先说，“这些都是不了解客观历史的说法。为什么要到新疆？三军在会宁会合，中央首先考虑必须要有个根据地，联合友军抗日。第二，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到陕北，陕北很小，没有人员补充，没有装备，加上蒋介石又调来几十万大军围攻，而东面是日本人，西面是马家军，情况很是危险。所以我们才在路上走走停停、忽东忽西，这是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来决定的。西路军是失败了，但它让东路的彭德怀部队得到了发展，也牵制了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陕北红军压力。中央是站在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自然更深远些。”
我汇报了一个多钟头，林彪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听完汇报，他站起来一挥手，说了一个字：‘打’，说完就走了
西路军剩下的400多人后来被陈云、腾代远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编入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新兵营，学习飞行、装甲车、坦克、通信等技术，胡正先被分在干部队六班学通信。后来，由于延安缺少电台工作人员，他于1938年4月提前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后称总参三部），一直工作到退休。
抗战时胡正先虽然不在前线，但因为工作性质，时刻都处于战争状态，每天接触的都是前沿第一手情报。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工作在四野司令部，之后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我在西路军时是张国焘的‘残余’，在四野又为林彪直接提供‘情报’。”胡正先毫不忌讳自己的这两个‘坏名声’”，他说，“张国焘犯过不少错误，但客观讲，西路军的失败，错不全在他。至于林彪，解放前他还是革命的。”
胡正先由此谈到了辽沈战役时的一件往事，“辽沈战役动员会之前，许多人心想那么大的战役，这个会还不知开多久，许多人都带着干粮到了会场，但没想到，林彪两个小时就把问题讲完了，一句废话没有。打锦州时，毛泽东几封电报催林彪下命令，林彪一直犹豫不决。当时我是办公室的副主任，做具体工作，我和主任、局长去汇报情况。我汇报了一个多钟头，林彪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听完汇报，他站起来一挥手，掷地有声说了一个字：‘打’，说完就走了。”
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到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胡正先跟的都是有“问题”的部队，但他说，从12岁那年跟随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已打定主意，要永远跟着这支部队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与困境，一个信念：不掉队，不被俘，不叛变，不投降。
为了凭吊昔日的战友，胡正先在近80高龄又回到了当年西路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一次，他是带着全家从新疆往回走的。在那些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竟然看到有些战死的将士的尸体仍在那儿，有的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不过，在西路军经过的地方，许多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还是自发地建立了好多纪念馆，树起了纪念碑。而那些流落乡间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也被逐一挖掘，刻在碑上。当然，即使是这些人，如今也大多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