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颇流行“第一课”之说，它们方向大体一致，那就是讲究修身。学生的开学“第一课”学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明礼、诚信、正直、宽容、真诚、奉献等等。以这个角度来看古代贤官的“为政第一课”，可以发现，除这些内容之外，还得加上最关键的一点：悯民之心。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左拾遗、刺史等职位，同时也是唐代著名大诗人和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白居易早年任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时，写过一首题为《观刈麦》的诗。这首诗一方面描述了农业劳动的艰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时，借贫妇拾穗，表达了对农民悲惨遭遇的深深同情，“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作为底层官员，白居易的“为政第一课”上得不错。
　　在这方面，北宋的王禹偁也是个优等生。雍熙元年（984年），王禹偁被派到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做知县。当时，他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长洲几年前才归宋，100多年来土地兼并极其严重，朝廷不体恤老百姓，贫者耕种的土地虽然低劣，却仍然要缴纳很重的赋税，一遇灾荒，老百姓就得吃草根、树叶甚至卖儿卖女。此外，长洲人缴纳皇粮时，必须将本县钱粮转运到他州，押运的劳役、运费等全由本县负责。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王朝准备第二次北伐，向全国州县摊派军费，长洲自然也在其中。这一年长洲遭灾，庄稼普遍歉收，缴纳正常的赋税尚且极其困难，何况多出来的军费。赋税是层层压下来的，而县里的差役习惯地按早年的法规行事，不仅强行收税，还将不能交税的农民抓进县衙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得知此情，出身寒门的王禹偁内心非常不是滋味。他当即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向上级申请将本县钱粮就近运往本州，此事顺利办成;二是大力制止差役抓人、打人。接着，王禹偁还做了一个工作。他让小吏统计本县全年钱粮赋税任务及亏欠情况，得知本县总共亏欠1.7万贯。摸清了底数，王禹偁告诉民众：自己将以知县的名义去找长洲富商借低息贷款，希望民众用心种地，来年再好好归还。历尽艰难，王禹偁最后借到了这笔钱。他立即购买白米，并组织民众将其运到指定地方。
　　《牡丹亭》的作者，明代杰出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一生仕途不顺，做京官，止于主事;做外官，停于知县，都是“七品芝麻官”。但他的“为政第一课”也是成绩斐然。主政浙江遂昌时，汤显祖极力推行“仁政”，每年开春，都会准备好酒、执牛鞭下乡劝农，当地风气为之一变;他努力减轻百姓徭役，抵制朝廷搜刮民脂民膏的矿税。古代的知县同时也是一个县最高的司法长官，汤显祖对囚犯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悲悯情怀。某年除夕，他決定将遂昌狱中30多名犯人全部放回家过年，并由其家人具结作保，到正月初四再回狱服刑。汤显祖知道，这些犯人里真正十恶不赦的很少，他们大都是因为遭受各种灾害，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才铤而走险为匪为盗的农民。此举得到民众的高度评价，节后，所有囚犯都自觉地回到了监狱。
　　人生来都是渴望幸福、快乐的，官也好，民也罢，概无例外。若官员认真上了“为政第一课”，有足够的悯民之心，了解到民众度日艰难、脸有戚色、伤心难过，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就会呈现出某种为一般人所不及的担当。像王禹偁、汤显祖，他们只要不贪不占，将上面规定的公事办完，就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不会受到上级的责备，但他们宁愿给自己增加麻烦，也要去做一些“自选动作”，温暖老百姓。正是这些高洁的“自选动作”，体现出他们对民众的柔情。
　　官员认真上“为政第一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官民关系好不好，从来不是取决于老百姓是否刁钻，而是决定于官员在关系民众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事情上是否守住了正道，体现出了应有的人性温度。
　　（邱宝珊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