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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假冒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而写的日记。作者用风趣幽默的文笔深刻剖析了这位在马云、李彦宏等很多中国企家眼中的“神”,还原出他作为人的内心隐秘世界。
谁也不能打扰我的冥思
今天下午,我光着脚盘腿在一个垫子上打坐,目光紧紧盯着一块电路板。别看这块电路板只有一张扑克牌大小,但它却是我数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它是iPhone的枢纽,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出的核心部件。然而,它存在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说,这块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事实上它的运行很正常。但是,它缺乏一种美感。而我的工程师们则认为,一块电路板不需要什么美感,因为没人会看到它。
我来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静心室的背景为白色,没有窗户,里面静谧异常。我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注视着眼前的电路板,竭力使自己渐渐入定。慢慢地,就像一个在走廊里摸索前进的盲人,我眼看着就要进入一个寂静的虚无世界。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敲门。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幻觉,因此并没有理睬。后来,敲门声又响起,然后门被人推开了。我转过身,原来是财务主管保罗和法律部主管索尼亚。他们两个看上去一脸严肃。
我们公司按照职务大小设定了十级谈话制度,最高级别的公司高管人员可以与我预约时间,中层人员必须由我提出接见,而普通员工要跟我搭话简直是妄想。如果他们试图与我攀谈,或者是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与其他人闲聊,我会让他们卷铺盖回家。
我在静心室冥思、做瑜珈或练习太极期间是从来不见人的。我说到做到,从不开这个先例。然而,这两个家伙却私闯我的静心室,视公司规章制度为儿戏。
我只是看到索尼亚的嘴巴在动,却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我听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终于隐约听出好像出了大事。她好像提到了优先认股权、股价、政府调控以及许多公司收到信件询问公司财务问题的事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已经上升为刑事案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派律师过来,他们要查看我们的账目,检察长都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部分倒填日期的期权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索尼亚说。
“实话告诉你,”我说,“我管他怎样呢。但我要问你的是,你难道不知道在我冥思时不许别人打搅吗?”
“我知道公司有规定。”索尼亚回答。
“你知道就好。那么,我现在要你们两个做的是马上给我滚开,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就地自行解职。好吗?谢谢!”
他们走了。我又回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继续冥思。仅过了10分钟,我便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心理医生告诉我
参加完了极限飞盘运动回家,CNN频道上出现了Braid Networks公司CEO杰夫•赫尔南德斯,我的一个哥们儿。此刻,他正被联邦政府有关人员带出了他位于伍德塞德的家。
福克斯电视台一名混蛋主持说,杰夫将面临12项欺诈罪指控。
我关上电视,然后来到了后院。我试着打几趟太极拳,但我的腿却哆嗦得厉害,我感到了恐惧。
我害怕的是我会被请出苹果公司,这也的确发生过,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苹果公司危在旦夕,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我便被炒了鱿鱼。这差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我自己都认为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这都因为我是个孤儿。他说生母对我的抛弃给我的灵魂留下了创伤。
“这件事给你的心灵深深烙上了一个印,无论你多么功成名就,也很难弥合这个巨大的创伤。你有必要让你的生母认识到,她将你抛弃是一个错误。即便你发疯似地不停工作,事业再辉煌,这个创伤也很难愈合。但你又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你便只有死路一条。”
上次被苹果公司请出去,我东山再起了,但这次我心里却没底。我已经51岁了,并且身患癌症,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经得起折腾的老乔了。
实际上,就是上次的事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我30岁,一个人孤守在伍德塞德一处公寓里,里面连家具都没有。好几个月里,我都不知所措。最后,我开始不停地服用迷幻药,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14天。我的心理先后出现了8种不同的痛苦状态:生气、退缩、再生气、发怒、狂怒、报复、又生气、复仇。
最后,我开始对那些将我赶走的恶棍们展开报复,至此,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康复之路。我挖走了苹果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创建了NeXT公司,我把公司的目标定为造出世界上最耀眼的计算机。我们做到了,后来苹果公司的董事会央求我重掌大权,我便把NeXT机的软件带了过去。就是这一软件奠定了全新的Mac机产生的基础,它拯救了苹果公司。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想哭的冲动。有些事情的确会使我抹眼泪。还没等我挂上电话,我的眼睛里已经有了眼泪。我下了床,走到镜子前面。照镜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镜子。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想:老乔,你这家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相信自己,好吗宝贝?好了,振作起来!
我来到厨房,让管家给我做了一个芒果爽冰沙。然而,这也没让我振作起来。这的确很可怕,因为如果芒果爽冰沙也无法使我振作,那说明我的情况的确不妙。
绚丽丰富的梦与生活
星期天晚上,我又一次做了那个经常会做的梦——我获 得了诺贝尔奖。但这次梦中事情却并不顺利,颁奖人给我颁奖之后,我便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大街上,只着一块遮羞布,扛着一个十字架。
我惊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情况,人们很难想象到我所承受的压力。我曾经想,也许我上了年纪,就会感觉到工作轻松,但实际上,我的事业却越来越难做。创作永远都是新的战斗,这不,海明威最终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喉咙,毕加索也死于一场斗牛。我想,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话又说回来,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还是蛮绚丽的。得益于多年的修炼和饮食节制,已年过50的我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体格。同时,我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瞌睡虫,无论是面对一个人,还是面对一群人,比如参加苹果公司新闻发布会和Macworld展会的人们,我要打起瞌睡来,天塌下来也拦不住。
事业上,我得到了命运的双重垂青。我除了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外,还有一个电影工作室。我们制作了几部小有名气的电影,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买下皮克斯时我花了1000万美元,后来我以75亿美元将它卖给了迪士尼——这个回报率还不错吧?
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为此困惑不已。不过,好在我非常注重精神修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佛学和禅学的研究,这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正确面对罪过。
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你首先会得意忘形,但最终你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这时候,我会坐下来静静冥想,竭力使自己不去想那些财富。我坐在那里,念念有词,然后我会突然睁开眼睛,走出迷茫。我会铆足了劲大吼一声,吼叫的对象是我假想站在我面前的一个指责我如何如何有钱的家伙:“你这蠢驴!我比你优秀,我改变了这个世界,我值得拥有这一切!”
这一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在两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之后想出了iPod的主意。真的。
我生于旧金山,是一对大学生夫妇收养了我。我想,关键问题在于,这次领养是一种必须,如果没有我被收养的磨难,也便不会有苹果电脑、麦金托什机、iMac、iPod和iTunes。
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状态。我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还讨人嫌。有人曾对我说,我看上去像一个自恋的自大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回答说:“如果哪天早上你醒过来,你成了我乔布斯,你难道不会自大吗?你难保不会?”
眼泪能够净化你的心灵
“我快不行了,”我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吃不下,睡不着。即便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
星期六晚上,我急匆匆到达洛斯加托斯,走进我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告诉他,我做了一个与比尔•盖茨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梦。
“实际上,”他说,“许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梦。”
“的确如此。”说着,我伸手拿了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睛。我竭力忍着不哭出来,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你的具体事情,”他说,“但你一定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是的,”我说,“我的确已经焦头烂额了。因此,我便到你这里来,找回原来那个富于创新的自我。这件事似乎永远也不消停,我本不该做这件事,我本该坐在沙滩上安度余年,像拉里•埃利森那样去搞搞帆船,像比尔•盖茨那样搞点唬人的慈善。但我没有做这些,我像个傻子一样每天忙于工作。到现在我每天都要工作18个小时,几乎是在玩命。我每天都要与工程师们争论,朝着那些傻瓜们大喊大叫,不断地解雇人,同时也要面对来自大家的责难。我整天出差,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抱歉,你说得对。”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你有一种空虚感,因此你竭力要去用工作填满这个洞。”
“我真心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有无尽的天赋,我要与别人分享它,但我却因此而受到了伤害,包括身体上的伤害。即便我待在祖国,我们的政府也不放过我,他们把我看成了罪犯。为什么?他们怎么看不到我所创造的价值。我接手苹果公司之后,它的市值增长到了600亿美元。我呕心沥血,日理万机,这里面难免有什么差池?我为这个世界做了如此大的贡献,就因为一个打印错误,他们就要把我打入大牢吗?我本应拿诺贝尔奖,而他们却要置我于死地。”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哭了出来。
“哭出来吧,”林普拉说,“眼泪能够净化你的心灵。”
他身子前倾,双手抓着我的小臂。这一举动是为了形成一个电路,使能量在两个人之间来回流动,从而促进能量循环,加深两人的情感交融。我的愤怒传给了他,他的平静传给了我。此刻他就像是个散热器,吸走我心灵里的怒火,然后将它们释放出去,从而使我恢复能量,重回平静。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舒服些了。我开始啜泣,随后便剧烈哽咽起来。林普拉带我来到一块瑜珈坐垫上。我侧身躺下,蜷起腿来。他躺到我的后面,将我抱在怀里。
所见过的最酷的人就是自己
现在是早上10点钟,此刻我们在旧金山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检察官多伊尔谈起了天气,他的几个孩子以及今天早上他遇到的交通堵塞。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80年代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使用Macs机器。他还喜欢使用iPod,他的儿子也喜欢,并要他搞一份我的亲笔签名。他还说,很抱歉将我弄到这里来,但他的工作就是与每个人谈话。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竭力使我放松下来并放松警惕。我面带笑容,尽量少开口讲话,我已经连续3天斋戒和冥思了,我现在处于彻底的禅的境界。
质询的房间里有一张会议桌,几把皮革椅子,桌子上有麦克风,还有一台摄像机朝着我。我们早就料到会这样,我此前已在环境差不多的工作室做过演习。一名法庭速记员坐在桌子头上,旁边坐着多伊尔的三名助手,两男一女,身边摆满了文件夹和资料。令我最感到厌恶的是,他们面前还放着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戴尔笔记本电脑。我试着不去看这几台笔记本,但它们风扇转动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多伊尔与他的助理检察官就坐在我的对面。多伊尔负责问话,助理则坐在那里看着我,并不断给多伊尔传递问题。一开始,他们的问题还算简单,比如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职务等。对于每一个问题,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双手合十,停顿3分钟。然后我会要求多伊尔将问题再重复一遍。对于那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会提出,他两次提问有些不一样,然后问他我究竟要回答哪一个问题。
这一战术叫做“禅疯”,是我20世纪70年代在洛斯阿尔托斯的禅学中心学到的。这一做法来自禅院,曾经有几个僧人由于与世隔绝而疯掉了。在佛学看来,这些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当受到尊敬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疯掉是因为这也是他们一心向佛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便他们的言语听上去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里面往往包含着大智慧。
当然,在西方世界,如果你这么做别人一定会认为你疯了,并会把你踢出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我有几次都差一点遁入空门的原因,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敬。但最终我意识到了,在苹果公司我一样能得到这些。
最终,多伊尔支撑不下去了。
就这样,6个小时以后,他们让我们走了。我一路开车回家,喝了一碗三天没喝过的味噌汤,然后跑到楼上去,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我对着镜子说:“你在说话吗?你在和谁说话呢?这里就我一个人啊。”
的确,我所见过的最酷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员工崩溃
像苹果公司其他事情一样,我的管理方法的确与众不同。对于东海岸的管理专家(比如杰克•韦尔奇)的传统观点,我从不敢苟同。比如,韦尔奇说,要多做总结,使人们时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却认为绝不可这样做。
正相反,千万不要使人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要让他们感到迷茫和恐惧,否则他们便会沾沾自喜。创造性往往来自恐惧,苹果公司和皮克斯公司的员工们每天都会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因此他们每天都会疯狂地背水一战。
当然,我们不能当真将员工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危机的存在。这需要采取许多心理措施,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吧,如果我们的工程师不能认识到,每出现一个程序错误便会有一人卷铺盖卷儿,那么我们永远也造不出OS X这样性能可靠的系统。
MBA们认为,你需要制定高标准,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对其孜孜以求。对此,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你应当制定出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他们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你便会炒他们的鱿鱼。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他们都会变得疯狂起来,其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便会大大提高。
CEO或者总经理必须反复无常,让别人难以捉摸。一会儿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去做,并把做这件事情的员工奉为天才。而第二天,你却把这件事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将这位员工骂个狗血淋头。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想尽一切方法讨好你。
那些所谓的管理大家们还告诉我们,要适当地赞扬和奖励。对此我也不认同,我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表扬自己的部下,你一赞扬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自己与你一样聪明了,这样会很危险。你得设法使所有员工一直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并且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要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他。扔东西,大声斥责,骂他,然后解雇他。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暂时不解雇他,使他们误认为自己还有几天活头,然后等到他们完全放松之后,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解雇他。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恐惧文化的体现。■
谁也不能打扰我的冥思
今天下午,我光着脚盘腿在一个垫子上打坐,目光紧紧盯着一块电路板。别看这块电路板只有一张扑克牌大小,但它却是我数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它是iPhone的枢纽,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出的核心部件。然而,它存在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说,这块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事实上它的运行很正常。但是,它缺乏一种美感。而我的工程师们则认为,一块电路板不需要什么美感,因为没人会看到它。
我来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静心室的背景为白色,没有窗户,里面静谧异常。我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注视着眼前的电路板,竭力使自己渐渐入定。慢慢地,就像一个在走廊里摸索前进的盲人,我眼看着就要进入一个寂静的虚无世界。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敲门。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幻觉,因此并没有理睬。后来,敲门声又响起,然后门被人推开了。我转过身,原来是财务主管保罗和法律部主管索尼亚。他们两个看上去一脸严肃。
我们公司按照职务大小设定了十级谈话制度,最高级别的公司高管人员可以与我预约时间,中层人员必须由我提出接见,而普通员工要跟我搭话简直是妄想。如果他们试图与我攀谈,或者是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与其他人闲聊,我会让他们卷铺盖回家。
我在静心室冥思、做瑜珈或练习太极期间是从来不见人的。我说到做到,从不开这个先例。然而,这两个家伙却私闯我的静心室,视公司规章制度为儿戏。
我只是看到索尼亚的嘴巴在动,却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我听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终于隐约听出好像出了大事。她好像提到了优先认股权、股价、政府调控以及许多公司收到信件询问公司财务问题的事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已经上升为刑事案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派律师过来,他们要查看我们的账目,检察长都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部分倒填日期的期权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索尼亚说。
“实话告诉你,”我说,“我管他怎样呢。但我要问你的是,你难道不知道在我冥思时不许别人打搅吗?”
“我知道公司有规定。”索尼亚回答。
“你知道就好。那么,我现在要你们两个做的是马上给我滚开,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就地自行解职。好吗?谢谢!”
他们走了。我又回到了塔撒加拉静心室继续冥思。仅过了10分钟,我便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心理医生告诉我
参加完了极限飞盘运动回家,CNN频道上出现了Braid Networks公司CEO杰夫•赫尔南德斯,我的一个哥们儿。此刻,他正被联邦政府有关人员带出了他位于伍德塞德的家。
福克斯电视台一名混蛋主持说,杰夫将面临12项欺诈罪指控。
我关上电视,然后来到了后院。我试着打几趟太极拳,但我的腿却哆嗦得厉害,我感到了恐惧。
我害怕的是我会被请出苹果公司,这也的确发生过,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苹果公司危在旦夕,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我便被炒了鱿鱼。这差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我自己都认为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这都因为我是个孤儿。他说生母对我的抛弃给我的灵魂留下了创伤。
“这件事给你的心灵深深烙上了一个印,无论你多么功成名就,也很难弥合这个巨大的创伤。你有必要让你的生母认识到,她将你抛弃是一个错误。即便你发疯似地不停工作,事业再辉煌,这个创伤也很难愈合。但你又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你便只有死路一条。”
上次被苹果公司请出去,我东山再起了,但这次我心里却没底。我已经51岁了,并且身患癌症,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经得起折腾的老乔了。
实际上,就是上次的事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我30岁,一个人孤守在伍德塞德一处公寓里,里面连家具都没有。好几个月里,我都不知所措。最后,我开始不停地服用迷幻药,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14天。我的心理先后出现了8种不同的痛苦状态:生气、退缩、再生气、发怒、狂怒、报复、又生气、复仇。
最后,我开始对那些将我赶走的恶棍们展开报复,至此,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康复之路。我挖走了苹果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创建了NeXT公司,我把公司的目标定为造出世界上最耀眼的计算机。我们做到了,后来苹果公司的董事会央求我重掌大权,我便把NeXT机的软件带了过去。就是这一软件奠定了全新的Mac机产生的基础,它拯救了苹果公司。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想哭的冲动。有些事情的确会使我抹眼泪。还没等我挂上电话,我的眼睛里已经有了眼泪。我下了床,走到镜子前面。照镜子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镜子。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想:老乔,你这家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应当相信自己,好吗宝贝?好了,振作起来!
我来到厨房,让管家给我做了一个芒果爽冰沙。然而,这也没让我振作起来。这的确很可怕,因为如果芒果爽冰沙也无法使我振作,那说明我的情况的确不妙。
绚丽丰富的梦与生活
星期天晚上,我又一次做了那个经常会做的梦——我获 得了诺贝尔奖。但这次梦中事情却并不顺利,颁奖人给我颁奖之后,我便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大街上,只着一块遮羞布,扛着一个十字架。
我惊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就是我生活的真实情况,人们很难想象到我所承受的压力。我曾经想,也许我上了年纪,就会感觉到工作轻松,但实际上,我的事业却越来越难做。创作永远都是新的战斗,这不,海明威最终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喉咙,毕加索也死于一场斗牛。我想,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一点。
话又说回来,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还是蛮绚丽的。得益于多年的修炼和饮食节制,已年过50的我仍然保持了良好的体格。同时,我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瞌睡虫,无论是面对一个人,还是面对一群人,比如参加苹果公司新闻发布会和Macworld展会的人们,我要打起瞌睡来,天塌下来也拦不住。
事业上,我得到了命运的双重垂青。我除了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外,还有一个电影工作室。我们制作了几部小有名气的电影,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买下皮克斯时我花了1000万美元,后来我以75亿美元将它卖给了迪士尼——这个回报率还不错吧?
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为此困惑不已。不过,好在我非常注重精神修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佛学和禅学的研究,这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正确面对罪过。
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你首先会得意忘形,但最终你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这时候,我会坐下来静静冥想,竭力使自己不去想那些财富。我坐在那里,念念有词,然后我会突然睁开眼睛,走出迷茫。我会铆足了劲大吼一声,吼叫的对象是我假想站在我面前的一个指责我如何如何有钱的家伙:“你这蠢驴!我比你优秀,我改变了这个世界,我值得拥有这一切!”
这一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在两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之后想出了iPod的主意。真的。
我生于旧金山,是一对大学生夫妇收养了我。我想,关键问题在于,这次领养是一种必须,如果没有我被收养的磨难,也便不会有苹果电脑、麦金托什机、iMac、iPod和iTunes。
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状态。我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有时候还讨人嫌。有人曾对我说,我看上去像一个自恋的自大狂。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回答说:“如果哪天早上你醒过来,你成了我乔布斯,你难道不会自大吗?你难保不会?”
眼泪能够净化你的心灵
“我快不行了,”我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吃不下,睡不着。即便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
星期六晚上,我急匆匆到达洛斯加托斯,走进我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告诉他,我做了一个与比尔•盖茨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梦。
“实际上,”他说,“许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梦。”
“的确如此。”说着,我伸手拿了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睛。我竭力忍着不哭出来,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你的具体事情,”他说,“但你一定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是的,”我说,“我的确已经焦头烂额了。因此,我便到你这里来,找回原来那个富于创新的自我。这件事似乎永远也不消停,我本不该做这件事,我本该坐在沙滩上安度余年,像拉里•埃利森那样去搞搞帆船,像比尔•盖茨那样搞点唬人的慈善。但我没有做这些,我像个傻子一样每天忙于工作。到现在我每天都要工作18个小时,几乎是在玩命。我每天都要与工程师们争论,朝着那些傻瓜们大喊大叫,不断地解雇人,同时也要面对来自大家的责难。我整天出差,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抱歉,你说得对。”他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你有一种空虚感,因此你竭力要去用工作填满这个洞。”
“我真心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有无尽的天赋,我要与别人分享它,但我却因此而受到了伤害,包括身体上的伤害。即便我待在祖国,我们的政府也不放过我,他们把我看成了罪犯。为什么?他们怎么看不到我所创造的价值。我接手苹果公司之后,它的市值增长到了600亿美元。我呕心沥血,日理万机,这里面难免有什么差池?我为这个世界做了如此大的贡献,就因为一个打印错误,他们就要把我打入大牢吗?我本应拿诺贝尔奖,而他们却要置我于死地。”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哭了出来。
“哭出来吧,”林普拉说,“眼泪能够净化你的心灵。”
他身子前倾,双手抓着我的小臂。这一举动是为了形成一个电路,使能量在两个人之间来回流动,从而促进能量循环,加深两人的情感交融。我的愤怒传给了他,他的平静传给了我。此刻他就像是个散热器,吸走我心灵里的怒火,然后将它们释放出去,从而使我恢复能量,重回平静。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舒服些了。我开始啜泣,随后便剧烈哽咽起来。林普拉带我来到一块瑜珈坐垫上。我侧身躺下,蜷起腿来。他躺到我的后面,将我抱在怀里。
所见过的最酷的人就是自己
现在是早上10点钟,此刻我们在旧金山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检察官多伊尔谈起了天气,他的几个孩子以及今天早上他遇到的交通堵塞。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80年代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使用Macs机器。他还喜欢使用iPod,他的儿子也喜欢,并要他搞一份我的亲笔签名。他还说,很抱歉将我弄到这里来,但他的工作就是与每个人谈话。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竭力使我放松下来并放松警惕。我面带笑容,尽量少开口讲话,我已经连续3天斋戒和冥思了,我现在处于彻底的禅的境界。
质询的房间里有一张会议桌,几把皮革椅子,桌子上有麦克风,还有一台摄像机朝着我。我们早就料到会这样,我此前已在环境差不多的工作室做过演习。一名法庭速记员坐在桌子头上,旁边坐着多伊尔的三名助手,两男一女,身边摆满了文件夹和资料。令我最感到厌恶的是,他们面前还放着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戴尔笔记本电脑。我试着不去看这几台笔记本,但它们风扇转动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多伊尔与他的助理检察官就坐在我的对面。多伊尔负责问话,助理则坐在那里看着我,并不断给多伊尔传递问题。一开始,他们的问题还算简单,比如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职务等。对于每一个问题,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双手合十,停顿3分钟。然后我会要求多伊尔将问题再重复一遍。对于那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会提出,他两次提问有些不一样,然后问他我究竟要回答哪一个问题。
这一战术叫做“禅疯”,是我20世纪70年代在洛斯阿尔托斯的禅学中心学到的。这一做法来自禅院,曾经有几个僧人由于与世隔绝而疯掉了。在佛学看来,这些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当受到尊敬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疯掉是因为这也是他们一心向佛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便他们的言语听上去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里面往往包含着大智慧。
当然,在西方世界,如果你这么做别人一定会认为你疯了,并会把你踢出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我有几次都差一点遁入空门的原因,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敬。但最终我意识到了,在苹果公司我一样能得到这些。
最终,多伊尔支撑不下去了。
就这样,6个小时以后,他们让我们走了。我一路开车回家,喝了一碗三天没喝过的味噌汤,然后跑到楼上去,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我对着镜子说:“你在说话吗?你在和谁说话呢?这里就我一个人啊。”
的确,我所见过的最酷的人就是我自己。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员工崩溃
像苹果公司其他事情一样,我的管理方法的确与众不同。对于东海岸的管理专家(比如杰克•韦尔奇)的传统观点,我从不敢苟同。比如,韦尔奇说,要多做总结,使人们时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却认为绝不可这样做。
正相反,千万不要使人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要让他们感到迷茫和恐惧,否则他们便会沾沾自喜。创造性往往来自恐惧,苹果公司和皮克斯公司的员工们每天都会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因此他们每天都会疯狂地背水一战。
当然,我们不能当真将员工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危机的存在。这需要采取许多心理措施,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吧,如果我们的工程师不能认识到,每出现一个程序错误便会有一人卷铺盖卷儿,那么我们永远也造不出OS X这样性能可靠的系统。
MBA们认为,你需要制定高标准,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对其孜孜以求。对此,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你应当制定出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他们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你便会炒他们的鱿鱼。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他们都会变得疯狂起来,其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便会大大提高。
CEO或者总经理必须反复无常,让别人难以捉摸。一会儿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去做,并把做这件事情的员工奉为天才。而第二天,你却把这件事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将这位员工骂个狗血淋头。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想尽一切方法讨好你。
那些所谓的管理大家们还告诉我们,要适当地赞扬和奖励。对此我也不认同,我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表扬自己的部下,你一赞扬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自己与你一样聪明了,这样会很危险。你得设法使所有员工一直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并且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要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他。扔东西,大声斥责,骂他,然后解雇他。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暂时不解雇他,使他们误认为自己还有几天活头,然后等到他们完全放松之后,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解雇他。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恐惧文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