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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称,江西省对拟提任地厅级的28名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其中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两名干部,因受到方志敏烈士长孙方华清的质疑,拟任新职一事被暂时搁置。方华清认为,在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大肆诋毁抹黑方志敏烈士及其领导的红十军团牺牲将士名誉之际,这两名干部所负责的部门缺乏应有的政治担当,未能主动履行好其职责,未能做到以历史事实旗帜鲜明地及时回应和有力反击。我们在为方华清这一举动叫好的同时,也应有所思考。
首先,这一事例說明,党的理论和历史传播工作尚有不少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多元并存的必然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不时出现顾此失彼、被动接招的状态,既与有关部门主动性的缺失有关,也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有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然包括不忘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先辈英烈。守护好他们的荣誉不容玷污,是后来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一些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公然诋毁攻击革命英烈的言行淡然无为,缺乏政治担当,就根本原因而言,是政治意识的淡化和事业心的淡薄所致。就直接原因而言,则是因为政绩观的严重偏差。
对于新时代如何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伟大工程,这一事例无疑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长期以来,在优秀或合格干部与违纪违法干部之间,一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不少官员位于其中。缺乏政治担当的背后,是有的官员专注人事却不干实事,有的擅长制造政绩,掩盖问题的能力出类拔萃,还有的爱惜羽毛、乐享“太平”。对于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不少地方和部门不仅少有红红脸、出出汗和上级问责,而且在“不影响提拔”的绿灯指示下官运亨通。上述情形说明,干部使用的逆向淘汰风气虽然在不断消解但依然存在,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假如没有方华清出来表达不同意见,很可能这两名被公示的干部已经升职了。因为没有人站出来表达不同意见,不少不该升官而是该问责的干部就这样一级一级地上升了。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面对“太平绅士”,他们往往表现出宽容和默认。对于方华清的行为,甚至有的人可能还会丢下“多大点事呀”的评价。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去政治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屡屡得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个民族的复兴,既有物质富足的表达,也有精神丰富的显示。比较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根本。对于一个距离复兴目标越来越近的民族来说,政治意识绝不能与民族复兴的前景背道而驰。
就社会监督主体来说,只依靠方华清远远不够。而真正实现人人起来负责,在一些地方或部门首先需要面对的是高昂的监督成本,这是自下而上的监督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的关键原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是一次“再政治化”的探索,其中自然应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只有不断增强监督的地位和分量,才能逐渐清除官员空间中模糊不清的地带,党的纯洁性修复也才能变得更有力。
(摘自《环球时报》)
首先,这一事例說明,党的理论和历史传播工作尚有不少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多元并存的必然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不时出现顾此失彼、被动接招的状态,既与有关部门主动性的缺失有关,也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有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然包括不忘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先辈英烈。守护好他们的荣誉不容玷污,是后来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一些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公然诋毁攻击革命英烈的言行淡然无为,缺乏政治担当,就根本原因而言,是政治意识的淡化和事业心的淡薄所致。就直接原因而言,则是因为政绩观的严重偏差。
对于新时代如何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伟大工程,这一事例无疑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长期以来,在优秀或合格干部与违纪违法干部之间,一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不少官员位于其中。缺乏政治担当的背后,是有的官员专注人事却不干实事,有的擅长制造政绩,掩盖问题的能力出类拔萃,还有的爱惜羽毛、乐享“太平”。对于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不少地方和部门不仅少有红红脸、出出汗和上级问责,而且在“不影响提拔”的绿灯指示下官运亨通。上述情形说明,干部使用的逆向淘汰风气虽然在不断消解但依然存在,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假如没有方华清出来表达不同意见,很可能这两名被公示的干部已经升职了。因为没有人站出来表达不同意见,不少不该升官而是该问责的干部就这样一级一级地上升了。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面对“太平绅士”,他们往往表现出宽容和默认。对于方华清的行为,甚至有的人可能还会丢下“多大点事呀”的评价。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去政治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屡屡得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个民族的复兴,既有物质富足的表达,也有精神丰富的显示。比较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根本。对于一个距离复兴目标越来越近的民族来说,政治意识绝不能与民族复兴的前景背道而驰。
就社会监督主体来说,只依靠方华清远远不够。而真正实现人人起来负责,在一些地方或部门首先需要面对的是高昂的监督成本,这是自下而上的监督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的关键原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是一次“再政治化”的探索,其中自然应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只有不断增强监督的地位和分量,才能逐渐清除官员空间中模糊不清的地带,党的纯洁性修复也才能变得更有力。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