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0 年，正是“五四”运动（1919）的第二年，所以我的小学生活是在“五四”的影响下度过的。不知不觉中八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五四”对我的小学生活及以后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我就读的小学叫浙江温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年制。那时正是从清末残余的私塾教学向欧美的十二年制小学、中学过渡，我的大哥哥便是在私塾里学习，以后转入师范学校毕业。我正是这个新潮学制下的首批儿童。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我就读的那六年，正值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的高潮，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应邀来华作考察讲演，宣传他的教育理论“儿童中心”（或儿童本位）。这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显然格格不入，却与“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一脉相通，所以受到欢迎。
　　我记得一年级入学的第一天，打开课本，先生（那时不称老师）教的第一课是“开学了，开学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大家一起去上学……”，课文的下面画着一些崩崩跳跳的小男孩和小女孩，身上背着小书包。这同大哥在私塾里念的第一课：“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成了鲜明对照。
　　整个六年期间，教的都是白话文，没有一点文言文。半文半白的阅读能力是课外看《三国演义》等小说获得的，文言文是到初中和高中才补读的。其中印象最深至今未能忘怀的是高年级的课本《爱的教育》，这是夏丐尊从日文重译的意大利文学教育名著，里面好些篇的内容如“侠义的卡隆”、“最后的一课”等都深深打动了儿童的心灵，成为做人的楷模。
　　识字教育是推行语言学家北大教授赵元任创制的国语拼音字母，课堂上有赵元任录音的唱片，配合留声机放送，进行教学，是标准的国语发音。字典上的字都按拼音字母注音，小学生很容易学会认识和使用新字，这套国语拼音字母现在台湾还在使用。
　　三四年级的算术课推行一种速算练习，印象也很深刻，上课时，先生发给每个人一张纸板，上面印好练习的题目，答案下面是一个空白框，下面填一张白纸，学生只需把答案写在框下的白纸上就好了。譬如一道14+16+17+13+12+18+19+11连续相加的算题，不必一项一项地加，只需先把个位数的4 和6，7 和3…等都加成10，共得40，再把十位数相加得80，很快就得到40+80=120。乘法的一九得九，二九十八……九九八十一等口诀，当然要会背而且背得烂熟的。高年级学习珠算，有四则的口诀，会背口诀就知道怎样拨珠子。这种训练儿童心算和笔算结合的速算能力，很起作用。
　　练习写字在一二年级时，用方格的黄纸，上面印好的红字，拿毛笔描盖红色，养成笔划先后顺序的习惯，三四年级以后开始临摹字帖，各人选择自己喜欢的字体，爱好笔划饱满的，临学颜真卿，喜欢笔划瘦劲的，临学柳公权。我是学颜真卿。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劳作课，课堂里有各种手工劳动的工具。每年春季要做风筝，小朋友们都要学会自己做风筝，不是买现成的风筝。人人先动手把竹篾劈成细条，然后用绵纸扎风筝的骨架，最后糊上绵纸。风筝上天要保持平衡，这是最难的关键，要反复试飞，不断纠正，最后上了天，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小学生们做的都是鲤鱼风筝，取“鲤鱼跳龙门”的吉祥之兆。还有在春季学习养蚕，从蚕卵孵化开始，慢慢地给蚕儿喂桑叶，观察蚕儿一次又一次的蜕皮、长大，上簇，吐丝成茧，最后蚕蛾破茧而出。对蚕的一生从卵、幼虫、蛹到成虫有个全过程的了解，获得了昆虫变态的基本知识，印象难忘。
　　学习美国式教育最生动的一项，是童子军，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男女生都要参加童子军（女生外加学习救护）。童子军有童子军的制服、军帽、领巾、小刀、绳索和木棍。其中的绳索最有趣，很实用，人人都要学会各种结绳的技术，如活结、死结、瓶口结、拴马结等。童子军的目的在培养独立生活能力，每年的秋季要举行露天宿营活动，童子军们行军去郊外山上驻扎营地，自己动手搭帐篷，随军带去铁锅、盘碗、刀砧等炊事用具。大家分头去采柴草、打水、洗米煮饭。夜里熄灯后，大家轮流在帐外站岗放哨，同时举行扮“敌人”去别的营偷袭，相互捉“敌人”。平时遇有集体活动如开运动会、市民大会等，都要派童子军持军棍维持秩序，大人们都听童子军的指挥，神气得很。
　　再就是一年一度的春季远足郊游，温州市郊是水域，出城可以坐汽船去风景区，从学校到船码头的来回路上，要队伍整齐，前面有小小乐队开路，音乐先生在旁边指引，一边走，一边唱郊游的歌，我还记得歌词是：“野外日光明，郊原天气新，趁这好时光，郊外去旅行。岸边的草儿青青……，树上的鸟儿也叫个不停，它们都表示欢迎……”边走边唱。乐队是中西合璧，有铜鼓、洋号，也有笛子、口琴。记得有一年我报名参加乐队，领到一支笛子，临时抱佛脚，苦练几天，混在乐队里充当南郭先生。
　　旧式的私塾里，孩子们背不出课文，教书先生要拿戒尺打手心，是很痛的。新制的小学里取消了打手心，对于不听话的顽皮儿童，改用立站的办法。放学的时候，大家都排队出校门回家了，受处罚的小朋友，先生让他站立在墙壁或黑板前，面孔紧对墙壁或黑板。直到先生认为够了，再让他一个人回家。我在一次露营的活动中，夜间和几个小朋友在被窝里玩手电筒互相嬉笑，妨碍他人睡眠，回校后，被罚站黑板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先生打学生的手心或对学生进行体罚的事。
　　我们的王校长是位多才多艺、招儿童们人喜爱的好校长。如他训练大家对于紧急事故如火灾发生时，如何保持秩序、冷静应付的能力。他先是宣布听到紧急警报时，每个教室的学生向那个方向疏散的路线，并张贴了一张疏散图，让大家牢记。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正在上课的中间，忽然火灾的警报铃声大响，大家以为真的起火了，都纷纷按已知的路线分路疏散，我是向操场的方向跑步，中间要经过一条小路，那天跑进小路时，看到路中间有块石头，我们都一跳而过，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拌倒在地，起来再跑。演习结束后全体集会，王校长当场点名，叫一位某某同学站出来，向大家介绍说，往操场方向疏散的小路上有块石头，是他有意放上去的，他一直躲在路边守看，多数小朋友们都是一跳而过，一位小朋友被拌了一跤，只有某某同学看到这块石头，停下来把石头移到路边，然后再跑，这位同学在紧急的时候不忘关心集体的安全，大家应该向他学习！大家都热烈鼓掌，这种教育方式令人深刻难忘。
　　文娱生活方面，每个星期六下午停课，是全校的文娱活动时间，称周会。会上的表演节目由各年级事先准备分担。记得我在周会上曾表演过国王的角色，鼻孔里插个八字胡子，坐在堂中央，很神气。同班的一位同学叫余之任，会打拳，使双钩，经常有他的武术表演。最热闹的是每学期的开学大会，和期末的毕业生毕业大会，这两次大会都邀请家长们参加，表演的内容也丰富许多。有一位高我一班的同学许铁生，家里开戏院，耳濡目染，能登台表演京剧“碰碑”之类的唱工戏，非常令大家惊异赞叹。这位许铁生，就是解放后定居上海的著名京剧评论家。
　　课余的时间里，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开办图书室和储蓄所，由小朋友们轮流自我管理。图书室鼓励大家把家里的书寄放在图书室里，开辟了书源，室里的书供阅览，也可以登记出借。储蓄所的钱来自大家多余不用的零钱，彼此周转，要用时取出来，培养小朋友们爱好读书和节约用钱的习惯。
　　课余的十分钟休息，是最活泼快乐的时候，可以跳绳、踢毽子、荡秋千、坐滑梯、爬竹竿、捉迷藏等。这是校里的游戏，在家里与邻居儿童们的游戏如滚铜钱、斗蟋蟀等是不好在学校里玩的。
　　写到这里，小学时期的校长王晓梅，以及自然、语文、音乐等各课的先生名字如王仰千、潘文英、陈乐民、管文南等，都一一浮上脑海，居然还没有忘记，说明这种教育的成功吧。从记忆里出来，回到现实世界，现在大批的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们，他们似乎都毫无例外地都卷入为考试、分数、升学而埋头学习，深深陷入做不完的作业堆里。连他们的父母也成了推动这股浪潮的生力军，在小孩子们沉重的课业以外，还要他们学钢琴，学外语，学这学那,以至于游戏无分，睡眠不足，儿童应该享有的天真烂漫、自由玩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童年是不能选择、不能重复的。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也是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上述我的童年小学生活回忆，有没有可供今天参照、反思的地方呢？作为史料，以供大人们的参考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