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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6年11月16日，国务院478号令签发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已经先于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标志线——12月11日，宣示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我们或许将迎来中国银行业市场最好的时代—对于消费者而言，抑或将面对中国银行业市场最坏的时代—对于竞争者而言。比较来说，在消费者与竞争者这两大市场主体中，我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后者。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银行业进入全面开放时代”这部“大戏”中，他们是最吸引人眼球的“主角”。为此，本次“银行家论坛”我们邀请到了多位青年专家共同来预测“剧情”。
邓智毅：解读《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将成为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分水岭，为此我想就该条例的重点内容、重点精神以及重要影响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共有七章73条，应该说内容体系比较庞大而全面，其中第29条和第31条内容值得重点关注。因为这两个条款规定了外资银行今后在中国能办理什么样的业务。
看点之一是：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条款里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在中国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这是商业银行法中没有明确列示的。但在2001年我们对外金融开放的承诺里面就有对外资银行开放资信服务的条款，此次新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是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当初的入世承诺。
看点之二是：在该条例第29条和31条之间存在差异，外资银行子行比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增添了银行卡业务，此外外资银行的子行还可以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而分行则只能吸收金额为100万以上的人民币存款。这说明我们利用了一些国际通行的规则保护自身的银行业。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核心精神是什么？可以归结为十六个字：“国民待遇、法人导向、内外互动、审慎可控”。所谓国民待遇，就是我们在入世的时候做出过承诺，入世以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要对外资开放，不能附加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如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给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兑现了我们当初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承诺。所谓法人导向，就是说外资银行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的分行和代表处，前面三个叫做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对于不同的外资银行形式对其经营范围有不同的规定，现在政策是鼓励外资银行子行发展的，即法人导向。法人导向核心是什么？就是本地注册、属地监管、相对独立、风险隔离。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盲区，如果在属地注册成为一个法人的话，就能够便于监管、控制风险。所谓内外互动，就是一方面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也要遵守本地的规则，包括银行法、商业法及对内资银行管理的一切政策规定，将做到内外资银行一视同仁，有些方面过去只对外资银行优惠的政策，内资逐步也可享受到，这对内资银行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所谓审慎可控，就是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后，要遵守本地规则，需要经过相关程序审批。总体说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核心精神就是这十六个字。
那么《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将会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认为有可以归纳为“两个有利于”和“两个提高”。首先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步调相一致。其次是有利于激活我们沉闷的银行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直到现在，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还并不彻底。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中国的银行业将有一定的激活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可以通过银行竞争获得一些实质性的优惠和服务。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激烈的竞争环境逼迫我们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对于银行业监管者来说，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监管者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要规范化、国际化，从监管的理念到监管的流程以及监管的法规都需要完善。
张兴胜：未来中国银行业变革之三大趋势
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如何发展，将面临怎样变革的态势，这些问题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想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变革将会沿着以下三个趋势进行。
第一，入世过渡期结束以后，深化综合改革仍然是中国银行业变革发展的主线。在这几年的入世过渡期内，从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优化监管指标最后到首次公开发行，这一系列举措正在改变着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经营管理面貌，同时也为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未来我个人认为硬化银行业的资本、成本和风险约束，强化股东、市值、服务、创新和社会责任观念，深化公司治理改革，遵循信息披露准则等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要超过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为此，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之后，深化综合改革仍是中国银行业在较长时间内变革发展的主调。
第二，改变经营模式将是入世之后中国银行业变革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入世过渡期的这几年，也是中国银行业和国际银行业进行比较、学习的几年，中国银行业以前所未有的开拓视野观察国际先进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在思考和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受法制或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外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国内或国际银行业的主要业务包括负债业务、信贷业务、佣金和收费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表外业务等，但是这些业务在各个银行的重要性有很大不同。国际先进银行除了佣金和收费业务技术水平、收益占比高之外，投資和交易资产占比及收益率均明显高于国内银行。国际优秀银行往往投资和交易资产占比较高，收益率也比国内银行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在投资和交易类资产结构中，交易类资产占比、对附属和联营公司的股权投资占比均很高，很高的股权投资收益率（往往在20%以上）和较高的交易类资产收益率拉高了总资产的收益水平。入世以后，中国银行业改变了经营模式，将逐步由传统的资产经营向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并重转变，在稳健发展信贷业务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佣金及收费业务，在优化投资及交易资产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其收益率，积极推动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培育全球化的运营能力。改变过于依赖信贷资产收益的经营模式，构建全球运营、服务的网络体系，打造综合服务型金融机构，将成为入世后中国国有股份制银行的重要议题。
第三，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是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根基。银行业的技术装备至少要包括对业务及客户风险的评估、监测、管理技术，对客户价值的评估技术以及对员工绩效的实时评估技术。通过提升风险评估、价值评估和员工绩效评估的技术水平，全面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能够和全球优秀银行业在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条件下的竞争和发展能力，这恐怕是入世之后社会各界以及中国银行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温彬：全面开放的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银行业来看，影响未来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金融技术的创新，二是金融“脱媒”的趋势。为什么这两条因素决定了银行业未来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贸易飞速发展，这对当时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的银行业来说已经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银行业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恰在此时，出现了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些新技术被迅速地应用到银行业中，极大地提高了银行业的生产力，银行业因此而获得了新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银行的信息管理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并促成了银行的战略转型。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银行的销售渠道已由过去传统的、单一的物理网点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e-banking的发展使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使商业银行的“媒介”作用在淡化，出现了所谓的“脱媒”趋势，一方面是储蓄存款向股票、基金和债券市场分流，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从而使商业银行在资金来源和运用方面均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要通过综合经营来弥补由于金融“脱媒”给银行收益带来的影响。近年来，金融“脱媒”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再加上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逐步实施，中国的银行业都在积极探索战略转型的问题。但我认为中资银行的战略转型的模式比较雷同，比如都强调增加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都强调发展零售业务等等，强调银行自身个性的银行反而比较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毫无疑问应主动适应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但更应该突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美联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该行在全美排名约50名左右，其客户定位是中小企业，目前虽已挤身前十位行列，但服务中小企业客户的特色一直保持至今。在新时期如何发挥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宏观调控和经济周期变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挑战。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前一阵子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商业银行如何按照巴塞尔协议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掌握风险计量手段。现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信用风险并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但商业银行如何规避因宏观调控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另外利率和汇率风险也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全球流动性过剩风险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目前所有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受到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连续两次加息、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充足，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如何保持自身的盈利能力。二是商业银行三大业务领域即公司业务、零售业务和资金业务的产品创新，未来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将主要集中于产品的竞争。三是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对具体的银行业务产生的影响。四是小企业信贷问题，现在不仅是小银行做小企业信贷，所有的大银行也都在抓小企业信贷市场，那么大银行究竟应如何进行客户定位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五是金融IT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迎来入世后的全面开放，在此形势下，我认为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呈现出以下六个趋势。
趋势一：国有银行将继续保持市场的主体地位，但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会迅速上升。今年以来外资银行资产扩张非常迅速，贷存比超过100%，但目前其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2%，总的规模还比较小。按目前银行业资产的增长速度，未来五年，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8%左右。外资银行应占多大的市场份额比较适宜，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验。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就是由外资银行主导的，市场份额超过60%以上。再以美国为例，外资银行资产占美国全部银行资产的比重从1973年的3.8%持续上升到1991年的22.6%，但之后随着美国本土银行资产规模同样迅速扩张，该比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我认为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但这里面又涉及一个计算口径的问题，花旗、汇丰在华的独资银行可以明确地按外资银行计算市场和资产份额，但它们参股中资银行所对应的资产份额是否也算做外资银行资产还需要事先界定。
趋势二：法人银行将成为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也已颁布。新条例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当今各国银行业监管的趋势和惯例，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采取法人银行政策导向，即在允许外国银行自由选择商业存在形态的原则下，鼓励和引导在华机构网点多、存款业务大并有意进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国银行将其分行转制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银行。这将改变当前外资银行以分行形式开展业务的组织方式，而目前分行形式占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的9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颁布了《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外资银行分行数量也随之由该年的593家减少到2004年末的270家。子行资产额占外资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由1973年的18%提高到2005年25%。
趋势三：零售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银行角逐的核心业务领域。从外部环境看，我国人口规模庞大，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加較快，为银行零售业务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就银行内部而言，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下，中资银行纷纷将发展零售业务作为银行战略转型的方向。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早已盯上了我国的零售业务市场，一旦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必将携其在财富管理、银行卡等零售业务领域的经验和优势大举进入零售市场。中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的竞争将尤为激烈。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汇丰、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RBS等国际大型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均转为子行形式，尽管是因为由此可以经营全面的银行业务，但主要还是为了进入美国的零售业务市场。
趋势四：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将更加全面和深化。尽管目前我国还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多家中资银行已经作为试点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多种途径成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乃至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外资银行中，以汇丰为例，通过独资或合资等方式已经形成了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领域全方位的综合经营。
趋势五：我国银行业将出现“交叉”并购趋势。并购始终是推动全球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混业经营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将出现“交叉”并购的趋势：一是中外资银行之间的“交叉”并购，如花旗银行并购广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分部；二是银行业与其他非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并购活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实现向证券、保险等领域的渗透，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并购银行建立全能化的超级金融集团，实现服务多样化、资产多元化和利润最大化。
趋势六：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实现“共赢”。中资银行之间、中外资银行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这种竞合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例如中资银行之间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以及通过银团方式共同服务大型客户，中资银行需要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外资银行也离不开中资银行的网络和客户资源等，特别是中外资银行从过去业务层面的合作发展到目前股权方面的合作，强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银行业将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同开发市场，促进整个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实现“共赢”。
张春子：全面开放的中国商业银行面临六大课题
2006年12月11日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银行业将迎来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监管的国际化、竞争的国际化和资源流动的国际化。在此三个趋势下，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将有以下几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是银行的战略问题，就是说到底要办什么样的银行。我们注意到，这两年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乃至城市商业银行，都在调整、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战略规划，有相当部分的银行提出了要成为国际一流银行、国际先进银行的目标，大部分都想成为国际性综合性商业银行。是所有银行都应该选择这样的模式，还是说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这很值得研究。专业化银行有成功的案例，综合化银行也有成功的案例，商业银行选择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综合化的道路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而定。如今多数商业银行定位不明、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为各界人士所诟病，但是在指责这些商业银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和我们的国情有关。大银行做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做小客户的市场细分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切实可行？在现实中，一些小银行尽管规模比较小，经济效益一般，但通过各种关系和非市场化的方式也能争取到一些大客户，在此条件下他们当然不会弃大客户于不顾。中国银行业市场缺乏细分，某种程度上和银行业市场并非彻底的市场化方式有很大关系。下一步包括国有银行、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众多的商业银行应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不管是通过重组、并购还是创新，都需要银行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
二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问题。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分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包括市场机制的完善等外部条件，这里面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内部治理包括很多方面，现在有很多银行通过股改上市改善公司治理，并且在形式上逐步向国际化模式靠拢。但是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还是有其“形”而无其“神”，比如我们国有银行高管层的任免现在还不是按照公司治理应有的方式产生，当然这些内部公司治理的改善与外部治理的改善紧密相连。
三是整合问题。整合问题涉及三个方面：文化、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整合问题的提出多见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内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在引入外资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文化如何跟战略投资者的文化相互融合。此外，整合的问题还存在于一些银行在实施并购、重组之时，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的文化如何进一步融合和整合。在组织架构整合上，国内商业银行也需要与战略投资者趋向一致，一般情况下国内的商业银行需要从传统的组织架构向国际先进的组织架构模式去发展。例如现在国内银行大部分还是靠总分行的模式运转，也有银行在探索事业部的模式，在概念上是先进的。当然推进事业部的模式也需要与国情相结合，完全改造成事业部方式在中国还不现实。关于人力资源的整合，这方面国内各家银行都起步较晚，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创新问题，包括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等。
五是综合化经营。综合化经营目前可以说是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包括银行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个共同的认知。如果综合化经营已经是一个趋势，那么现有的金融集团和银行如何实施综合化经营，以何种模式实施综合化经营是他们必须思考的。
六是全面开放带来的风险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90年代初期金融界开放过快，风险控制不当造成的。面对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格局，届时国际对冲基金如果进来，对我们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冯剑松：中国商业银行要找到自己的“魂”
入世以后，中国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外资银行进入后的市场竞争问题，为了应对这种竞争，中国的商业银行着手在公司治理、产品研发、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向外资学习。我们业已看到，不同的银行采取的学习路径是不同的，比如一部分商业银行就通过引入外资银行作为投资者的方式来向外资银行学习，当然还有其他别的方式。撇开学习路径不谈，在学习方法上，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商业银行对外资银行管理经验、产品研发的学习多以抄抄搬搬为主，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到了方法却没学习到“灵魂”。这个灵魂是这些国际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能力以及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判断，通过长期实践沉淀下来的规则和理念。这些规则、理念是带有这些银行鲜明个性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此我们的商业银行在学习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灵魂”，然后将外资银行的方式、方法与自己的“灵魂”向结合，这才是学习的有效方式。
全面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引发了各方人士的讨论。一是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愈加残酷的竞争环境。也许现在还有人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多大影响，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残酷得多。比如在提供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上，外资银行比国内商业银行具有显著的优势和竞争力。此次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监管层利用国际规则为内资银行提供了喘息的时间，但很明显的这个时间并不长久，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已经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此外，外资银行并购中国的商业银行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些无疑都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是银行的战略定位问题。虽然我们的商业银行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战略，但事实却是中国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自己的战略定位，同质化竞争相当严重。这里所谓的战略定位就是商业银行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以及银行自身的特点、优势，找准自己未来发展的“领域”和“方向”。这个战略既要符合中國银行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更要符合银行自身的实际情况。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却缺乏战略的多样性，走一个路子，公司业务、零售业务、综合经营一把抓，一起上，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业务和竞争优势，如何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说回来，我们的商业银行还是缺乏“灵魂”。但也有好的，比如说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就形成了竞争力，连国有银行也拼不过它，这说明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要致力于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只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局部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立足于市场。因此再回到未来中外资银行的竞争问题上来，可以肯定的是外资银行与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只会集中于某一个战略性的业务上和特定的领域里面，比如说他只要抓住中国500万人到1000万人的高端客户，别的都不管。当外资银行把精力集中于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失去这部分高端市场的尴尬境地。
三是银行业的队伍建设。一台戏不能没有演员。中国的银行业要有银行从业者的培育机制和职业银行家市场。银行家杂志在创刊的时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曾经给过这样的题词：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叫银行家，一个人唱一支好歌就能叫歌唱家，而我们现在的银行行长管几千亿或几万亿资产不敢称作是银行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自主决策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也值得我们深思。
杨书剑：改造中国银行业的文化基石
新近出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需要进行法人注册的条款，这也是我国根据国际通行的原则对内资银行进行合理保护的一条非常好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监管者的成熟与睿智。面对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最近银监会二部正在做一个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一些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也在思考引资令其发生了哪些变化。总体看来，我认为，目前中外资银行的差距，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文化、理念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距。产品和技术的差距可能通过学习来解决，但是文化的积淀却不能只靠学习获取，需要时间的磨砺。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文化建设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权文化。可以说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改革是走在了商界、企业界的前面的，公司治理本质上是西方分权文化的一种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备受强调的是统一的文化、集权的文化，因此在公司治理上进行彻底改革，在文化上就需要培养“分权”文化，相关治理主体权责要到位但不能越位。二是风险文化。国际先进银行跟国内银行在对风险的认知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国际先进银行常常是自我加压，自觉自愿强化风险管理的计量、监测和控制，但国内银行对风险的认知更多的还是来源于银监会的要求。此外，银行内的不同部门诸如风险管理部门和营销部门之间对风险的把握还存在较大的矛盾，因为营销部门强调业绩，风险部门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则可能做出不同于营销部门的判断。如何培养起银行机构整体的风险文化非常重要。三是合规文化。就是说如何培养照章办事的行事作风。我们的银行从来不缺乏制度，但缺乏对制度的执行力，日常的行为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与合规文化相联系的还有诚信文化，就是说商业银行要做到言出必行。我们通常看到，中国人的诚信意识往往存在于一个熟人的圈子里，跳出这个圈子，到了一个陌生人环境里面，诚信意识就大打折扣。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其实也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过程。影响这个过渡进程的有许多规则、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总之，中国的银行业要发展，要弥补与外资银行的差距，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积淀是需要时间的，既需要战略投资者的约束，也需要监管部门等从各个方面提出要求，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宽容，更需要银行业认识到自身差距后有针对性的积累和努力。
施华强：中国银行业，在开放中求索
当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面对这种趋势，在实现银行业全面开放初衷的手段和途径方面，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是，总体来看，我们惯用的方式仍然是“拿来主义”，处于借鉴和学习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制一个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否则，就不需要国家做出如此多的积极措施，只需将中国的金融机构变成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就行了。我们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尽快形成高效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因此，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第一，研究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及其影响。历史上，中国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曾经非常强。但是，当前，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方面主要采取的是“嵌入式”方法，而非移植，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引进许多国际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由于中国存在许多特殊的制度环境，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例如国家控股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哪些国际经验和实践不能嵌入，哪些能够嵌入，嵌入的配套措施和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配套改革措施，从而让国际经验和理念嵌入中国制度环境的程度更好。
第二，实现国际规则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一个让国际规则、管理、理念与原有的制度充分融合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国际规则、实践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进行融合，而且国际规则和实践还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充分的融合。本土化的过程也是研究和解决国际规则嵌入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存在问题的过程。否则，讨论的层面只能是国际上如何，而不是中国的实践如何。比如，我们已經引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框架和理念，但是，如何将这些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框架与中国原来的“部门银行”实践进行结合，如何与中国商业银行管理链条过长、层次较多的制度环境结合，如何让公司治理理念和框架能够上下联动，都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第三，培育企业文化。通常我们总觉得文化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实际上，文化可以具体细分为非常实的细小方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文化是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没有企业文化，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可以强化公司治理的效果，增加公司治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公司治理方面，虽然世界上成功的大银行几乎遵循一致的理念和准则，但是，公司治理结构仍各具特色，风格迥异。
第四，推进银行公司治理经历从“形似”到“神似”再到“胜似”的升华过程。其中，“形似”指的是兼蓄并取阶段，大量引进借鉴国际上的做法，嵌入现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消化吸收，形成一个大家都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做事方式；“神似”指的是国际规则的本土化过程。这是中国的监管部门目前致力推行的方向。而“胜似”指的是经过上述过程，形成自身文化和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个风格，既要体现国际规则和实践的精髓和本质，又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作用都不容忽视，而且又独具特色的大国来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银行模式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第五，鼓励中国银行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经历了上述消化和结合，从“形似”、“神似”到“胜似”的过程后，应鼓励中国银行业适时“走出去”，从而完成从以“请进来”为开始的全面开放到以“走出去”为结束的融入国际化的历程，这才是银行业全面开放的落脚点。国家应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政策支持。
邓智毅：解读《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将成为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分水岭，为此我想就该条例的重点内容、重点精神以及重要影响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共有七章73条，应该说内容体系比较庞大而全面，其中第29条和第31条内容值得重点关注。因为这两个条款规定了外资银行今后在中国能办理什么样的业务。
看点之一是：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条款里规定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在中国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这是商业银行法中没有明确列示的。但在2001年我们对外金融开放的承诺里面就有对外资银行开放资信服务的条款，此次新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是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当初的入世承诺。
看点之二是：在该条例第29条和31条之间存在差异，外资银行子行比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增添了银行卡业务，此外外资银行的子行还可以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而分行则只能吸收金额为100万以上的人民币存款。这说明我们利用了一些国际通行的规则保护自身的银行业。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核心精神是什么？可以归结为十六个字：“国民待遇、法人导向、内外互动、审慎可控”。所谓国民待遇，就是我们在入世的时候做出过承诺，入世以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要对外资开放，不能附加带有歧视性的条款，如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给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兑现了我们当初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承诺。所谓法人导向，就是说外资银行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的分行和代表处，前面三个叫做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对于不同的外资银行形式对其经营范围有不同的规定，现在政策是鼓励外资银行子行发展的，即法人导向。法人导向核心是什么？就是本地注册、属地监管、相对独立、风险隔离。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盲区，如果在属地注册成为一个法人的话，就能够便于监管、控制风险。所谓内外互动，就是一方面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也要遵守本地的规则，包括银行法、商业法及对内资银行管理的一切政策规定，将做到内外资银行一视同仁，有些方面过去只对外资银行优惠的政策，内资逐步也可享受到，这对内资银行的发展也是一个促进。所谓审慎可控，就是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后，要遵守本地规则，需要经过相关程序审批。总体说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核心精神就是这十六个字。
那么《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出台将会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认为有可以归纳为“两个有利于”和“两个提高”。首先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步调相一致。其次是有利于激活我们沉闷的银行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直到现在，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还并不彻底。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中国的银行业将有一定的激活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可以通过银行竞争获得一些实质性的优惠和服务。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激烈的竞争环境逼迫我们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对于银行业监管者来说，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对监管者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要规范化、国际化，从监管的理念到监管的流程以及监管的法规都需要完善。
张兴胜：未来中国银行业变革之三大趋势
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如何发展，将面临怎样变革的态势，这些问题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想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变革将会沿着以下三个趋势进行。
第一，入世过渡期结束以后，深化综合改革仍然是中国银行业变革发展的主线。在这几年的入世过渡期内，从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化公司治理改革、优化监管指标最后到首次公开发行，这一系列举措正在改变着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经营管理面貌，同时也为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未来我个人认为硬化银行业的资本、成本和风险约束，强化股东、市值、服务、创新和社会责任观念，深化公司治理改革，遵循信息披露准则等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要超过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为此，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之后，深化综合改革仍是中国银行业在较长时间内变革发展的主调。
第二，改变经营模式将是入世之后中国银行业变革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入世过渡期的这几年，也是中国银行业和国际银行业进行比较、学习的几年，中国银行业以前所未有的开拓视野观察国际先进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在思考和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受法制或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外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国内或国际银行业的主要业务包括负债业务、信贷业务、佣金和收费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表外业务等，但是这些业务在各个银行的重要性有很大不同。国际先进银行除了佣金和收费业务技术水平、收益占比高之外，投資和交易资产占比及收益率均明显高于国内银行。国际优秀银行往往投资和交易资产占比较高，收益率也比国内银行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在投资和交易类资产结构中，交易类资产占比、对附属和联营公司的股权投资占比均很高，很高的股权投资收益率（往往在20%以上）和较高的交易类资产收益率拉高了总资产的收益水平。入世以后，中国银行业改变了经营模式，将逐步由传统的资产经营向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并重转变，在稳健发展信贷业务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佣金及收费业务，在优化投资及交易资产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其收益率，积极推动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培育全球化的运营能力。改变过于依赖信贷资产收益的经营模式，构建全球运营、服务的网络体系，打造综合服务型金融机构，将成为入世后中国国有股份制银行的重要议题。
第三，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是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银行业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根基。银行业的技术装备至少要包括对业务及客户风险的评估、监测、管理技术，对客户价值的评估技术以及对员工绩效的实时评估技术。通过提升风险评估、价值评估和员工绩效评估的技术水平，全面增强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能够和全球优秀银行业在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条件下的竞争和发展能力，这恐怕是入世之后社会各界以及中国银行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温彬：全面开放的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银行业来看，影响未来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金融技术的创新，二是金融“脱媒”的趋势。为什么这两条因素决定了银行业未来的发展？
二战结束以后，国际贸易飞速发展，这对当时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的银行业来说已经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银行业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恰在此时，出现了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些新技术被迅速地应用到银行业中，极大地提高了银行业的生产力，银行业因此而获得了新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银行的信息管理发生了一次新的革命，并促成了银行的战略转型。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为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银行的销售渠道已由过去传统的、单一的物理网点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e-banking的发展使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自由化的迅速发展，使商业银行的“媒介”作用在淡化，出现了所谓的“脱媒”趋势，一方面是储蓄存款向股票、基金和债券市场分流，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从而使商业银行在资金来源和运用方面均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要通过综合经营来弥补由于金融“脱媒”给银行收益带来的影响。近年来，金融“脱媒”在我国已初露端倪，再加上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逐步实施，中国的银行业都在积极探索战略转型的问题。但我认为中资银行的战略转型的模式比较雷同，比如都强调增加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都强调发展零售业务等等，强调银行自身个性的银行反而比较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毫无疑问应主动适应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但更应该突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美联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该行在全美排名约50名左右，其客户定位是中小企业，目前虽已挤身前十位行列，但服务中小企业客户的特色一直保持至今。在新时期如何发挥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宏观调控和经济周期变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挑战。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前一阵子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商业银行如何按照巴塞尔协议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掌握风险计量手段。现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信用风险并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但商业银行如何规避因宏观调控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另外利率和汇率风险也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全球流动性过剩风险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目前所有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受到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尽管央行连续两次加息、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充足，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如何保持自身的盈利能力。二是商业银行三大业务领域即公司业务、零售业务和资金业务的产品创新，未来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将主要集中于产品的竞争。三是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对具体的银行业务产生的影响。四是小企业信贷问题，现在不仅是小银行做小企业信贷，所有的大银行也都在抓小企业信贷市场，那么大银行究竟应如何进行客户定位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五是金融IT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迎来入世后的全面开放，在此形势下，我认为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呈现出以下六个趋势。
趋势一：国有银行将继续保持市场的主体地位，但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会迅速上升。今年以来外资银行资产扩张非常迅速，贷存比超过100%，但目前其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仅为2%，总的规模还比较小。按目前银行业资产的增长速度，未来五年，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8%左右。外资银行应占多大的市场份额比较适宜，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验。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就是由外资银行主导的，市场份额超过60%以上。再以美国为例，外资银行资产占美国全部银行资产的比重从1973年的3.8%持续上升到1991年的22.6%，但之后随着美国本土银行资产规模同样迅速扩张，该比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我认为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但这里面又涉及一个计算口径的问题，花旗、汇丰在华的独资银行可以明确地按外资银行计算市场和资产份额，但它们参股中资银行所对应的资产份额是否也算做外资银行资产还需要事先界定。
趋势二：法人银行将成为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也已颁布。新条例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当今各国银行业监管的趋势和惯例，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采取法人银行政策导向，即在允许外国银行自由选择商业存在形态的原则下，鼓励和引导在华机构网点多、存款业务大并有意进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国银行将其分行转制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银行。这将改变当前外资银行以分行形式开展业务的组织方式，而目前分行形式占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的9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颁布了《外资银行监管加强法》，外资银行分行数量也随之由该年的593家减少到2004年末的270家。子行资产额占外资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由1973年的18%提高到2005年25%。
趋势三：零售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银行角逐的核心业务领域。从外部环境看，我国人口规模庞大，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加較快，为银行零售业务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就银行内部而言，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下，中资银行纷纷将发展零售业务作为银行战略转型的方向。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早已盯上了我国的零售业务市场，一旦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必将携其在财富管理、银行卡等零售业务领域的经验和优势大举进入零售市场。中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的竞争将尤为激烈。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汇丰、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RBS等国际大型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均转为子行形式，尽管是因为由此可以经营全面的银行业务，但主要还是为了进入美国的零售业务市场。
趋势四：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将更加全面和深化。尽管目前我国还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经营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多家中资银行已经作为试点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多种途径成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乃至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外资银行中，以汇丰为例，通过独资或合资等方式已经形成了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领域全方位的综合经营。
趋势五：我国银行业将出现“交叉”并购趋势。并购始终是推动全球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混业经营的发展，我国银行业将出现“交叉”并购的趋势：一是中外资银行之间的“交叉”并购，如花旗银行并购广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分部；二是银行业与其他非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并购活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实现向证券、保险等领域的渗透，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并购银行建立全能化的超级金融集团，实现服务多样化、资产多元化和利润最大化。
趋势六：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实现“共赢”。中资银行之间、中外资银行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这种竞合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例如中资银行之间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以及通过银团方式共同服务大型客户，中资银行需要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外资银行也离不开中资银行的网络和客户资源等，特别是中外资银行从过去业务层面的合作发展到目前股权方面的合作，强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银行业将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共同开发市场，促进整个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实现“共赢”。
张春子：全面开放的中国商业银行面临六大课题
2006年12月11日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银行业将迎来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监管的国际化、竞争的国际化和资源流动的国际化。在此三个趋势下，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将有以下几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一是银行的战略问题，就是说到底要办什么样的银行。我们注意到，这两年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乃至城市商业银行，都在调整、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战略规划，有相当部分的银行提出了要成为国际一流银行、国际先进银行的目标，大部分都想成为国际性综合性商业银行。是所有银行都应该选择这样的模式，还是说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这很值得研究。专业化银行有成功的案例，综合化银行也有成功的案例，商业银行选择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综合化的道路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而定。如今多数商业银行定位不明、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为各界人士所诟病，但是在指责这些商业银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和我们的国情有关。大银行做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做小客户的市场细分在目前的中国是否切实可行？在现实中，一些小银行尽管规模比较小，经济效益一般，但通过各种关系和非市场化的方式也能争取到一些大客户，在此条件下他们当然不会弃大客户于不顾。中国银行业市场缺乏细分，某种程度上和银行业市场并非彻底的市场化方式有很大关系。下一步包括国有银行、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众多的商业银行应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不管是通过重组、并购还是创新，都需要银行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
二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问题。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分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包括市场机制的完善等外部条件，这里面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内部治理包括很多方面，现在有很多银行通过股改上市改善公司治理，并且在形式上逐步向国际化模式靠拢。但是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还是有其“形”而无其“神”，比如我们国有银行高管层的任免现在还不是按照公司治理应有的方式产生，当然这些内部公司治理的改善与外部治理的改善紧密相连。
三是整合问题。整合问题涉及三个方面：文化、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整合问题的提出多见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内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在引入外资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文化如何跟战略投资者的文化相互融合。此外，整合的问题还存在于一些银行在实施并购、重组之时，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的文化如何进一步融合和整合。在组织架构整合上，国内商业银行也需要与战略投资者趋向一致，一般情况下国内的商业银行需要从传统的组织架构向国际先进的组织架构模式去发展。例如现在国内银行大部分还是靠总分行的模式运转，也有银行在探索事业部的模式，在概念上是先进的。当然推进事业部的模式也需要与国情相结合，完全改造成事业部方式在中国还不现实。关于人力资源的整合，这方面国内各家银行都起步较晚，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创新问题，包括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等。
五是综合化经营。综合化经营目前可以说是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包括银行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个共同的认知。如果综合化经营已经是一个趋势，那么现有的金融集团和银行如何实施综合化经营，以何种模式实施综合化经营是他们必须思考的。
六是全面开放带来的风险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90年代初期金融界开放过快，风险控制不当造成的。面对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格局，届时国际对冲基金如果进来，对我们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会不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冯剑松：中国商业银行要找到自己的“魂”
入世以后，中国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外资银行进入后的市场竞争问题，为了应对这种竞争，中国的商业银行着手在公司治理、产品研发、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向外资学习。我们业已看到，不同的银行采取的学习路径是不同的，比如一部分商业银行就通过引入外资银行作为投资者的方式来向外资银行学习，当然还有其他别的方式。撇开学习路径不谈，在学习方法上，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商业银行对外资银行管理经验、产品研发的学习多以抄抄搬搬为主，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到了方法却没学习到“灵魂”。这个灵魂是这些国际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能力以及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判断，通过长期实践沉淀下来的规则和理念。这些规则、理念是带有这些银行鲜明个性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此我们的商业银行在学习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要找到自己的“灵魂”，然后将外资银行的方式、方法与自己的“灵魂”向结合，这才是学习的有效方式。
全面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引发了各方人士的讨论。一是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愈加残酷的竞争环境。也许现在还有人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多大影响，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残酷得多。比如在提供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上，外资银行比国内商业银行具有显著的优势和竞争力。此次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监管层利用国际规则为内资银行提供了喘息的时间，但很明显的这个时间并不长久，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已经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此外，外资银行并购中国的商业银行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些无疑都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是银行的战略定位问题。虽然我们的商业银行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战略，但事实却是中国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自己的战略定位，同质化竞争相当严重。这里所谓的战略定位就是商业银行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以及银行自身的特点、优势，找准自己未来发展的“领域”和“方向”。这个战略既要符合中國银行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更要符合银行自身的实际情况。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却缺乏战略的多样性，走一个路子，公司业务、零售业务、综合经营一把抓，一起上，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业务和竞争优势，如何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说回来，我们的商业银行还是缺乏“灵魂”。但也有好的，比如说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就形成了竞争力，连国有银行也拼不过它，这说明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要致力于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只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局部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立足于市场。因此再回到未来中外资银行的竞争问题上来，可以肯定的是外资银行与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只会集中于某一个战略性的业务上和特定的领域里面，比如说他只要抓住中国500万人到1000万人的高端客户，别的都不管。当外资银行把精力集中于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失去这部分高端市场的尴尬境地。
三是银行业的队伍建设。一台戏不能没有演员。中国的银行业要有银行从业者的培育机制和职业银行家市场。银行家杂志在创刊的时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曾经给过这样的题词：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叫银行家，一个人唱一支好歌就能叫歌唱家，而我们现在的银行行长管几千亿或几万亿资产不敢称作是银行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自主决策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也值得我们深思。
杨书剑：改造中国银行业的文化基石
新近出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需要进行法人注册的条款，这也是我国根据国际通行的原则对内资银行进行合理保护的一条非常好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监管者的成熟与睿智。面对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最近银监会二部正在做一个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一些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也在思考引资令其发生了哪些变化。总体看来，我认为，目前中外资银行的差距，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文化、理念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距。产品和技术的差距可能通过学习来解决，但是文化的积淀却不能只靠学习获取，需要时间的磨砺。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文化建设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权文化。可以说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改革是走在了商界、企业界的前面的，公司治理本质上是西方分权文化的一种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备受强调的是统一的文化、集权的文化，因此在公司治理上进行彻底改革，在文化上就需要培养“分权”文化，相关治理主体权责要到位但不能越位。二是风险文化。国际先进银行跟国内银行在对风险的认知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国际先进银行常常是自我加压，自觉自愿强化风险管理的计量、监测和控制，但国内银行对风险的认知更多的还是来源于银监会的要求。此外，银行内的不同部门诸如风险管理部门和营销部门之间对风险的把握还存在较大的矛盾，因为营销部门强调业绩，风险部门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则可能做出不同于营销部门的判断。如何培养起银行机构整体的风险文化非常重要。三是合规文化。就是说如何培养照章办事的行事作风。我们的银行从来不缺乏制度，但缺乏对制度的执行力，日常的行为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与合规文化相联系的还有诚信文化，就是说商业银行要做到言出必行。我们通常看到，中国人的诚信意识往往存在于一个熟人的圈子里，跳出这个圈子，到了一个陌生人环境里面，诚信意识就大打折扣。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其实也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过程。影响这个过渡进程的有许多规则、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总之，中国的银行业要发展，要弥补与外资银行的差距，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积淀是需要时间的，既需要战略投资者的约束，也需要监管部门等从各个方面提出要求，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宽容，更需要银行业认识到自身差距后有针对性的积累和努力。
施华强：中国银行业，在开放中求索
当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面对这种趋势，在实现银行业全面开放初衷的手段和途径方面，近年来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是，总体来看，我们惯用的方式仍然是“拿来主义”，处于借鉴和学习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制一个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否则，就不需要国家做出如此多的积极措施，只需将中国的金融机构变成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就行了。我们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尽快形成高效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因此，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第一，研究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及其影响。历史上，中国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曾经非常强。但是，当前，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方面主要采取的是“嵌入式”方法，而非移植，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引进许多国际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由于中国存在许多特殊的制度环境，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的现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例如国家控股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哪些国际经验和实践不能嵌入，哪些能够嵌入，嵌入的配套措施和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配套改革措施，从而让国际经验和理念嵌入中国制度环境的程度更好。
第二，实现国际规则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一个让国际规则、管理、理念与原有的制度充分融合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国际规则、实践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进行融合，而且国际规则和实践还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充分的融合。本土化的过程也是研究和解决国际规则嵌入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存在问题的过程。否则，讨论的层面只能是国际上如何，而不是中国的实践如何。比如，我们已經引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框架和理念，但是，如何将这些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框架与中国原来的“部门银行”实践进行结合，如何与中国商业银行管理链条过长、层次较多的制度环境结合，如何让公司治理理念和框架能够上下联动，都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第三，培育企业文化。通常我们总觉得文化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实际上，文化可以具体细分为非常实的细小方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文化是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础，没有企业文化，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可以强化公司治理的效果，增加公司治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公司治理方面，虽然世界上成功的大银行几乎遵循一致的理念和准则，但是，公司治理结构仍各具特色，风格迥异。
第四，推进银行公司治理经历从“形似”到“神似”再到“胜似”的升华过程。其中，“形似”指的是兼蓄并取阶段，大量引进借鉴国际上的做法，嵌入现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消化吸收，形成一个大家都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做事方式；“神似”指的是国际规则的本土化过程。这是中国的监管部门目前致力推行的方向。而“胜似”指的是经过上述过程，形成自身文化和独树一帜的风格。这个风格，既要体现国际规则和实践的精髓和本质，又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文化传统上来看作用都不容忽视，而且又独具特色的大国来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银行模式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第五，鼓励中国银行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经历了上述消化和结合，从“形似”、“神似”到“胜似”的过程后，应鼓励中国银行业适时“走出去”，从而完成从以“请进来”为开始的全面开放到以“走出去”为结束的融入国际化的历程，这才是银行业全面开放的落脚点。国家应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