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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能力是要隐藏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战略，对日本人来说只是活法。
“就是那一次，到目前为止，那是唯一一次在中国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在街头被暗杀了。”回忆起5年前那场风波，加藤嘉一至今心有余悸。
在涉嫌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言论，沉寂5年多之后，加藤嘉一从美国“回”到中国，并且回到了当时的事件发生地——南京先锋书店，举办新书发布活动。在南京先锋书店完成讲座的第二天早上，他在微博上写到：“谢谢先锋，昨晚，充满温暖。”并且特意配上了三张以示肃穆的黑白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则是南京先锋书店那个标志性的巨大黑色十字架。
在西安万邦书店的活动上，身高1米83的加藤嘉一，一套深灰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衣，在书店暖色灯光的衬托下显得光彩照人。除去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和修长的身材，不了解加藤嘉一的人即使旁听完他的讲座，也很难能清晰的识别出加藤嘉一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
这位18岁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留学7年后，频繁以专栏作家等多种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出版过《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书籍的年轻日本作家，在中国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行业中一度被奉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是不是新时代“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还有待商榷，但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日本人”，则非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莫属。当年的“遣唐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赴中国留学生，而加藤嘉一正是千千万万赴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
加藤嘉一羡慕同胞阿倍仲麻吕，羡慕一个日本人能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位居高位，在加藤嘉一看来，在中国唐代当官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有人曾問，加藤嘉一能不能成为第二个阿倍仲麻吕？时势造英雄，与其这样问，不如换一种方式：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着当年大唐的气魄？
2012年6月，一篇关于“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一名网友在帖子中记录了自己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参加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讲座的经历。据他记述，当讲座进入自由问答环节后，加藤嘉一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在南京发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历史真相”时，回答中有类似“这件事，真相很难知道，中国这样讲，日本那样讲，香港那样讲，台湾又那样讲，反正我不明白，我现在也不明白”的语句。一时间，舆论哗然。
针对这段言论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明白？什么叫不明白，意思是中国和日本说法不一，写在教科书里的历史不一，他不相信、或者不完全承认有大屠杀这回事？”“感到血液开始往脸上涌”，“这就是一个从18岁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的教育和喂养下站立起来的人的回答？”类似的网络评论很快刷爆了中文世界的网络。
彼时，事件的当事人加藤嘉一还远在青海参加“西部高校行”的讲座，事件发生时和朋友在西宁塔尔寺游荡的加藤嘉一，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中国舆论的马蜂窝。他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方式迅速成为了新闻主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已经牢牢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青海方面，尽管青海民族大学顶着压力最终让加藤嘉一作了演讲，但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紧接着，西安翻译学院的访问也被终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了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前的“西部高校行”彻底泡汤。
加藤嘉一本人被迫滞留在西宁的酒店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让他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不敢出门。“我当时就是躲着，害怕被暗杀。”
因为滞留在酒店无法出门，加藤嘉一只能给信得过的几个中国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们统一的意见是：“你要发表声明，看过原视频的人虽然都懂得你没有否认过这件事，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被动。”
随后，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发表个人声明，表示自己当时表达不严谨，所说的“不明白”是指数字和具体的细节，而非回避历史问题。他愿意提供当天现场视频，希望人们能直接了解当天发生的情况，自己依据真相作出判断。“我写了那个声明，无论如何我当时表达不严谨，可能想问题太简单，结果也忽略甚至伤害了一些朋友们的情感，我也对此表示歉意，当时我也不停地反思自己。”
因为“回”不去西安，所以加藤嘉一只能直飞上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从坐上地铁2号线，到走回当时任教的复旦大学宿舍，这段短短一个小时的路程，加藤嘉一感觉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事件平息两个月之后，2012年7月25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之后，在中国生活了9年的加藤嘉一，按照计划平静地离开了中国，远赴美国游学。
这一走就是5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相比2012年他更新微博的频率直线下降，偶尔更新也只是涉及跑步和人生感悟。这一次，加藤嘉一则带着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回到了中国，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2012年加藤嘉一离开中国，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暂别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和中国的关系早就注定了，至少我自己希望是一辈子的，但要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你太远了，看不到，太近了，有可能被淹没，这种距离不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加藤嘉一心情复杂。“每次回来，不管天气有多差，人有多拥挤，我都觉得有种回家了的感觉，是一种既平静又温暖的感觉。”区别于回祖国日本感觉到的安全感，回北京这座被加藤嘉一称为“第二故乡”的城市，加藤嘉一内心的感触一言难尽。“毕竟北京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所以有各种酸甜苦辣的东西会浮现在心头。” 在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序言中，加藤嘉一回忆他18岁第一次前往北京和28岁奔赴美国时的心境：“那时，父亲开车，与母亲、弟弟、妹妹一起为我送行。寄完包裹，把箱子托运完，拿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登机牌，在出发厅，与家人告别。坐上飞机，开始读离别时母亲递给我的一封信，我哭了。”“出境，坐上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父亲已经不在了，家人也没来送我。我一个人，心里格外平静，没有信，也没有哭。”
如今，33岁的加藤嘉一明显比以前平和了许多，待人接物成熟稳重，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仅仅满腹“使命感”，立志要为中日关系做“大事情”的加藤嘉一了。
回忆起那次涉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加藤嘉一多次反省。“当然，如果没有媒体提供的机会我发表不了文章，但当时的舆论把我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而我当时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既要在复旦讲课，又要写文章，还要到处演讲，所以也感觉自己有点飘起来了，就像泡沫一样，一个人不要太忙，‘忙’怎么写，就是心亡了。”
而更重要的一点，加藤嘉一反思了当年自己的局限。“首先我看错了自己，就是说误判了自己，那时候我本身不拥有那种能量和容量去面对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却那么做了，不管有没有恶意，你会忽略很多东西，忽略了细节，忽略了严谨，这个是作为日本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哈佛大学期间，加藤嘉一一边对来到哈佛讲课的学者进行一些访问，一边参与到校园讨论中去，他也曾试图发挥自己的作用，但随着接触的人越多，加藤嘉一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实际上在美国的话，我才意识到‘无用’才是面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我认识到光靠使命感不够，还要有一种‘无用’感，你得信任这个社会，你不做总有人做，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收获，也可以说美国告诉我的一个真理。”
在美国生活的5年，加上在中国生活的9年，14年的在外“漂泊”，让出生地日本伊豆对于加藤嘉一来说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前不久，妹妹结婚，我回了趟伊豆，家里的地早都撂荒了，但家人现在仍坚持要我回去种地，在他们看来，我现在做的事情属于不务正业。”
加藤嘉一出生在伊豆的农村，这个命运多舛的日本乡下孩子，3岁时遭遇车祸，右脚手术，差点一命呜呼，如今撩起裤腿儿，脚腕上仍布满了累累伤痕。上学时，因为出众的身高，在学校被同学歧视。后来，又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不得不过早的承担起家庭责任，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帮弟弟妹妹抵挡黑社会的骚扰。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无法去往心仪的“外国”留学，“不得不”来到中国。通过掌握的一门学生时代成绩不佳的语言而爱上写作，凭借自己的文字与言谈，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新时代最勤奋、最多产的“日本中文写作第一人”。
加藤嘉一这次“回”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好事”的媒体又在微博上称呼加藤嘉一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他看到后，立刻转发回复：“太夸大我了，在中国比我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日本人有的是。比如，苍井空小姐。”
当记者提问他对日本这种色情文化的看法时，加藤嘉一回答的十分机智。“首先，我不了解，我也不太看，不少人问过我，你跟加藤鹰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澄清一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都说日本人没有幽默感，他的回答则显得一点儿都“不正经”。
但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加藤嘉一的回答则毫不避讳，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二战时期的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写的那本《菊与刀》仍然是了解日本人国民性最好的作品。“菊与刀”这一说法实在巧妙，日本人就是喜欢玩儿两个极端。“据说作者也是没来过日本，但我不得不承认那部作品，是最有客观性的解剖日本人国民性的一部作品。”
在加藤嘉一看来，日本人一方面很有礼貌，很自律，很勤奋，是很值得信任的，但是在这背后，也可能藏着很多“刺”，甚至是一种“毒”，可能忽然间会做出外界根本理解不了的另类行为和表达，“二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说日本人变态，他一方面不太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我们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的观念里，能力是要隐藏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战略，对日本人来说只是活法。”
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小心翼翼，但是却勇敢地踏上雷区，但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我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无论是一些舆论的压力，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些压力，包括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很多中国人谈到对日本的看法时情绪都会比较复杂，说实话，包括过去那些年甚至到今天，很多时候我说话的尺度还是比较克制，当然这是应该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坚持用普通中国人能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敬佩，而加藤嘉一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给他更大的宽容。“我现在是一个要对公共事物负责任的人，当然我用的是‘外语’，可能有时候表达不太清楚，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交流时对方使用外语，你的要求就不要太苛刻，这应该是个共识，当然，我一直以来也都在很用心的去磨练我的表达。”
今年33岁的加藤嘉一终于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奋斗，买了房子、结了婚。“我没有挣一分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挣来的钱，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的家人买了房子，但自己还没买。”他边说话，边向记者展示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童年坎坷的人生经历，让加藤嘉一十几岁的时候就萌生了想要“从政”念头。“日本是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那个社会比较循规蹈矩有秩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什么意外，所以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如果没来中国，在日本我可能顶多能成为一名基层议员。”
在中国生活多年，加藤嘉一也沾染上了中国人的“坦诚”，多次公开表达想要“从政”的想法，不过他也承认这只是他的一个念头，但不敢说这是他的目标。“如果我现在有机会，我也想在中国当官，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应该好好地重用外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加藤嘉一最后说道。
（许安澜荐自《时代人物》）
“就是那一次，到目前为止，那是唯一一次在中国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要在街头被暗杀了。”回忆起5年前那场风波，加藤嘉一至今心有余悸。
在涉嫌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言论，沉寂5年多之后，加藤嘉一从美国“回”到中国，并且回到了当时的事件发生地——南京先锋书店，举办新书发布活动。在南京先锋书店完成讲座的第二天早上，他在微博上写到：“谢谢先锋，昨晚，充满温暖。”并且特意配上了三张以示肃穆的黑白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则是南京先锋书店那个标志性的巨大黑色十字架。
在西安万邦书店的活动上，身高1米83的加藤嘉一，一套深灰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衣，在书店暖色灯光的衬托下显得光彩照人。除去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和修长的身材，不了解加藤嘉一的人即使旁听完他的讲座，也很难能清晰的识别出加藤嘉一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
这位18岁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留学7年后，频繁以专栏作家等多种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出版过《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书籍的年轻日本作家，在中国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行业中一度被奉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是不是新时代“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还有待商榷，但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日本人”，则非 “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莫属。当年的“遣唐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赴中国留学生，而加藤嘉一正是千千万万赴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
加藤嘉一羡慕同胞阿倍仲麻吕，羡慕一个日本人能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位居高位，在加藤嘉一看来，在中国唐代当官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有人曾問，加藤嘉一能不能成为第二个阿倍仲麻吕？时势造英雄，与其这样问，不如换一种方式：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着当年大唐的气魄？
危机
2012年6月，一篇关于“加藤嘉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一名网友在帖子中记录了自己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先锋书店参加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讲座的经历。据他记述，当讲座进入自由问答环节后，加藤嘉一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在南京发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历史真相”时，回答中有类似“这件事，真相很难知道，中国这样讲，日本那样讲，香港那样讲，台湾又那样讲，反正我不明白，我现在也不明白”的语句。一时间，舆论哗然。
针对这段言论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明白？什么叫不明白，意思是中国和日本说法不一，写在教科书里的历史不一，他不相信、或者不完全承认有大屠杀这回事？”“感到血液开始往脸上涌”，“这就是一个从18岁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的教育和喂养下站立起来的人的回答？”类似的网络评论很快刷爆了中文世界的网络。
彼时，事件的当事人加藤嘉一还远在青海参加“西部高校行”的讲座，事件发生时和朋友在西宁塔尔寺游荡的加藤嘉一，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中国舆论的马蜂窝。他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方式迅速成为了新闻主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已经牢牢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青海方面，尽管青海民族大学顶着压力最终让加藤嘉一作了演讲，但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紧接着，西安翻译学院的访问也被终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了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前的“西部高校行”彻底泡汤。
加藤嘉一本人被迫滞留在西宁的酒店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让他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不敢出门。“我当时就是躲着，害怕被暗杀。”
因为滞留在酒店无法出门，加藤嘉一只能给信得过的几个中国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们统一的意见是：“你要发表声明，看过原视频的人虽然都懂得你没有否认过这件事，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被动。”
随后，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发表个人声明，表示自己当时表达不严谨，所说的“不明白”是指数字和具体的细节，而非回避历史问题。他愿意提供当天现场视频，希望人们能直接了解当天发生的情况，自己依据真相作出判断。“我写了那个声明，无论如何我当时表达不严谨，可能想问题太简单，结果也忽略甚至伤害了一些朋友们的情感，我也对此表示歉意，当时我也不停地反思自己。”
因为“回”不去西安，所以加藤嘉一只能直飞上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从坐上地铁2号线，到走回当时任教的复旦大学宿舍，这段短短一个小时的路程，加藤嘉一感觉走过了漫长的一生。
事件平息两个月之后，2012年7月25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之后，在中国生活了9年的加藤嘉一，按照计划平静地离开了中国，远赴美国游学。
回归
这一走就是5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相比2012年他更新微博的频率直线下降，偶尔更新也只是涉及跑步和人生感悟。这一次，加藤嘉一则带着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回到了中国，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2012年加藤嘉一离开中国，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暂别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和中国的关系早就注定了，至少我自己希望是一辈子的，但要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你太远了，看不到，太近了，有可能被淹没，这种距离不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时间上的。”
飞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加藤嘉一心情复杂。“每次回来，不管天气有多差，人有多拥挤，我都觉得有种回家了的感觉，是一种既平静又温暖的感觉。”区别于回祖国日本感觉到的安全感，回北京这座被加藤嘉一称为“第二故乡”的城市，加藤嘉一内心的感触一言难尽。“毕竟北京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所以有各种酸甜苦辣的东西会浮现在心头。” 在他的新书《我所发现的美国》序言中，加藤嘉一回忆他18岁第一次前往北京和28岁奔赴美国时的心境：“那时，父亲开车，与母亲、弟弟、妹妹一起为我送行。寄完包裹，把箱子托运完，拿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登机牌，在出发厅，与家人告别。坐上飞机，开始读离别时母亲递给我的一封信，我哭了。”“出境，坐上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父亲已经不在了，家人也没来送我。我一个人，心里格外平静，没有信，也没有哭。”
如今，33岁的加藤嘉一明显比以前平和了许多，待人接物成熟稳重，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他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仅仅满腹“使命感”，立志要为中日关系做“大事情”的加藤嘉一了。
回忆起那次涉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加藤嘉一多次反省。“当然，如果没有媒体提供的机会我发表不了文章，但当时的舆论把我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而我当时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既要在复旦讲课，又要写文章，还要到处演讲，所以也感觉自己有点飘起来了，就像泡沫一样，一个人不要太忙，‘忙’怎么写，就是心亡了。”
而更重要的一点，加藤嘉一反思了当年自己的局限。“首先我看错了自己，就是说误判了自己，那时候我本身不拥有那种能量和容量去面对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却那么做了，不管有没有恶意，你会忽略很多东西，忽略了细节，忽略了严谨，这个是作为日本人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哈佛大学期间，加藤嘉一一边对来到哈佛讲课的学者进行一些访问，一边参与到校园讨论中去，他也曾试图发挥自己的作用，但随着接触的人越多，加藤嘉一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实际上在美国的话，我才意识到‘无用’才是面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我认识到光靠使命感不够，还要有一种‘无用’感，你得信任这个社会，你不做总有人做，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收获，也可以说美国告诉我的一个真理。”
祖國
在美国生活的5年，加上在中国生活的9年，14年的在外“漂泊”，让出生地日本伊豆对于加藤嘉一来说反倒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前不久，妹妹结婚，我回了趟伊豆，家里的地早都撂荒了，但家人现在仍坚持要我回去种地，在他们看来，我现在做的事情属于不务正业。”
加藤嘉一出生在伊豆的农村，这个命运多舛的日本乡下孩子，3岁时遭遇车祸，右脚手术，差点一命呜呼，如今撩起裤腿儿，脚腕上仍布满了累累伤痕。上学时，因为出众的身高，在学校被同学歧视。后来，又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而不得不过早的承担起家庭责任，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帮弟弟妹妹抵挡黑社会的骚扰。
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无法去往心仪的“外国”留学，“不得不”来到中国。通过掌握的一门学生时代成绩不佳的语言而爱上写作，凭借自己的文字与言谈，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新时代最勤奋、最多产的“日本中文写作第一人”。
加藤嘉一这次“回”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好事”的媒体又在微博上称呼加藤嘉一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他看到后，立刻转发回复：“太夸大我了，在中国比我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日本人有的是。比如，苍井空小姐。”
当记者提问他对日本这种色情文化的看法时，加藤嘉一回答的十分机智。“首先，我不了解，我也不太看，不少人问过我，你跟加藤鹰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澄清一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都说日本人没有幽默感，他的回答则显得一点儿都“不正经”。
但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加藤嘉一的回答则毫不避讳，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二战时期的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写的那本《菊与刀》仍然是了解日本人国民性最好的作品。“菊与刀”这一说法实在巧妙，日本人就是喜欢玩儿两个极端。“据说作者也是没来过日本，但我不得不承认那部作品，是最有客观性的解剖日本人国民性的一部作品。”
在加藤嘉一看来，日本人一方面很有礼貌，很自律，很勤奋，是很值得信任的，但是在这背后，也可能藏着很多“刺”，甚至是一种“毒”，可能忽然间会做出外界根本理解不了的另类行为和表达，“二战”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人说日本人变态，他一方面不太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我们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的观念里，能力是要隐藏起来的，这对中国来说是战略，对日本人来说只是活法。”
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小心翼翼，但是却勇敢地踏上雷区，但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论在给他带来关注的同时，有时也带来争议。“我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无论是一些舆论的压力，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些压力，包括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很多中国人谈到对日本的看法时情绪都会比较复杂，说实话，包括过去那些年甚至到今天，很多时候我说话的尺度还是比较克制，当然这是应该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坚持用普通中国人能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敬佩，而加藤嘉一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给他更大的宽容。“我现在是一个要对公共事物负责任的人，当然我用的是‘外语’，可能有时候表达不太清楚，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交流时对方使用外语，你的要求就不要太苛刻，这应该是个共识，当然，我一直以来也都在很用心的去磨练我的表达。”
今年33岁的加藤嘉一终于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奋斗，买了房子、结了婚。“我没有挣一分不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挣来的钱，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的家人买了房子，但自己还没买。”他边说话，边向记者展示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童年坎坷的人生经历，让加藤嘉一十几岁的时候就萌生了想要“从政”念头。“日本是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那个社会比较循规蹈矩有秩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什么意外，所以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如果没来中国，在日本我可能顶多能成为一名基层议员。”
在中国生活多年，加藤嘉一也沾染上了中国人的“坦诚”，多次公开表达想要“从政”的想法，不过他也承认这只是他的一个念头，但不敢说这是他的目标。“如果我现在有机会，我也想在中国当官，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应该好好地重用外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加藤嘉一最后说道。
（许安澜荐自《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