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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辰（1988—），男，汉族，湖南益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专业是法律史，研究方向是中国法文化史。
摘 要：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自秦汉而抵明清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律令体系，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始终处在“泛刑事化”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古代法；律令体系；泛刑事化
中国古代法的称谓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得以最终确定，自秦而后，“律”的称谓历代相承不改，内容虽时有损益，但其基本精神却很少变动。同时律也是律令体系中继承性最强的部分，而且它往往还是一个新朝代的正统性的象征之一。但是中国古代法称谓的确定和前后相继的承续并不意味着古代法律从此僵死地固定下来了，因为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出现了。虽然律维系着它的主体地位，下迄明清而未有变更，但是法律的形式却日趋复杂。而且虽然律是古代法律的主体，但是它的影响和作用却因为众多法律形式存在和变迁的原因而时有变化，汉代的比可附律，唐代的格可更律，宋代的敕可代律，明清的例可破律。所以，中国古代律令制度虽然摆脱了称谓的变化，但是法律形式的变化却十分激烈。不过，这种激烈变化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根本上的静止，这种根本的静止则恰恰是古代法律的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点，从历代正史之法律篇皆称为刑法志的事实中即可看出一些端倪。
秦代多颁布单行的律，同时亦已有其他形式的法律出现。令，是秦代君主就一时或一事而以诏令的方式颁布的刑事法律。此外，式也在秦代出现了，例如《封诊式》即为一部规定审判程式和争讼文书格式的法律，违反者将受有刑事处罚。汉代在《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和《朝律》之外，还有令、比、科的法律形式。两汉时期的令与秦制相同，是君主在律之外针对特殊事项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汉书·宣帝纪》文颖注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可见令是君主于律外所发布的命令、文告，它可以补充、修改律。比，是在应当断罪而律令都无正条的情况下，以比附而类推适用的法律方法。科，是律之外的一种断罪条例，它是比的分类集成，附于律令内有关条项之下。《释名·释典艺》云：“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科”后来在北魏时期被“格”所取代，故而汉代的科也可以看作是后世格的一种前身。汉代，尤其是东汉时，因为法律形式的日益多样化，而且又多因事或因时立法，法律的冲突极其严重，所以陈宠向汉和帝奏请：“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但是这个整理现行律令的奏请未能得到和帝的采纳。但是到了献帝时终于不得不命应邵主持这项整理事宜，以求简化律令体系消弭其中的法律冲突。从中我们也得以看出法律的多元化到了何种程度。此外，律学的兴起亦为明证，正是因为法律趋于多元，才有通过解释以缓和规范冲突的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立法以儒家经义为原则，法律伦理化的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而这一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诸多形式。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北魏的“以格代科”以及格的地位得到显著之提升，因为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原则性极强的律令条文无法应付多变的动乱形式，所以格取代了律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法律形式，而且北魏分裂后北方出现紧张的对峙局面，客观上亦无修纂律令的可能，所以格的地位特为显著，东魏的《麟趾格》即为代表。此一时期，格成为了正刑定罪的依据。这种正刑定罪的格自然是刑事化的法律，而且它临时充当了律的角色。直到北周和北齐之时，政局趋于稳定才又重视起律的修订。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周依照周礼建六官，置公卿，撰定朝仪，修定新制而为政典。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政事法在形式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并成为唐代典、律分离的渊源所在。
隋朝时，在《开皇律》、《大业律》之外还制定了《开皇令》、《大业令》，“格”“式”也得到了继续的沿用，《隋书·苏威传》云：“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从此，律﹑令﹑格﹑式四者得以并行，逐渐成为天下通规。唐代承继了隋制，律﹑令﹑格﹑式的法律形式的并存得到了延续。《唐六典·刑部》谓：“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亦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於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日本学者仁井田陞也认为：唐代的法典体系，是由刑罚法规性质的“律”，和非刑罚法规性质的“令”、随时补订法律的“格”和关于施行法律而制定细则的“式”所组成。概而言之，律主要是涉及刑事法方面的规定，是唐代律令体系的主体；令主要是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规定；格主要是涉及政府内部规章方面的规定；而式则主要是一种执行性的细则。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体系在唐代，可以说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了，或如《四库提要》所言：“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律、令、格、式组成之完备的刑事法律系统。
自宋代开始，古代政治趋于极端专制化。在这种背景下，固定的正律一方面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社会，另一方面也不为专制的政治所容，所以宋代的编敕频仍，且渐渐取代了正律的地位，《宋史·刑法志》云：“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当然这种编敕仍然主要是刑事化的立法。至于明清时期，法律形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律例并重，尤其是清代律例合编而有《大清律例》的问世，明代律法残酷和《大清律例》的刑事特征都是很明显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法在明清时期有着特别广泛与深刻的影响。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形式自秦汉而抵明清确实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法律形式，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此外，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始，尤其是法律儒家化日臻完备之后，法律是“一准乎礼”的，儒家经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法律外在的精神指导而已了，它不啻亦为法律的一种，甚至是拥有最高位阶与效力的法律。不过，这种最高效力意义的法律因为出礼则入刑的价值取向，更具体则是因为唐律与后世律统“不应得为罪”设定的原因，似乎也未能逃脱刑事化的命运。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M].北京：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2010.
[3]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M].台北：三民书局，1979.
[4]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摘 要：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自秦汉而抵明清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律令体系，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律令体系始终处在“泛刑事化”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古代法；律令体系；泛刑事化
中国古代法的称谓自商鞅改法为律后得以最终确定，自秦而后，“律”的称谓历代相承不改，内容虽时有损益，但其基本精神却很少变动。同时律也是律令体系中继承性最强的部分，而且它往往还是一个新朝代的正统性的象征之一。但是中国古代法称谓的确定和前后相继的承续并不意味着古代法律从此僵死地固定下来了，因为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出现了。虽然律维系着它的主体地位，下迄明清而未有变更，但是法律的形式却日趋复杂。而且虽然律是古代法律的主体，但是它的影响和作用却因为众多法律形式存在和变迁的原因而时有变化，汉代的比可附律，唐代的格可更律，宋代的敕可代律，明清的例可破律。所以，中国古代律令制度虽然摆脱了称谓的变化，但是法律形式的变化却十分激烈。不过，这种激烈变化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根本上的静止，这种根本的静止则恰恰是古代法律的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点，从历代正史之法律篇皆称为刑法志的事实中即可看出一些端倪。
秦代多颁布单行的律，同时亦已有其他形式的法律出现。令，是秦代君主就一时或一事而以诏令的方式颁布的刑事法律。此外，式也在秦代出现了，例如《封诊式》即为一部规定审判程式和争讼文书格式的法律，违反者将受有刑事处罚。汉代在《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和《朝律》之外，还有令、比、科的法律形式。两汉时期的令与秦制相同，是君主在律之外针对特殊事项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汉书·宣帝纪》文颖注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可见令是君主于律外所发布的命令、文告，它可以补充、修改律。比，是在应当断罪而律令都无正条的情况下，以比附而类推适用的法律方法。科，是律之外的一种断罪条例，它是比的分类集成，附于律令内有关条项之下。《释名·释典艺》云：“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科”后来在北魏时期被“格”所取代，故而汉代的科也可以看作是后世格的一种前身。汉代，尤其是东汉时，因为法律形式的日益多样化，而且又多因事或因时立法，法律的冲突极其严重，所以陈宠向汉和帝奏请：“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但是这个整理现行律令的奏请未能得到和帝的采纳。但是到了献帝时终于不得不命应邵主持这项整理事宜，以求简化律令体系消弭其中的法律冲突。从中我们也得以看出法律的多元化到了何种程度。此外，律学的兴起亦为明证，正是因为法律趋于多元，才有通过解释以缓和规范冲突的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立法以儒家经义为原则，法律伦理化的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而这一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诸多形式。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北魏的“以格代科”以及格的地位得到显著之提升，因为南北朝时期战事频仍，原则性极强的律令条文无法应付多变的动乱形式，所以格取代了律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法律形式，而且北魏分裂后北方出现紧张的对峙局面，客观上亦无修纂律令的可能，所以格的地位特为显著，东魏的《麟趾格》即为代表。此一时期，格成为了正刑定罪的依据。这种正刑定罪的格自然是刑事化的法律，而且它临时充当了律的角色。直到北周和北齐之时，政局趋于稳定才又重视起律的修订。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周依照周礼建六官，置公卿，撰定朝仪，修定新制而为政典。典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政事法在形式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并成为唐代典、律分离的渊源所在。
隋朝时，在《开皇律》、《大业律》之外还制定了《开皇令》、《大业令》，“格”“式”也得到了继续的沿用，《隋书·苏威传》云：“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从此，律﹑令﹑格﹑式四者得以并行，逐渐成为天下通规。唐代承继了隋制，律﹑令﹑格﹑式的法律形式的并存得到了延续。《唐六典·刑部》谓：“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亦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於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日本学者仁井田陞也认为：唐代的法典体系，是由刑罚法规性质的“律”，和非刑罚法规性质的“令”、随时补订法律的“格”和关于施行法律而制定细则的“式”所组成。概而言之，律主要是涉及刑事法方面的规定，是唐代律令体系的主体；令主要是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规定；格主要是涉及政府内部规章方面的规定；而式则主要是一种执行性的细则。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体系在唐代，可以说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了，或如《四库提要》所言：“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律、令、格、式组成之完备的刑事法律系统。
自宋代开始，古代政治趋于极端专制化。在这种背景下，固定的正律一方面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社会，另一方面也不为专制的政治所容，所以宋代的编敕频仍，且渐渐取代了正律的地位，《宋史·刑法志》云：“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当然这种编敕仍然主要是刑事化的立法。至于明清时期，法律形式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律例并重，尤其是清代律例合编而有《大清律例》的问世，明代律法残酷和《大清律例》的刑事特征都是很明显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法在明清时期有着特别广泛与深刻的影响。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律令制度的形式自秦汉而抵明清确实颇有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于法律形式之间的更替，例如以格代科，成例的兴起；也表现于法律形式本身的演变，例如令、格、式虽几乎历代皆存，但它们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却都是有所变化的。然而，不论是何种形式法律形式，它们无不是刑事化的或者至少是直接以刑事法为后盾而保障其得以实施的。此外，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董仲舒“引经决狱”开始，尤其是法律儒家化日臻完备之后，法律是“一准乎礼”的，儒家经义已经不仅仅只是传统法律外在的精神指导而已了，它不啻亦为法律的一种，甚至是拥有最高位阶与效力的法律。不过，这种最高效力意义的法律因为出礼则入刑的价值取向，更具体则是因为唐律与后世律统“不应得为罪”设定的原因，似乎也未能逃脱刑事化的命运。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M].北京：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2010.
[3]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M].台北：三民书局，1979.
[4]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