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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峰”不幸中计
众所周知，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在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当时物价飞涨，4000万法币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元），还得担心脑壳，禀报上司好处更多，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收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周、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远未就此完结。
…………
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 ”：“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 中学当教师，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 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 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4月18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 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巳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巳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尊守地下党工和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审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巳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巳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年1月16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B12
众所周知，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在生活中的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化名杨清的许建业被捕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看守陈远德发现了他的焦急不安，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的假象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要陈快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信后悄悄拆阅，觉得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4000万法币（当时物价飞涨，4000万法币约合如今人民币1000元），还得担心脑壳，禀报上司好处更多，于是把信交给了上司雷天元。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收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
徐远举一面派出大批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周、周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按图索骥”，一逮一个准，先后抓走了17人（6人被枪杀）。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但是，事态远未就此完结。
…………
多米诺骨牌效应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刘国定此前曾担任过地下党江津县委书记）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刘在前，他一进门便被守候的特务曾庆回挡住，刘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他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随后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斥责：“滚！滚开！”涂才得以脱身。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余天的故事，徐远举信以为真，没有深究，叫他写了“自白书”。
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即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4月8日晚，徐远举带着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来渝的李忠良、余天等人。
4月9日下午1时，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李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 ”：“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我现在不是就活得很好吗？”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徐远举安排他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 中学当教师， 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市法院以刑字第52 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又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 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中看到过《挺进报》。本月15日，“老张”要来余处取钱。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后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老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不是党员，不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时，迎面正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点头向特务示意，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进得旅馆房间，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地下党中共重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指认巳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4月18 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毕竟是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初也想咬紧牙关挺过去，几个特务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了他几下，他依然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徐远举火了，喝令动大刑，将刘国定打得死去活来。三个多钟头后，刘国定终于溃崩了，痛苦地呻吟道：“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为邀功竟然争着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后，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特务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特务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白公馆。在狱中，李文祥思考着自己的被捕，更关心着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泳晖。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非常的脆弱，妻子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怕！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同牢的陈然讲：“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说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的……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命信念。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特务抓住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仍然让他定期与妻子见面。一次，特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并告诉他：“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我们暂时还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她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地要杀我太太了！”李文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为了救妻子的命，他决定去交待自首，并且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陈然，陈然竭力阻止他，告诉他这可能是敌人的阴谋，甚至提出：“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什么，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组织上巳经完了，我现在必须为我的太太打算！”1948年12月22 日，巳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交待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人，导致6人殉难。
李文祥因“功”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死心塌地地成了一名特务。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了重庆缓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朱绍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领得办案经费法币5亿元，并奖给徐远举本人“陆海空军一等奖章”一枚。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特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协助，并把刘国定带到南京，希望他进行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毛人凤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倍加称赞，除给他请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委徐远举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血与泪的嘱托
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许建业中了特务看守陈远德的阴谋诡计，导致刘德惠被抓——刘国定来找刘德惠，落入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刘国定有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刘国定对许多重要情况合盘托出，是在他的身份被冉益智暴露以后），李忠良紧跟着又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供出“老张”，导致冉益智被捕——冉益智再供出刘国定隐瞒的市委书记的身份，造成刘国定彻底叛变——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于是使重庆地下党几乎遭至全军覆没。
在1949年“11、27大屠杀”开始前夕，难友们都知道自己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没有悲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执政党的未来。1949年年底，新中国巳经成立，狱中党组织决定，打破所有的界限，互相讨论情况，总结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务必使我们巳经成为执政的党，记住地下党工作中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惨痛教训。
当时，大家都认为罗广斌有着一个当大军阀哥哥的关系极有可能活着出去，除此之外还有刘国志，因为他也出身豪门巨富，家里又在不惜金钱对他进行营救，出去的希望很大，所以很多讨论的情况都向他俩集中。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志不幸牺牲，罗广斌在白公馆策反成功，组织十九人越狱脱险。越狱成功后，罗广斌一直将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的意见”，狱中革命者对未来执政党的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生命的最后一刻血与泪的嘱托。
而报告中“切勿轻视适敌人和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一条，主要便是针对党内领导同志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如由于许建业同志的疏忽大意，未严格尊守地下党工和的纪律办事，没有把十七份入党审请书烧毁，直接导致十七名工人党员被捕，6人牺牲。间接造成的损失则更为惨重。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2月2日，冉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找罗广斌未果。13日又到江北，进城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18日，冉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却未料到被巳经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迎面看见。急欲立功的李修凯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军统少将李修凯，也紧紧将李修凯的衣领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大特务和大叛徒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两人抓扯争吵着一起来到附近老街32号“慈居”（原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冉益智再也未能跨出这道大门。冉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写下遗书，要求将其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刘国定最初隐瞒下来的身份是被冉益智指供的，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的秘密时，他也不甘落后，为邀功向特务机关交待了比冉益智更有份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住址。刘国定还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巳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刘国定因“积极反共、成绩突出”而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特务机关授予他“中校专员”，随后他与冉益智一起被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1950年1月16日，巳逃到成都的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庆被公开枪决，以慰死难烈士在天之灵。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被押往刑场路上，他面对街道两边夹道观望的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广斌在同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谁能否认《红岩》中的“许云峰”——现实生活中的许建业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许云峰”身上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错误，绝非是要故意往“许云峰”身上抹黑，恰恰相反，我们认真探讨英雄人物的错误，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汲取教训，为了使英雄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有着平凡人的七情六欲的英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能是那些被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的英雄。
（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