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感慨着北京的春天总是稍纵即逝的时候，实际上北京的春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并不是因为大风和沙尘迷住了我们的双眼，而是我们选择了忘记。忘记了北京的春天也会有和煦的春风与温暖的阳光；忘记了室外泥土和花草的芳香；忘记了小时候春游踏青时的快乐。所以当我们在恒温的写字间里猛然醒悟过来的时候，屋外早已经是烈日如火了。
　　
　　春天不会在北京停留太久，想要找个踏青之地并不算难事，可若想在踏青之时又能寻得“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意境确实也不太容易。北京的公园不能算少，但也不能算多。虽有颐和园与北海公园这样气派的皇家园林，可惜我们毕竟比不过皇帝，不可能独自享有整座园林，再想想玉渊潭公园和香山公园里也一定是一副人比花多的景象。于是踏青之事又成了难事。
　　从黑窑厂街一路向南便是陶然亭公园的北门，现在比黑窑厂街本身更出名的要数路东三圣庵里那棵挂满了善男信女们姻缘红线的大槐树了，此时的它刚刚发出新的嫩芽。人人都知道景山公园是明代营建都城时借了挖掘紫禁城筒子河和太液池、南海的泥土堆积而成。然而陶然亭公园则是因元代在此设立的官窑厂，长期取土烧窑，窑坑积水成湖，历经元明清三代才逐渐形成“陂陇高下，蒲渚参差”的都市田园风光。现在黑窑厂街的地名和低洼的地势便是很好的证明。这不经意间的一堆一挖，却是为皇帝和京城的文人雅士们平添了抒发情感的去处，也为后人遗留下了踏青之地。
　　陶然亭公园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快要模糊得只剩下了名字，想必别人不会如此。不过进了公园的北门，热闹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显然那些搀扶着老伴散步其中、坐在长凳上放着风筝或是旁若无人地写着地书的老人们并没有选择忘记这个公园。在我的记忆中唯一留有印象的那座白色的石头滑梯不知是否还在。顺着小路向西，走不出几步已经能听到孩子的欢笑声。白色的石质滑梯在阳光下异常的耀眼，孩子们爬上滑下，一旁那些游乐设施倒是少见有人。欢笑声依旧，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白色的滑梯已不像当年那样高大了，风吹雨淋下多少会显得有些陈旧，光滑的滑梯表面也承受了经年累月摩擦留下的痕迹。那些微笑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一次次从滑梯上滑下来的家长们，大概小时候也是在自己家长的注视下如此的吧，我这样的想着。
　　也许是还未到夏日炎热之时，树林包围之中的清代窑厂遗址窑台山有些冷清。敞轩里京剧的票友们正收拾着自己的胡琴儿，一个认真打着太极拳的外国人倒是让我投去好奇的目光。走下窑台山，湖边更是热闹。长廊里坐满打牌聊天的人，空地上的秧歌队也围了不少的人。不过这也是普通的北京公园里普通的景象罢了，能想到当大杂院变成普通楼房，普通楼房在变成高档的商品房，那么公园也渐渐从谈情说爱的浪漫之所蜕变成了老友旧邻维系情感之地。
　　我知道穿过东边的汉白玉石桥，不远的高台之上就是慈悲庵的所在，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陶然亭便身在其中一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样子。不急于一睹其芳容，先顺着湖的西岸去看看华夏名亭园里的那些有名亭子吧。湖南汨罗纪念诗人屈原的独醒亭；浙江绍兴纪念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和鹅池碑亭；四川成都纪念诗人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苏无锡纪念文学家“茶圣”陆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纪念诗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县纪念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还有苏州的沧浪亭，虽说尽是仿制但是曲径通幽之处有名亭点缀也别有一番意境。看过这些大有来头的亭子，更好奇为何陶然亭“委身”于一座小小的慈悲庵中。莫非这小庵堂，也有着“重量级”的身份？
　　位于高台之上的慈悲庵，不说与北京那些出名的大寺庙相比，就是与那些寻常的寺庙相比也有些小得可怜。没有山门，穿过月亮门洞的大门，一步便跨入了庵堂主体建筑观音殿的院子中。沿着游廊走上一圈，算上后院的几间配房，十余间的小房，也就构成了慈悲庵的全部。正如眼前所见，慈悲庵的出身并不显赫，元明两代都没有关于慈悲庵的文献记载。建造之初这座庵堂不过是大都城外一处普通小庙，直到明代嘉靖年间重修京城，才将这一带划入外城范围内。命运说不定在何时就会转个弯，后来借着官窑厂将这里挖出一片田园景色湖柳风光。在一没有飞机二没汽车，从京城去趟郊外不比去趟苏杭二州更容易的年代，外城之中的这一处美景让这里赚足人气。
　　慈悲庵出名是因为陶然亭的修建。说起陶然亭，就不能不提康熙年间的工部郎中分管黑窑厂江藻。不知这位江大人是热爱生活富有小资情调，还是觉得每日在窑厂这样的“重工企业”里上班过于枯燥乏味。不管出于怎样的想法，结果是他在自己监工所住的慈悲庵中修建了一座凉亭，品茶吟诗，打发时光。江藻有首诗名为《陶然吟》，诗前小引这样说“西面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来此亦复有心醉之，遂颜曰陶然。”诗中提到陶然亭的名字正是来自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这位江郎中大概也不曾想到，正是他不经意间的浪漫举动，为不少清朝文人墨客找到了一处可以游览消遣的名胜。
　　开始还只是江藻的同门好友前来参观，后来游人越来越多，以至于陶然亭建成的十年后，便不得不把原先的亭子扩建成一座面开三间的亭轩，其人气之旺，可见一斑。现在的陶然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半，面积不算太大。亭上是苏式彩绘，屋内梁栋饰有山水花鸟彩画。亭上的三块匾额，一是出自建亭人江藻亲笔题写，一是取齐白石《西江月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还有一块是郭沫若题“陶然亭公园”门额中字。东向门柱上悬折“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的题字本是林则徐所书。旧联无存，现在的楹联是当代书法家黄苗子重书。亭间分别悬挂现代书法家康雍的“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和刘墉齐名的书法家翁方纲所撰 “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亭的南墙上有四方石刻，一是江藻撰写的《陶然吟》引并跋，二是江皋撰写的《陶然亭记》，三是谭嗣同著《城南思旧铭》并序，四是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亭中眺望，向北与窑台隔湖相望，向西能见云绘楼与清音阁。春风拂面，垂柳飘荡，湖面泛起层层波纹，虽不见莲花朵朵，可也确实是不醉亦陶然。
　　清代有记载说，自陶然亭建成以后，每逢春秋两季，天气晴好时节，陶然亭中的聚会宴饮均座无虚席。各省进京赶考的举子考试结束后，也常到陶然亭宴集酬唱。浙江省的应考生员甚至把陶然亭作为固定的宴集之地，多少年后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考生也多在陶然亭集会。为吸引更多的文人士子前来游玩，雍正年间慈悲庵这座佛教寺庙中建起了一座文昌阁，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这座二层小楼。以后的日子里来的不仅仅有文人士子们，就连宗室贵族也频繁光顾。因为身处外城，受到的管束自然不像内城里那么严格。那些受压抑惯了的宗室贵族们倒是乐于把这里当成最好的“party”场所。当清政府日渐衰微，外敌入侵，鸦片烟土开始坑害国民之时，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主张禁烟的人士在此相会不再为了宴饮览胜，而是策划了禁烟运动的最早方案。到了清末，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等为国家前途奔忙的仁人志士也都在慈悲庵中的陶然亭留下过足迹。
　　所以说，命运说不定在何时又会转个弯。民国后，随着北京交通的发展，风景秀丽的西山逐渐成为文人士子们追逐的新方向。偏处城南一隅的陶然亭日渐冷清。1917年春，诗人樊增祥曾与六七十位遗老相会于陶然亭修禊，但陶然亭的文人盛事早已在觥筹交错间成为过往烟云。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写到的上世纪20年代的陶然亭，不过是破烂的屋舍和乱坟。也许他并不知道，在破败的景象和零落的树木间，正有革命的火种悄悄被点燃。由于慈悲庵闹市中独取幽静地理位置，十分方便于革命者往返联系，躲避敌人耳目。另外以往文人墨客时常来此休闲娱乐的身份也成了知识份子聚会的掩护。“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周恩来曾先后来到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1月毛泽东与“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照片流传至今。1921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墓为名，租下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时至今日那两间小屋一直保持着当年的简单陈设。到1923年间，邓中夏、高君宇等革命人士常来参加会议，北边的几件屋就保持着会议室的样子。陶然亭最终成为高君宇与石评梅爱情的见证者。两人后来合葬于此，留下一段“冰雪情谊”的感人故事。
　　又是那句话，命运说不定在何时又会转个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重游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时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要妥为修缮保留”，才有了陶然亭公园如今的模样。走出慈悲庵，不远处就是高君宇与石评梅合葬之墓，不时有人在石像前默默肃立，更多的人则是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也是一个下午，周总理曾来到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前。也许不是春天，也许没有青绿色的嫩草，也许没有开得鲜艳的迎春花，不过春天的景色早已和陶然亭一起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