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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的、阻挠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思想创新，才能慢慢转化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制度和态度的研究
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
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
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东亚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谜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
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加强了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
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
人文社会科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子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如今，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灾难
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
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
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金融、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中国要加倍警惕的。
中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企业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
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应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制度和态度的研究
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
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
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东亚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谜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
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加强了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
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
人文社会科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子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如今，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灾难
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
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
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金融、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中国要加倍警惕的。
中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企业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
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应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