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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农业的重要性却极易被人忽视。《群书治要》作为古代治国理政之集大成，集合了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历朝治国理政的方法和经验，在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大背景下，《群书治要》对农业发展的各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探究《群书治要》中的农业思想，对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反思与定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群书治要;农业思想;治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87 — 04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承传已久的古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大力发展农业，是巩固国家政权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安定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举措。在城镇化高速推进、工商业及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农业发展的地位与前途、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与考量，都成为理政者更应关注的问题。《群书治要》作为治国理政规律、经验之集大成，其中的农业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农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的目标，简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持民众生活;二是提升人民道德素养，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西方管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与安全的需求更多是需要物质资料的满足。一国的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是实现其目的、满足其要求的重要手段;而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一旦离开道德教化则很难得以实现。物质资料与道德素养在国家治理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物质资料的充实，为道德修养的塑造提供了基础，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而道德境界的提升也为物质资料的保存与运用提供了必要保证，正所谓：“厚德载物”。〔2〕
（一）农业是“治政之本”，治国当“唯农是务”
《群书治要·管子》中这样记载：“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国富则安乡家，安乡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不怨也。民贫则轻家易去，轻家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3〕202-203
一国之资源，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物质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西方管理学中将对资源的配置与调度看作是管理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而人力资源在其中又有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群书治要·管子》中将“为民除害兴利”看成是是民众安定和谐的根本因素，而利害之别就在于是否以农业为标准。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粮食成为国家富裕与否的显著标志。自古以来，农业兴，则国家富、百姓安;如果农业受损，民众则会为了生计而远走他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得国家政策不能“令行禁止”，并对国家军事防御构成威胁，如此一来，国家将处在动荡不安的边缘。由此看来，农业与一国行政、军事紧密联系，成为“王事之本”、“治国之道”，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绝不能等闲视之。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曾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4〕399《群书治要·三国志》中则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唯农是务。”〔3〕50古人认为：“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因此受饥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就会有人因此受寒冷。”所以，先王治国，一心想搞好的就是农业。《群书治要·礼记》中，则旗帜鲜明地表明：“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4〕226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是不富足;没有六年的储备，是危急;如果连三年的储备都没有，就已不称其为国了。可见，古人对农业以及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二）农业是“兴德之本”，道德是“为政之基”
在中国古代治国理念中，道德居于及其重要的位置。《群书治要·新语》中说道：“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衆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敏于行而慎于言。所广功德也。故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76-77
治理国家当以道德教化作为根本的措施，而道德教化的具体落实则是在于仁义。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则讲到：“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德积而民可用也。”〔3〕348善于做领导的人，善于从事政事的人物，要积其德，积其德就是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德行，不断地让自己修好身。真正德积而民可用也，真正有德行的人，大家都会愿意来为你效力，你做一项决策，大家都会拥护你。对于领导者如此，对于一般百姓也情同此理，国君无德尚且身败名裂，更何况本身没有多少财富、没有多大权力的普通民众呢？所以《大学》中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6〕
《群书治要·说范》这样记载：“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文饰之耗，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文绣纂，伤女功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女功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5〕208-209凡治理国家者，无不希望自己国家的百姓没有奸邪之心，没有违法犯罪之行，人人道德浑厚，自然天下大治。然而百姓无邪心邪行是有原因的，如果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依然保持伦理道德，不为非作歹，几乎是不可能的。农业生产为百姓生活提供必要物质资料，使民众免于饥寒之迫，成为百姓立身行德的根基，所以，《群书治要·汉书》曾言：“农者兴德之本也”，〔7〕1651农业发展的确是提升人民道德素养的根本。难怪《群书治要·潜夫论》这样感叹：“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5〕233 二. 古代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因探究
提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思想，一个必须审视和考量的问题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开始就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个层次，管仲曾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在《群书治要》中，也多次提到士农工商这一说法。为什么中国的古人如此重视农业，却要轻贱商人呢？这既有其历史原因，更有着深邃的治国智慧。
（一）重视农业生产是适应现实环境的具体要求
在古代中国，由于处在农耕时代，耕作基本上都靠人力，要大力发展农业，保证有足够的人从事农业耕作，就必须防止过多的人从事工商业，故而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当然就成为治国的第一大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历朝历代必须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如果过度发展工商业，必然就会伤害到农业的发展。这种“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治国之策，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即使是在今天，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轻率地批判古人“重农轻商”的思想，则说明其对历史常识缺乏了解，对中国古人政治思想缺乏全面的认识。
《群书治要·汉书》中讲到：“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8〕20背离“以农为本”而趋向工商技巧之业，吃饭的人口众多，这是天下最大的灾难;奢侈浪费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对此，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乂，故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8〕254-255意思是说：社会风气奢华，农业被轻视。务农种桑者辛苦劳累而得利少，工商业者安逸舒适却收入多。耕地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都已开垦，但用在耕种上的心血却不多，如果不尽力耕种、精心收割，怎能有丰收的年成？财富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百姓穷困，势必会行奸为寇，导致仓库空虚，监狱人满。一旦粮食收成不好，就会有饿死流亡之人，国家和百姓就会陷入穷困，无法相互接济。国家以人民为根基，人民以粮食为生命。一旦粮食没有了，根基就会动摇，根基动摇则国家危亡，这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忧虑，不能不令有识之士担忧。
（二）重视农业是掌握治国之道下的政治智慧
中国文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其阐明了宇宙人生的总规律。如何促使人类更好地生存，是世间种种学说的共同诉求。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普遍的思想都认为经济科技的发展能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可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却越来越多，人类因科技的发展，目光变得越来越来越短视。
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满足无休止的欲望，而是在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致力于道德境界的提升。由此形成的治国理政、修身齐家的理念，都是崇尚节俭，并将奢淫骄纵看作是败家亡国的根本原因。《群书治要·政要论》讲到：“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8〕364社会兴起奢靡之风，往往是世道衰落的信号。如《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道：“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8〕117国家政策、制度等，意在限制人们过多的欲望。正如《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所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8〕254世上没有人不喜欢富贵荣华，穿华丽的衣服，戴叮咚作响漂亮耀眼的首饰，天天吃的是美味佳肴。白天想这些，晚上梦这些，一心追求这些，无时无刻不记在心里，就像湍急之水下泻，大水奔向深壑。不规定严格的制度，大家就要和王侯一样讲究吃穿，甚至超过皇帝，违反国家法令制度了。所以，古代帝王统治天下，一定要明确法度，借以封闭百姓的贪欲，如同高筑堤坝防止水灾一样。法度衰废则百姓散乱，堤坝堕毁则大水泛滥。
今天，人类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也许，只有当人类因为穷奢极欲而将地球资源耗尽的时候，才会明白中华先祖几千年来一直重农轻商、去奢崇俭的良苦用心。中华民族一直具有勤劳节俭的优良美德，正体现在历代先贤重农轻商、去奢崇俭的治国思想上，是我们重要的民族精神财富，更是值得全世界人学习和效仿的。
（三）重视农业生产是对工商业合理定位的要求
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不仅仅要看到其对一时、一地的影响，更应看到对社会其它领域、后世万代的影响。《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说道：“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取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源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伪饰之巧，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弊，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8〕233-234
重视农业生产是富国的根本，倘若失去了忠信谨慎的德义根基，以追求利益最大话的商业行为，很有可能因充满虚无谲诡而成为积聚私财、贫化国家的根源。从事百工手艺的工匠，为的是使人们各种所需器具完备。器具以方便于使用为好，以坚固结实为上。如今的工匠，喜欢制造有雕琢文饰的器具，虚浮的装饰十分精巧，以此来欺骗百姓、攫取钱财，虽然对于那些奸巧工匠有利，但国家财政却更疲困了。经商之人是为了流通货物的，物品要以便于使用为要，而又以结实耐用为基础。如今的商人却竞相贩卖好看而不实用的货物，用过分奢侈、有害的东西来迷惑百姓，骗取他们的财产，虽然对奸商来说有所收获，但是国家经济情况更会因此而失衡。这三种人，从外表看，虽然有勤勉使家富的个人名声，但从实质上说，则有损害百姓、致使国家贫困的公开的事实。 《群书治要·汉书》讲到：“农夫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给傜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取一偿二爲倍称，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埶，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9〕23
农业生产自身受自然条件限制极大，如果有自然灾害，或是家中变故，或是急政暴虐，最容易受影响的便是靠天吃饭的众多农民。而商人，因为拥有大量财富，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向其借债。如此一来，劳力多的农民却无田宅，不事耕织的商贩却财富众多。因为商人财富众多，便能同各级官员交流沟通，官商勾结，使得商人在掌控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拥有对行政资源的私人使用权，如此，商人会越来越侵占农民利益，而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而农业生产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如此一来，想要国富民强的愿望就可能成为泡影。在法律政策规定“重农抑商”的情况下还能到达如此的结果，何况不对商业加以限制而任其自由发展呢？
三. 当今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之道
《群书治要·汉书》中曾提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7〕1631黄金珠宝，较之于农产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而却为人类普遍引以为财富，这是不知轻重缓急的表现。从思想观念、措施保障、经济规律等方面入手，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举措，而所有的理念、措施，最为关键的是理政者自上而下的身体力行，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而这也是《群书治要》对当今农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启示。
（一）真正重视农业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革新的首要。但凡做一件事情，首先就是正确的认知，真正解农业问题，必须真正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国家稳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真正的认知，并不仅仅是口号式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中自上而下形成共识，那就是珍惜农业、保障农业、投资农业、发展农业。《群书治要·汉书》记载：“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不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9〕22
任何物品，都不会是天生就有价值，物品价格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现实的市场需求，除了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之外，大多数都是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欲望。欲望的无限扩大，除了造成资源的消耗外，也将原本单一的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化，这种扭曲突显的矛盾表现就是：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生产时间长，投入劳动力大的农产品，却不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珠玉金银。这并不是其本身的价值大于衣食，而是来源于人们的喜好，这种喜好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因此，英明的领导者，一定是看重粮食而非看重金玉的。
（二）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保障
重视农业生产，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更应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引导。《群书治要·汉书》中说道：“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9〕19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辛苦生产一季不如其他行业生产几天，所得到的收益大，那么，农民必然会弃本业而从事于其他行业，即使投入更多的物质和科技保障，也无济于事。
《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了晁错贵栗重农，以致富国的历史典故。晁错分析当时国家形势，提出了“以栗为赏罚”的政策建议：“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9〕23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辠。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夫得高爵与免辠，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辠，不过三岁，塞下粟必多矣。”〔9〕23-25将粮食作为赏罚的物质载体，成为重视农业粮食生产的根本举措。与国家行政赏罚相挂钩，粮食的价格便会大幅度提升，从而避免出现价格过低的局面。粮食存储多的人，可以拿它来拜爵除罪，这样以来，可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也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减轻农民过多的赋税压力，则农业稳定，国家安定。由此，顺应民众之所欲，达到的是重视农业生产，国富民强的治国目标，不失为重视农业生产保障性政策的典范。政策的实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各以多少级数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9〕23-25
（三）去奢崇俭，重视德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举措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人淳朴、节俭的德行，中国古代所有的治国理念的也正是以道德为出发点的。以道德行政，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转而为道德教化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古人很早就知道，去奢崇俭的重要性。我们承认，农业较之于工商业，在满足人类欲望方面确实是有逊色。问题是，难道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仅仅为了满足无休止的肉体欲望，以消耗自然资源。当种种环境、生态问题出现，人类又无能为力时，是否应该反思以往发展的得与失，以负责的心态、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和制定政府的决策。当生产的目的由维持生存转向满足欲望时，农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就会在与工商业的对比中被无限的放大，农民付出多而回报少，迫使农民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弃农经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越来越少，要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两者，都会对社会稳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群书治要·昌言》讲到：“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8〕276《群书治要·新语》说：“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8〕77《群书治要·傅子》言：“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无用之货。”〔8〕427上述观点，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去奢从俭，唯有如此，农民才能免于不平等的待遇，安于农事，国富民强才能实现，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参 考 文 献〕
〔1〕司马迁.史记〔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1443.
〔2〕洛书，夏朝阳，李山等.周易全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16.
〔3〕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三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02-203，50，348.
〔4〕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一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399，226.
〔5〕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四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76-77，208-209，23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户书局，2010：4.
〔7〕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译注（第四册）〔M〕.北京：中国书店，2011：1651，1631.
〔8〕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四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0，254-255，364，117，254，233-234，276，77，427.
〔9〕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二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3-25，23，22，19，23，23-25.
〔责任编辑：陈玉荣〕
[关键词]群书治要;农业思想;治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2 — 0087 — 04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中国承传已久的古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大力发展农业，是巩固国家政权基础，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安定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举措。在城镇化高速推进、工商业及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农业发展的地位与前途、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与考量，都成为理政者更应关注的问题。《群书治要》作为治国理政规律、经验之集大成，其中的农业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农业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治理的目标，简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持民众生活;二是提升人民道德素养，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西方管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与安全的需求更多是需要物质资料的满足。一国的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是实现其目的、满足其要求的重要手段;而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一旦离开道德教化则很难得以实现。物质资料与道德素养在国家治理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物质资料的充实，为道德修养的塑造提供了基础，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而道德境界的提升也为物质资料的保存与运用提供了必要保证，正所谓：“厚德载物”。〔2〕
（一）农业是“治政之本”，治国当“唯农是务”
《群书治要·管子》中这样记载：“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国富则安乡家，安乡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不怨也。民贫则轻家易去，轻家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3〕202-203
一国之资源，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物质资源，一个是人力资源。西方管理学中将对资源的配置与调度看作是管理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而人力资源在其中又有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群书治要·管子》中将“为民除害兴利”看成是是民众安定和谐的根本因素，而利害之别就在于是否以农业为标准。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粮食成为国家富裕与否的显著标志。自古以来，农业兴，则国家富、百姓安;如果农业受损，民众则会为了生计而远走他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得国家政策不能“令行禁止”，并对国家军事防御构成威胁，如此一来，国家将处在动荡不安的边缘。由此看来，农业与一国行政、军事紧密联系，成为“王事之本”、“治国之道”，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绝不能等闲视之。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曾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4〕399《群书治要·三国志》中则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唯农是务。”〔3〕50古人认为：“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因此受饥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就会有人因此受寒冷。”所以，先王治国，一心想搞好的就是农业。《群书治要·礼记》中，则旗帜鲜明地表明：“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4〕226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是不富足;没有六年的储备，是危急;如果连三年的储备都没有，就已不称其为国了。可见，古人对农业以及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二）农业是“兴德之本”，道德是“为政之基”
在中国古代治国理念中，道德居于及其重要的位置。《群书治要·新语》中说道：“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衆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敏于行而慎于言。所广功德也。故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76-77
治理国家当以道德教化作为根本的措施，而道德教化的具体落实则是在于仁义。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则讲到：“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德积而民可用也。”〔3〕348善于做领导的人，善于从事政事的人物，要积其德，积其德就是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德行，不断地让自己修好身。真正德积而民可用也，真正有德行的人，大家都会愿意来为你效力，你做一项决策，大家都会拥护你。对于领导者如此，对于一般百姓也情同此理，国君无德尚且身败名裂，更何况本身没有多少财富、没有多大权力的普通民众呢？所以《大学》中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6〕
《群书治要·说范》这样记载：“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文饰之耗，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文绣纂，伤女功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女功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5〕208-209凡治理国家者，无不希望自己国家的百姓没有奸邪之心，没有违法犯罪之行，人人道德浑厚，自然天下大治。然而百姓无邪心邪行是有原因的，如果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依然保持伦理道德，不为非作歹，几乎是不可能的。农业生产为百姓生活提供必要物质资料，使民众免于饥寒之迫，成为百姓立身行德的根基，所以，《群书治要·汉书》曾言：“农者兴德之本也”，〔7〕1651农业发展的确是提升人民道德素养的根本。难怪《群书治要·潜夫论》这样感叹：“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5〕233 二. 古代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因探究
提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思想，一个必须审视和考量的问题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开始就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个层次，管仲曾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在《群书治要》中，也多次提到士农工商这一说法。为什么中国的古人如此重视农业，却要轻贱商人呢？这既有其历史原因，更有着深邃的治国智慧。
（一）重视农业生产是适应现实环境的具体要求
在古代中国，由于处在农耕时代，耕作基本上都靠人力，要大力发展农业，保证有足够的人从事农业耕作，就必须防止过多的人从事工商业，故而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当然就成为治国的第一大问题，这决定了中国历朝历代必须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如果过度发展工商业，必然就会伤害到农业的发展。这种“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治国之策，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即使是在今天，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轻率地批判古人“重农轻商”的思想，则说明其对历史常识缺乏了解，对中国古人政治思想缺乏全面的认识。
《群书治要·汉书》中讲到：“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8〕20背离“以农为本”而趋向工商技巧之业，吃饭的人口众多，这是天下最大的灾难;奢侈浪费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
对此，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生土虽皆垦乂，故地功不致，苟无力穑，焉得有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8〕254-255意思是说：社会风气奢华，农业被轻视。务农种桑者辛苦劳累而得利少，工商业者安逸舒适却收入多。耕地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都已开垦，但用在耕种上的心血却不多，如果不尽力耕种、精心收割，怎能有丰收的年成？财富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百姓穷困，势必会行奸为寇，导致仓库空虚，监狱人满。一旦粮食收成不好，就会有饿死流亡之人，国家和百姓就会陷入穷困，无法相互接济。国家以人民为根基，人民以粮食为生命。一旦粮食没有了，根基就会动摇，根基动摇则国家危亡，这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忧虑，不能不令有识之士担忧。
（二）重视农业是掌握治国之道下的政治智慧
中国文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其阐明了宇宙人生的总规律。如何促使人类更好地生存，是世间种种学说的共同诉求。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普遍的思想都认为经济科技的发展能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可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却越来越多，人类因科技的发展，目光变得越来越来越短视。
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满足无休止的欲望，而是在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致力于道德境界的提升。由此形成的治国理政、修身齐家的理念，都是崇尚节俭，并将奢淫骄纵看作是败家亡国的根本原因。《群书治要·政要论》讲到：“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8〕364社会兴起奢靡之风，往往是世道衰落的信号。如《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道：“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8〕117国家政策、制度等，意在限制人们过多的欲望。正如《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所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8〕254世上没有人不喜欢富贵荣华，穿华丽的衣服，戴叮咚作响漂亮耀眼的首饰，天天吃的是美味佳肴。白天想这些，晚上梦这些，一心追求这些，无时无刻不记在心里，就像湍急之水下泻，大水奔向深壑。不规定严格的制度，大家就要和王侯一样讲究吃穿，甚至超过皇帝，违反国家法令制度了。所以，古代帝王统治天下，一定要明确法度，借以封闭百姓的贪欲，如同高筑堤坝防止水灾一样。法度衰废则百姓散乱，堤坝堕毁则大水泛滥。
今天，人类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也许，只有当人类因为穷奢极欲而将地球资源耗尽的时候，才会明白中华先祖几千年来一直重农轻商、去奢崇俭的良苦用心。中华民族一直具有勤劳节俭的优良美德，正体现在历代先贤重农轻商、去奢崇俭的治国思想上，是我们重要的民族精神财富，更是值得全世界人学习和效仿的。
（三）重视农业生产是对工商业合理定位的要求
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不仅仅要看到其对一时、一地的影响，更应看到对社会其它领域、后世万代的影响。《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说道：“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取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源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伪饰之巧，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计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弊，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8〕233-234
重视农业生产是富国的根本，倘若失去了忠信谨慎的德义根基，以追求利益最大话的商业行为，很有可能因充满虚无谲诡而成为积聚私财、贫化国家的根源。从事百工手艺的工匠，为的是使人们各种所需器具完备。器具以方便于使用为好，以坚固结实为上。如今的工匠，喜欢制造有雕琢文饰的器具，虚浮的装饰十分精巧，以此来欺骗百姓、攫取钱财，虽然对于那些奸巧工匠有利，但国家财政却更疲困了。经商之人是为了流通货物的，物品要以便于使用为要，而又以结实耐用为基础。如今的商人却竞相贩卖好看而不实用的货物，用过分奢侈、有害的东西来迷惑百姓，骗取他们的财产，虽然对奸商来说有所收获，但是国家经济情况更会因此而失衡。这三种人，从外表看，虽然有勤勉使家富的个人名声，但从实质上说，则有损害百姓、致使国家贫困的公开的事实。 《群书治要·汉书》讲到：“农夫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给傜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取一偿二爲倍称，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埶，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9〕23
农业生产自身受自然条件限制极大，如果有自然灾害，或是家中变故，或是急政暴虐，最容易受影响的便是靠天吃饭的众多农民。而商人，因为拥有大量财富，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向其借债。如此一来，劳力多的农民却无田宅，不事耕织的商贩却财富众多。因为商人财富众多，便能同各级官员交流沟通，官商勾结，使得商人在掌控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拥有对行政资源的私人使用权，如此，商人会越来越侵占农民利益，而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而农业生产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如此一来，想要国富民强的愿望就可能成为泡影。在法律政策规定“重农抑商”的情况下还能到达如此的结果，何况不对商业加以限制而任其自由发展呢？
三. 当今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之道
《群书治要·汉书》中曾提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7〕1631黄金珠宝，较之于农产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而却为人类普遍引以为财富，这是不知轻重缓急的表现。从思想观念、措施保障、经济规律等方面入手，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举措，而所有的理念、措施，最为关键的是理政者自上而下的身体力行，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而这也是《群书治要》对当今农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启示。
（一）真正重视农业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革新的首要。但凡做一件事情，首先就是正确的认知，真正解农业问题，必须真正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乃至国家稳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真正的认知，并不仅仅是口号式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中自上而下形成共识，那就是珍惜农业、保障农业、投资农业、发展农业。《群书治要·汉书》记载：“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不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9〕22
任何物品，都不会是天生就有价值，物品价格受市场需求的影响。现实的市场需求，除了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之外，大多数都是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欲望。欲望的无限扩大，除了造成资源的消耗外，也将原本单一的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化，这种扭曲突显的矛盾表现就是：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生产时间长，投入劳动力大的农产品，却不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珠玉金银。这并不是其本身的价值大于衣食，而是来源于人们的喜好，这种喜好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因此，英明的领导者，一定是看重粮食而非看重金玉的。
（二）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保障
重视农业生产，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更应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引导。《群书治要·汉书》中说道：“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9〕19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辛苦生产一季不如其他行业生产几天，所得到的收益大，那么，农民必然会弃本业而从事于其他行业，即使投入更多的物质和科技保障，也无济于事。
《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了晁错贵栗重农，以致富国的历史典故。晁错分析当时国家形势，提出了“以栗为赏罚”的政策建议：“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9〕23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辠。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夫得高爵与免辠，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辠，不过三岁，塞下粟必多矣。”〔9〕23-25将粮食作为赏罚的物质载体，成为重视农业粮食生产的根本举措。与国家行政赏罚相挂钩，粮食的价格便会大幅度提升，从而避免出现价格过低的局面。粮食存储多的人，可以拿它来拜爵除罪，这样以来，可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也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减轻农民过多的赋税压力，则农业稳定，国家安定。由此，顺应民众之所欲，达到的是重视农业生产，国富民强的治国目标，不失为重视农业生产保障性政策的典范。政策的实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各以多少级数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9〕23-25
（三）去奢崇俭，重视德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举措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人淳朴、节俭的德行，中国古代所有的治国理念的也正是以道德为出发点的。以道德行政，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转而为道德教化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古人很早就知道，去奢崇俭的重要性。我们承认，农业较之于工商业，在满足人类欲望方面确实是有逊色。问题是，难道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仅仅为了满足无休止的肉体欲望，以消耗自然资源。当种种环境、生态问题出现，人类又无能为力时，是否应该反思以往发展的得与失，以负责的心态、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和制定政府的决策。当生产的目的由维持生存转向满足欲望时，农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就会在与工商业的对比中被无限的放大，农民付出多而回报少，迫使农民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弃农经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越来越少，要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两者，都会对社会稳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群书治要·昌言》讲到：“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8〕276《群书治要·新语》说：“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8〕77《群书治要·傅子》言：“上不征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无用之宝，民不鬻无用之货。”〔8〕427上述观点，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去奢从俭，唯有如此，农民才能免于不平等的待遇，安于农事，国富民强才能实现，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参 考 文 献〕
〔1〕司马迁.史记〔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1443.
〔2〕洛书，夏朝阳，李山等.周易全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16.
〔3〕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三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02-203，50，348.
〔4〕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一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399，226.
〔5〕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四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76-77，208-209，23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户书局，2010：4.
〔7〕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译注（第四册）〔M〕.北京：中国书店，2011：1651，1631.
〔8〕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四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0，254-255，364，117，254，233-234，276，77，427.
〔9〕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第二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23-25，23，22，19，23，23-25.
〔责任编辑：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