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任拉美裔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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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这名出生在纽约贫民窟的拉美裔女性成为220年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第111位法官。同时,她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和第3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
  索托马约尔现年55岁,父母均为美国海外领地波多黎各人。她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由政府为低收入居民提供的公共房屋中长大,这一地区是纽约最穷的地方。其父是一位仅受过三年教育的工厂工人,于索托马约尔九岁的时候死去。其母作为一名护士,每周工作6天,让两个小孩上私立学校。在幼年时,索托马约尔的母亲就灌输索托马约尔和她的哥哥要相信教育的力量。不负母亲的期望,索托马约尔上了常春藤大学,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历史,后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并于1979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1992年,索托马约尔由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提名成为纽约南区地区法院的一名联邦法官。6年后,也就是1998年,她又由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提名成为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法官理查德·韦斯利—— 一个由老布什总统任命的纽约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说: “索尼娅是一个出色的同事,她有敏锐的司法头脑,丰富的知识,且在我们的法院努力工作,我很高兴且很荣幸能与她一起工作。”
  
  学生时代及律师生涯
  
  索托马约尔在学校出类拔萃。在普林斯顿读历史时,她赢得了泰勒·派恩先生奖——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的最高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后,索托马约尔担任《耶鲁法律杂志》月刊的编辑,索托马约尔的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罗伯特·克劳夫(现为主任刘易斯和克拉克法学院的主任),描述她在法学院时的性格: “她坚持自己的意见,从不会屈服于任何人。 ”
  索托马约尔让耶鲁记住她的是她与一家华盛顿法律公司的抗争。事情源于索托马约尔与该法律公司的一个股东晚饭时的谈话。股东问索托马约尔,如果她不是波多黎各人,法学院是否会接纳她。这无疑带有歧视的含义。该股东还进一步地问,一个公司是否因为聘用了能力不足的少数族裔学生而生意冷淡,只好在几年后解雇他们。许多少数族裔的学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少人选择沉默,但索托马约尔却大胆和自信地选择了抗议。她指责该公司在对她进行工作面试时。有明显的种族歧视。马萨·米娜是索托马约尔在耶鲁的同学,现在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她说:“索托马约尔坚持自己的信念,是‘非常有胆量’的人”。
  常春藤大学在这个时刻充分显示了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结精神。据说,此事发生时,法学院院长要求该公司道歉,并威胁说,如果不写道歉信,耶鲁法学院今后将不允许该公司从该学院招聘律师。这件事曾在大学校园里引起轰动,学生团体强烈支持她,也要求这家法律公司写信道歉。
  索托马约尔1979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成为曼哈顿区一名检察官助理。担任检察官助理的的五年中,她几乎每天都在法庭上,接触了很多刑事案件。她的检察工作通常涉及“街头犯罪”,如谋杀、抢劫事件、虐待儿童、警察不当行为以及欺诈案件。雇用她的罗伯特· 摩根索,形容她是“勇敢和有效率的检察官”。 她在“泰山杀人犯”案中是多个被告的唯一辩护律师,其中一个杀人犯后被定罪67年半的终身监禁。该案涉及在曼哈顿赁租房中两个敌对的家庭群体之间的相互射击。
  1984年,索托马约尔进入了私人律师事务所。雇用她的管理合伙人,乔治·帕维亚,当年聘请她时,对年轻的索托马约尔印象深刻,指出,“她的背景和训练对于我们来说是理想的。”在律师所里,她是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官,参与有关商业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房地产、就业问题、金融、合同及代理法律。此外,她的事务侧重于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她的典型客户有做国际业务的大公司。
  
  法官生涯
  
  索托马约尔的司法服务开始于1992年10月,老布什任命她为纽约南区地区法院的法官。那时她才30多岁,是该法院最年轻的成员。从1992年到1998年,在地区法院的6年间,她主持了大约450个案例。作为主审法官,她以机智且无畏的审判赢得了声誉,没有在强大的利益诱惑下而违背法律的原则。 例如1995年索托马约尔判决了一宗球员罢赛案,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业主发出了强制令,有效地结束了棒球罢工,挽救了濒临瓦解的职业棒球联赛。这次罢工导致在前一个秋天世界职业棒球联赛的取消,并成为在职业体育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罢工。此后,她声名鹊起,被广泛称赞挽救了棒球。
  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任命法官索托马约尔到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她是第一个工作于该法院的拉美裔法官,并参加了三千多个小组决定,创作出版了大约400篇的法律意见。在第二巡回法院,索托马约尔一直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从宪法的难点争执到复杂的程序事项,再到涉及复杂的商业组织的诉讼。 在此背景下,索托马约尔因掌握了熟练的法律理论,而被广泛推崇。“她致力于解决复杂性的问题”,她耶鲁大学的老师斯蒂芬教授说,“在面临着艰难的情况下,索托马约尔从不深究问题,而是通过推理认清问题的实质。”在美国诉奎特隆一案中,索托马约尔的结论是,主审法官禁止向新闻界发布陪审员的名字是有错误的。审判法官仅仅关注时效,有序的审判必须让位于宪法言论和新闻的自由。
  索托马约尔敏锐地意识到法律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她参与活跃的口头辩论,不懈探索在她面前案例的事实细节和法律理论,以致达到终于两者的平衡。她认为,坚持法治意味着超越法律理论,以确保一致、公平、常识性的法律适用于现实世界。例如,在美国诉拉瑞蒙一案中,索托马约尔写下了法官多数派的意见,该判决取消了一名男子的美国公民身份,该男子被指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为纳粹工作,看守集中营和帮助清空犹太人聚居区。在林诉冈萨雷斯及一系列类似的案件中,她下令重新审议一些庇护所,在那里一些妇女正经历或受到威胁。她的意见表明她敏锐的意识到这些妇女的困境。在美国诉法尔索一案中,联邦调查局特工拿着逮捕证搜查了法尔索的家之后,裁定被告拥有儿童色情物品。但联邦调查局不知道法院本来是拒绝颁发搜查令的。法官索托马约尔为法院的人员写道,官员的忠实信仰可以认定他们使用搜查到的证据是正当的。同样,在美国诉桑塔一案中,索托马约尔裁定,当警察有一个有效的逮捕令,而在错误的基础上,在搜索中发现的有效证据不应视为无效。10年后,在鲱诉美国一案中,最高法院得出同样的结论。索托马约尔在1997年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索托马约尔以她的司法理念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歪曲宪法,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应该尊重它。”她在第二巡回法院正是遵从这一言论的,在汉金斯诉莱特案中,她在异议中说,如果联邦政府企图作为精神领袖强加于宗教组织决定谁可以或不可以雇佣或解职,它将冒违背宪法的罪行。自加入第二巡回区,索托马约尔尊重宪法,法治和正义,往往促使法官们形成共识,赢得保守派的同事们对她观点的赞同。
  30年来的出色的工作,索托马约尔几乎已经在每一个层面司法系统产生了非常宝贵的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视角,这些经验将为她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
  
  个人生活和社会服务
  
  除去她出色的法官工作,直到2007年,法官索托马约尔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但在她的法律职业生涯不断上升的同时,她在个人生活上也付出了许多牺牲,最明显的是在婚姻和孩子方面。
  索托马约尔与高中时心上人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几年就走到了尽头,她曾表示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太过繁重的工作日程。她在一次关于司法生活的小组讨论中说,我不能将离婚归咎于工作,但早上7点离家、晚上10点才回家,这种状况肯定无助于认清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索托马约尔还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发现很难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维持恋情。索托马约尔离婚后曾再度订婚,但这段长达8年的恋情也没等结婚就已告终。她没有孩子。据《纽约时报》报道,她现在的生活极其忙碌、充实,常常是孤身一人。她的一位朋友对《纽约时报》说,要想约她出来玩的话,得提前好几个月预约,因为她的日程太紧了。
  索托马约尔忠于她的家人、她的同事,以及她的社会。她溺爱弟弟胡安的三个孩子,还是另外五个孩子的细心的教母。她每天还坚持跟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通话。在法院,索托马约尔帮助建立合议委员会,以促进法院成员间的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她尝试抓住每一个机会,引导其他人走向成功之路,她招募律师加入她的工作,以“带着你的女儿来上班”的口号,邀请年轻妇女到法庭上来上班,并指导一些青年学生摆脱远离烦恼。
  索托马约尔最喜欢的项目是青年计划发展学校,该项目赞助市内高中学生的讨论会。每学期,约70名学生参加16日的讲习班,目的是教他们在工作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研讨会的领导人包括投资银行家,企业经理和法官。索托马约尔管理一个约25到35个人的法律讨论班。为此,她招募了6个律师帮助她。在讨论班中,学生扮演各种角色,包括地方的检察官、辩护律师和陪审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此外,研讨会的经验,企业赞助人还为每一名学生提供了一个暑期工作。 这些经验让学生感动,法官索托马约尔评论,因为“它开创了以前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的机遇。”这是法官索托马约尔回报她的社会众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以激励青年实现他们的梦想。
  索托马约尔做为巡回法院的一名法官,致力于性别、种族平等,以前还服务于纽约州抵押贷款机构,纽约市竞选财务委员会,以及波多黎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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