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宠辱不惊”说的是唐高宗时期吏部考功员外郎卢承庆考察官员的故事。
　　当时，一名负责运粮的官员因为突遇大风而导致翻船，不少粮食掉进河中。卢承庆一开始将此人的考语定为“监运损粮考中下”，但见此人神色自若、没有辩解后，便看重他的气量，说“遭遇大风不是你所能阻止的”，将考语改为“中中”。后见此人同样没有露出惊喜之色时，卢承庆再次将考语改为“宠辱不惊，评为中上”。
　　同样一件事，却因被考评对象的不同表现，结果却从“中下”变为“中上”。由此可见，相较于客观的考核标准，古代考察官的个人喜恶对考核结果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事实上，与古代官员升迁考核制度的其他弊病相比，这点毛病还算是轻微的。
　　从技术层面来说，无论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缓和阶级矛盾还是选拔人才的客观需要，历朝历代都力求将官员考察制度精细化和规范化。
　　如卢承庆所在的唐代依据“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将考核结果划分为九个等级，对取得中上及以上等级的，加禄一级，中下及以下的还要夺禄一级。明代制定出《考满法》《考察法》等规定，从制度层面规范官员考察制度。清代甚至还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考察监督制度，尝试对考察权进行监督和约束。
　　然而，这些毕竟只是纸面上的规定，真实的官场生活中，考察中官员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事情多如牛毛。
　　另一个显著弊端是，这套官员考核制度并非一把尺子量到底，对有地位、有资源的高官往往考核偏松，看似严格的规定实质只约束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小官。往往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随着吏治腐败的加剧，这套考察制度更是趋于沦为形式，甚至演变为私下交易的工具。比如宋代，依照常规进行考课的地区、部门，就严重存在“考课不实”的问题。例如，地方虚报治事绩效;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
　　事实上，无论哪个封建朝代，皇权专制的本质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官员考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其注定弊病丛生。选任官员很多时候只需皇帝的一句话即可，由此产生的荒唐事不胜枚举。
　　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第五个皇帝刘骏的宠妃殷淑仪去世后，刘骏整日精神不振，在一次凭吊时，秦郡太守刘德愿因哭得如丧父母般的悲痛，被刘骏认为哭出了忠心，便立刻提拔其为豫州刺史。
　　能写一手好书法的蔡京被宋徽宗重用，擅写青词的严嵩，被信奉道教的嘉靖皇帝任命为内阁首辅。而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奖励性质的“恩荫”制度，更是让整个官员考察制度丧失了权威性和公信力。
　　对不少谋求提拔的官员来说，与其鉆研政德、修政安民，还不如取悦上级、私下走关系来得快。在这样逆向选择的冲击下，古代官员考察制度错漏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