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31岁的沈从文在北平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的寓所结婚。在经过两年左右马拉松式的情书攻势之后，终于赢得了爱情。新人张兆和是美貌的大家闺秀，性格素朴善良。在创作上，此时的沈从文也找到了一种书写湘西世界的方式，作为一名现代小说家的地位已然奠定。在自家有着一枣一槐的安谧小院中，他开始写作中篇小说《边城》。
　　次年1月《边城》写到一小半时，他回湘西凤凰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返回北平后，继续写作并完成了这部作品。
　　关于《边城》创作的动因，沈从文在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长篇散文《水云》中说：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沾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蚀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
　　他說他是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水云》）。尽管表述不甚清晰，但看得出来，他的话指向造成自己人生缺憾的情感缺失。他的话语明显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痕迹。
　　《边城》梓行后，获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赞赏，然而沈从文对他们没有注意到小说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关系感到不满。他说：
　　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李健吾——引者）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他不满评论者们——包括像李健吾这样的著名评论家——都没有真正搔到痒处，有意借此提醒《边城》与他个人感情和经历之间的密切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缺失和痛苦经验，如此使他难解心结呢？从沈从文的几篇谈论翠翠形象原型的文章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他在《水云》中自陈：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
　　关于前者，作者1948年为《边城》所作的《新题记》中有更具体的交待：
　　民国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
　　作者后来又于1949年所写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说：
　　路过一个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
　　事情本身很普通，而沈从文颇受感动，这大约是因为他联想到尚在构思中的翠翠与他爷爷之间故事的结局，触发了写作的灵感。新妇张兆和是翠翠的一个模特儿，作者只是借取了其外在形象和性格上的一些特点而已。《边城》的本体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另有来源。
　　1917年8月，沈从文高小毕业，加入了一支地方武装。那一年他16岁。在随军向辰州航行途中，他与另外12名青少年士兵滞留泸溪县城。收入散文集《湘行散记》里的《老伴》开篇写道：
　　我平日想到泸溪县时，回忆中就浸透了摇船人催橹歌声，且为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
　　文字里充满着回忆的气息，饱含温柔而又忧郁的情感。作者在那里经历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恋爱——很可能是初恋。同伴中13岁的少年士兵傩右爱上了绒线铺的女孩子翠翠，向同伴借钱，从她手买了三次白棉线草鞋带子，尽管这些带子对他没有用处。作者说：
　　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我们各人对于这女孩子，印象似乎都极好，不过当时却只有他一个人，特别勇敢天真些，好意思把那一点糊涂希望说出口来。
　　傩右曾信誓旦旦：
　　将来若作了副官，当天赌咒，一定要回来讨那女孩子做媳妇。
　　由于民变，军队溃散，沈和傩右断绝了消息，不知他飘落何处。
　　17年过去了，世事多变。沈从文回乡探亲，又在黄昏中，到了泸溪县城。刚上河堤，随着城门边一声锣响，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形象：
　　一双发光乌黑的眼珠，一条直直的鼻子，一张小口，从那一槌小锣响声中重现出来。
　　这是深刻在他记忆中的翠翠形象，被时间冲洗得格外清晰。他推开了当年的绒线铺的门，惊讶地见到了活脱脱的翠翠：女孩辫发上缠了一绺白绒线，像是死了爸爸或妈妈。他认出当年的伙伴傩右，对方已变成了一个衰老的鸦片鬼。傩右没有当成副官，却如愿以偿地娶了翠翠。当年的翠翠已经过世，她的女儿则长成了当年翠翠的模样。作品写道，“我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一句话也说不出。散文结尾处写：“我这次回来为的是什么？自己询问自己，我笑了。”显然，他当年是暗恋着翠翠的，而且一直难以释怀。他自己当然知道，这笑里含有放下了的意思。
　　这可以说是《边城》的本事。在《边城》里，翠翠依然叫翠翠，而傩右改名为傩二。
　　在湘西的时候，沈从文还遭遇一次严重的情感挫折。《从文自传》里有一篇《女难》，讲述了他19岁在芷江作收税员时的一次被骗的经历。他认识一个姓马的男孩子，并由他认识其白脸长身的姐姐，而且是一见钟情。因为她，沈从文拒绝了四个乡绅家的提亲，四家的女儿都长得很体面。他爱上了那个白脸女子，且相信他弟弟的谎话，以为对方也正爱着他。他没日没夜地写旧诗，由男孩子捎给他姐姐。男孩子说，他姊姊最欢喜看沈的诗。那时，沈从文保管着母亲卖房子的钱款。那男孩子不断向他借钱，今天借，明天还，后天借，大后天再还。直到有一天，沈从文突然发现一千来块钱不知所去。显然，这是那姐弟俩合作的结果。他情感上深受打击，觉得无脸见母亲和妹妹，于是离家出走到了常德。
　　《从文自传》接着的一篇《常德》又告诉我们，在常德，沈听到了一个消息：那白脸女孩被土匪劫去当了压寨夫人，很快被重金赎出，嫁给了一个黔军团长。团长不久被枪毙，而这女人进了本地的天主堂做了洋尼姑。沈从文的精神深受刺激，他说：“我当然书也不读，字也不写，诗也无心再作了。”10年以后，沈从文把自己的这次遭遇称为“女难”，可见他的受伤之重。60年后，沈从文跟美国传记作者金介甫说那女子名叫马泽蕙。
　　据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所记，张兆和跟他说，沈从文在沅州时和田兴恕的孙女——沈的表妹，也曾两情相悦，后来那个姑娘嫁了他的六弟沈岳荃。因为缺少进一步的材料，这件事对沈从文的影响难以深究。想来不会像上述两次情感那样刻骨铭心吧。联系沈从文两次难以释怀的经历，不难看出情感的挫折是他创作《边城》的原动力。他要书写田园牧歌情调的纯美爱情，释放长期牵萦于心的受压抑的梦，慰藉自己饱受创伤的情感。他借写《边城》与往事干杯，并告别他进入都市后而生的屈辱感和自卑感，而开始新的人生道路。《边城》创作灵感的产生于作者在都市里站稳脚跟，得到理想的爱情之后，这时候他才认为有资格面对自己的心理缺憾。文艺一个重要的价值是，它往往把人们在现实中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得而复失的东西在幻想中还给他们。
　　沈从文说自己是不注重社会功利的，他在《女难》中云：“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然而，他的“边城”是建立在湘西世界的，精心择取了湘西的材料，并与现代都市相对立，自然也就有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边城》是沈从文前期和中期创作的分界线，其创作由传奇转向写实，他试图用一种“湘西精神”来承担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再造的责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