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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以及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于中非关系的关注日益增加。由此，对中非关系的报道和评论成为国际媒体界的热点。站在学术角度而言，其中既有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也有歪曲事实、夸大其辞甚至危言耸听的报道。从认知角度而言，造成这种现象既有视角差异的客观性因素，也有视角差异的主观性因素。层出不穷的对歪曲中非关系的报道已经对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
中非经贸合作问题
的东西方话语解读对比
从西方媒体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解读来看，贸易上，西方很多媒体报道认为中非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使中国的对非商品出口大量增加。普遍认為：一方面，制成品的出口对非洲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很多企业难以为继，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进口非洲商品多为能源、矿产及初级产品，中国对非进口是用来满足本国工业消耗，是“资源掠夺”，加重了非洲的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认为中国出口商品质量低劣，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等。投资上，认为中国对非洲的优惠贷款会加重非洲的债务负担，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债权方对非洲多年的债务减免成效降低。工程承包上，认为中国企业使用中国劳工是对当地劳工的排斥，剥夺了当地劳工的就业机会。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解读，以及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贸易来看，非洲当前贸易结构的单一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殖民的结果。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程度非常高，商品出口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如形成了“可可国”、“橡胶国”、“棉花国”等等，无一不是殖民主义种植园经济的产物；“钻石国”、“黄金国”、“铜矿国”等，哪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烙印？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2009年非洲地区能源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5.3%，能源进口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1.5%。同年，非洲能源出口额占该地区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4.6%，能源进口占初级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41.4%。2010年，美国从非洲进口商品总额的81.7%集中在矿物燃料及其精炼产品领域，其次单门种类中占比最高的是珍珠、钻石及黄金类商品，占美国进口非洲商品总额的比重为2.4%。其中，尼日利亚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全球第四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美国全球石油进口的11%来自尼日利亚，而尼日利亚对美石油出口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额的49%。非洲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出口贸易来改善国家财政，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导致非洲在贸易问题上选择权较少，中国对非贸易的需求给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公平的贸易机会，改善了非洲的财政收支，利于非洲经济发展。作为全球的加工厂，中国产品种类繁多，中国对非商品出口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整体上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但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种类差异较大。而同种商品的质量差异更多是商家个人行为所致。事实上，中国有关部门对出口非洲商品的质量高度重视，在海关对相关商品的审查方面非常严格。
从投资来看，可以毫不回避地说，作为中国的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资源领域的投资是中国对非投资的重要领域。但是，这绝不是资源掠夺。首先，资源开发是非洲走向发展与增长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要实现资金和技术的积累，有效开发资源产品，解决双缺口制约，同时还要解决能源的制约问题。现代工业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能源经济基础上的，特别是被誉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可以说，没有能源就没有工业生产。能源的严重短缺是非洲国家经济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在非洲很多国家，由于能源严重短缺，工业设施的建设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工业生产用电？而要解决能源和资金问题，就首先需要开发资源。因为这些问题在非洲同西方发达国家密切合作的数百年中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恰好相反，几百年的“合作”中，非洲国家不仅被开发了资源，还没有得到发展。发展中国家要取得发展，就必须面临突破瓶颈的阵痛。首先以中国自身为例，建国初期，为解决中国的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中国的石油产业长期为国家的资金短缺贡献力量。仅以大庆油田为例，从油田投产到2009年，出口创汇422亿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其次，中国帮助有条件的国家延伸了产业链，有利于当地的工业化发展，增加了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以苏丹、乍得为例，中国同两国在石油项目合作时间内，帮助当地建立了延伸的石油工业产业链——炼油厂，使其石油化工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同中国政府一道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劳力，为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
从劳动力使用方面来看，中国企业认为，在承包工程项目下使用中国劳动力主要是基于劳动力技能、劳动效率等考虑，是降低非洲项目的成本、高效完成项目的需要。非洲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的海外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廉价的高素质劳力。具有南非资方背景的腾讯在有关报道中就当地劳动力成本问题披露，2010年南非的调查材料显示，在南非的中国工人月薪只有2500南非兰特，而要雇佣当地工人则不得低于每月3万南非兰特，雇佣一名南非当地工人相当于雇佣12名中国工人。可见，雇佣当地工人也比雇佣中国工人的成本要高得多。除工资待遇外，非洲国家立法对雇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求较高，如要求为雇工建设标准住房，配备独立卫生间等。这在维护劳工权利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重了本地企业的经营成本。
媒体视角差异对中非合作影响
随着近年来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深化，西方国家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日益增多。整体上，负面的声音较多。包括“新殖民主义”、“支持独裁政权”、“虐待劳工”、“加重非洲债务负担”等等。这种由于媒体报道视角差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成为严重影响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因素。
首先，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媒体的普通受众，歪曲的导报更容易使民众，包括西方民众和非洲民众产生对中国的不信任，对中非关系深化合作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次，不利于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化。中非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经济领域的扩大合作，也需要在人文领域互相认同和尊重。而后者是前者重要的润滑剂和催化剂。歪曲的报道和宣传，不仅抹黑了中国对非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也会对双方关系的深化造成障碍。
第三，增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读。认为中国的崛起过程将伴随着对外的赤裸裸的破坏，甚至是“掠夺”。在国际问题上也不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媒体视角差异产生的原因
首先，基于认知主体自身的经验性认识而导致的客观性差异。从认知规律来看，报道者对事务的认识更多时候来自于自身的经验知识，而不是从当事者立场和认知经验来考虑。当西方使用“内战”、“贫困”、“疾病”、“腐败”和“动荡”等负面词语描述非洲时，更多是站在自身发达的立场上评论非洲。对非洲政治经济发展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本位主义”认识，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指导非洲的发展。认为非洲国家应该走所谓西方的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等道路。而认为非洲的发展滞后，主要是国家政治和政策问题所致。这极大地忽略了非洲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很多制约性因素。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掩盖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了解西方历史的人很清楚，即使不考虑欧洲中世纪长达数百年的蒙昧时代，在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不同国家出于发展阶段的需要，其经济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包括“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因此，西方媒体这种因视角差异产生的客观性的歪曲性报道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非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读中更注重横向的比较，从而忽略了因非洲发展阶段的差异需求。
相反，中国对非洲相关问题的解读更注重纵向的比较。这反映出媒体人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理解。如果从纵向来看，看到的是成绩和进步，但是如果横向比较，则看到的仍是不足和差距。这种认识更符合非洲的国情，也更客观。因为，中国和非洲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描述中非关系时，更多使用“和平共存”、“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友谊”、“真诚”和“相互尊重”等积极词汇来描述。强调发展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对非洲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民族等问题，中国认为这是“发展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造成的。
其次，基于特殊目的而导致的主观性视角差异。一方面，是在政治议题下形成的媒体视角差异，很大程度上，这种新闻报道属于政治宣传。典型的案例是来自西方的非洲传统利益国家的舆论。对于这些西方大国，其所谓“民主”更多是国际政治议题，而不是同非洲国家民生密切相关的议题。如2011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出席在赞比亚举行的第八届“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部长级论坛期间，就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提升的问题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称，中国在投资非洲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新的殖民主义”正在非洲大陆蔓延。希拉里的言论引发的西方媒体对“新殖民主义”的报道，則属于明显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是媒体自身出于吸引关注的需要而导致的报道视角差异，尽管这种报道出于行业利益考虑，但对于对事实真相缺乏了解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报道更容易被政治宣传所绑架。因此，媒体的这种报道也属于主观故意产生的媒体视角差异。
第三，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认识视角差异。东西方在各自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这直接影响到民众思维习惯，因而直接导致媒体报道的视角差异。中国是人类农业文明的中心之一，又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而西方长期受基督教影响，又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在消费观念、资金积累、市场管理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造成媒体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国在非洲务工人员，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喜欢集中生活，相对封闭。这不仅不利于同当地民众的交流，也被西方媒体歪曲为中国企业对中国员工和当地员工的差别对待。相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对殖民地的探险、开发精神使得西方国家民众在与非洲国家民众交流中更开放。此外，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这种思想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治理中，注重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中强调和谐，社会改革中强调逐步推进，对外交流中强调求同存异，尊重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相比，西方更强调将外科手术式的治疗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因此，中国在对非关系中强调不干涉内政，而西方则重视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模式。
正视媒体视角差异，
重塑中非经贸合作话语权
首先，中国同非洲应正视媒体视角差异的客观性，共同努力，正视差异，加强对话。媒体视角差异是指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甚至不同政治目的等因素，客观无意或主观故意形成的对事件的不同报道。中非合作中媒体人和媒体机构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媒体报道中正视差异的客观性，推动有利于中非合作的正面报道。
其次，媒体宣传应由注重经济合作数据，转为注重经济合作质量。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是学习西方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对学术语言、媒体语言等方面，都不自觉地应用了西方的语言规范。例如在中非经贸中注重强调双边贸易额的增长，投资额的增长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对非经贸关系深化给非洲民众生活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切实变化。因此，中非媒体报道今后应注重强调经贸合作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如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政府治理不断进步等。
第三，增加民族自信，打造兼容并蓄的开放文化。立足于各自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客观公正看待中非经贸合作问题的基础。一方面，正视中国的不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中仍存在较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劳动力权力保障、商品质量、企业监管等。因此，对海外企业的监管不力是客观的。另一方面，积极应对西方的政治宣传。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必须应对更多的“成长的烦恼”。为此，面对国际媒体的负面评论，中国要在提升民族自信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平和而富有进取的心态：既要理解善意的批评，也要回击恶意的攻击。
第四，扩大国际媒体间的交流和合作。媒体在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媒体间的合作，包括中国同西方国家媒体，中国同非洲国家媒体间的合作，对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及中非合作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魏银萍）
中非经贸合作问题
的东西方话语解读对比
从西方媒体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解读来看，贸易上，西方很多媒体报道认为中非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使中国的对非商品出口大量增加。普遍认為：一方面，制成品的出口对非洲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很多企业难以为继，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进口非洲商品多为能源、矿产及初级产品，中国对非进口是用来满足本国工业消耗，是“资源掠夺”，加重了非洲的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认为中国出口商品质量低劣，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等。投资上，认为中国对非洲的优惠贷款会加重非洲的债务负担，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债权方对非洲多年的债务减免成效降低。工程承包上，认为中国企业使用中国劳工是对当地劳工的排斥，剥夺了当地劳工的就业机会。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对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解读，以及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贸易来看，非洲当前贸易结构的单一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殖民的结果。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程度非常高，商品出口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如形成了“可可国”、“橡胶国”、“棉花国”等等，无一不是殖民主义种植园经济的产物；“钻石国”、“黄金国”、“铜矿国”等，哪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烙印？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2009年非洲地区能源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5.3%，能源进口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1.5%。同年，非洲能源出口额占该地区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4.6%，能源进口占初级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41.4%。2010年，美国从非洲进口商品总额的81.7%集中在矿物燃料及其精炼产品领域，其次单门种类中占比最高的是珍珠、钻石及黄金类商品，占美国进口非洲商品总额的比重为2.4%。其中，尼日利亚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全球第四大石油进口国，2010年，美国全球石油进口的11%来自尼日利亚，而尼日利亚对美石油出口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额的49%。非洲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出口贸易来改善国家财政，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导致非洲在贸易问题上选择权较少，中国对非贸易的需求给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公平的贸易机会，改善了非洲的财政收支，利于非洲经济发展。作为全球的加工厂，中国产品种类繁多，中国对非商品出口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整体上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但中国生产的商品价格种类差异较大。而同种商品的质量差异更多是商家个人行为所致。事实上，中国有关部门对出口非洲商品的质量高度重视，在海关对相关商品的审查方面非常严格。
从投资来看，可以毫不回避地说，作为中国的海外第四大投资目的地，资源领域的投资是中国对非投资的重要领域。但是，这绝不是资源掠夺。首先，资源开发是非洲走向发展与增长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仅要实现资金和技术的积累，有效开发资源产品，解决双缺口制约，同时还要解决能源的制约问题。现代工业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能源经济基础上的，特别是被誉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可以说，没有能源就没有工业生产。能源的严重短缺是非洲国家经济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在非洲很多国家，由于能源严重短缺，工业设施的建设都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工业生产用电？而要解决能源和资金问题，就首先需要开发资源。因为这些问题在非洲同西方发达国家密切合作的数百年中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恰好相反，几百年的“合作”中，非洲国家不仅被开发了资源，还没有得到发展。发展中国家要取得发展，就必须面临突破瓶颈的阵痛。首先以中国自身为例，建国初期，为解决中国的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中国的石油产业长期为国家的资金短缺贡献力量。仅以大庆油田为例，从油田投产到2009年，出口创汇422亿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共和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其次，中国帮助有条件的国家延伸了产业链，有利于当地的工业化发展，增加了当地经济的造血能力。以苏丹、乍得为例，中国同两国在石油项目合作时间内，帮助当地建立了延伸的石油工业产业链——炼油厂，使其石油化工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同中国政府一道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劳力，为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
从劳动力使用方面来看，中国企业认为，在承包工程项目下使用中国劳动力主要是基于劳动力技能、劳动效率等考虑，是降低非洲项目的成本、高效完成项目的需要。非洲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的海外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廉价的高素质劳力。具有南非资方背景的腾讯在有关报道中就当地劳动力成本问题披露，2010年南非的调查材料显示，在南非的中国工人月薪只有2500南非兰特，而要雇佣当地工人则不得低于每月3万南非兰特，雇佣一名南非当地工人相当于雇佣12名中国工人。可见，雇佣当地工人也比雇佣中国工人的成本要高得多。除工资待遇外，非洲国家立法对雇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求较高，如要求为雇工建设标准住房，配备独立卫生间等。这在维护劳工权利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重了本地企业的经营成本。
媒体视角差异对中非合作影响
随着近年来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深化，西方国家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日益增多。整体上，负面的声音较多。包括“新殖民主义”、“支持独裁政权”、“虐待劳工”、“加重非洲债务负担”等等。这种由于媒体报道视角差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成为严重影响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因素。
首先，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媒体的普通受众，歪曲的导报更容易使民众，包括西方民众和非洲民众产生对中国的不信任，对中非关系深化合作的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次，不利于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化。中非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经济领域的扩大合作，也需要在人文领域互相认同和尊重。而后者是前者重要的润滑剂和催化剂。歪曲的报道和宣传，不仅抹黑了中国对非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也会对双方关系的深化造成障碍。
第三，增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误读。认为中国的崛起过程将伴随着对外的赤裸裸的破坏，甚至是“掠夺”。在国际问题上也不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媒体视角差异产生的原因
首先，基于认知主体自身的经验性认识而导致的客观性差异。从认知规律来看，报道者对事务的认识更多时候来自于自身的经验知识，而不是从当事者立场和认知经验来考虑。当西方使用“内战”、“贫困”、“疾病”、“腐败”和“动荡”等负面词语描述非洲时，更多是站在自身发达的立场上评论非洲。对非洲政治经济发展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本位主义”认识，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指导非洲的发展。认为非洲国家应该走所谓西方的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等道路。而认为非洲的发展滞后，主要是国家政治和政策问题所致。这极大地忽略了非洲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很多制约性因素。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掩盖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了解西方历史的人很清楚，即使不考虑欧洲中世纪长达数百年的蒙昧时代，在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不同国家出于发展阶段的需要，其经济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包括“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因此，西方媒体这种因视角差异产生的客观性的歪曲性报道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非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读中更注重横向的比较，从而忽略了因非洲发展阶段的差异需求。
相反，中国对非洲相关问题的解读更注重纵向的比较。这反映出媒体人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理解。如果从纵向来看，看到的是成绩和进步，但是如果横向比较，则看到的仍是不足和差距。这种认识更符合非洲的国情，也更客观。因为，中国和非洲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描述中非关系时，更多使用“和平共存”、“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友谊”、“真诚”和“相互尊重”等积极词汇来描述。强调发展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对非洲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民族等问题，中国认为这是“发展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造成的。
其次，基于特殊目的而导致的主观性视角差异。一方面，是在政治议题下形成的媒体视角差异，很大程度上，这种新闻报道属于政治宣传。典型的案例是来自西方的非洲传统利益国家的舆论。对于这些西方大国，其所谓“民主”更多是国际政治议题，而不是同非洲国家民生密切相关的议题。如2011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出席在赞比亚举行的第八届“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部长级论坛期间，就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提升的问题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称，中国在投资非洲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新的殖民主义”正在非洲大陆蔓延。希拉里的言论引发的西方媒体对“新殖民主义”的报道，則属于明显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是媒体自身出于吸引关注的需要而导致的报道视角差异，尽管这种报道出于行业利益考虑，但对于对事实真相缺乏了解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报道更容易被政治宣传所绑架。因此，媒体的这种报道也属于主观故意产生的媒体视角差异。
第三，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认识视角差异。东西方在各自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这直接影响到民众思维习惯，因而直接导致媒体报道的视角差异。中国是人类农业文明的中心之一，又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而西方长期受基督教影响，又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在消费观念、资金积累、市场管理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是造成媒体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国在非洲务工人员，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喜欢集中生活，相对封闭。这不仅不利于同当地民众的交流，也被西方媒体歪曲为中国企业对中国员工和当地员工的差别对待。相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对殖民地的探险、开发精神使得西方国家民众在与非洲国家民众交流中更开放。此外，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这种思想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治理中，注重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中强调和谐，社会改革中强调逐步推进，对外交流中强调求同存异，尊重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相比，西方更强调将外科手术式的治疗应用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因此，中国在对非关系中强调不干涉内政，而西方则重视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模式。
正视媒体视角差异，
重塑中非经贸合作话语权
首先，中国同非洲应正视媒体视角差异的客观性，共同努力，正视差异，加强对话。媒体视角差异是指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甚至不同政治目的等因素，客观无意或主观故意形成的对事件的不同报道。中非合作中媒体人和媒体机构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媒体报道中正视差异的客观性，推动有利于中非合作的正面报道。
其次，媒体宣传应由注重经济合作数据，转为注重经济合作质量。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是学习西方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对学术语言、媒体语言等方面，都不自觉地应用了西方的语言规范。例如在中非经贸中注重强调双边贸易额的增长，投资额的增长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对非经贸关系深化给非洲民众生活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切实变化。因此，中非媒体报道今后应注重强调经贸合作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如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政府治理不断进步等。
第三，增加民族自信，打造兼容并蓄的开放文化。立足于各自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客观公正看待中非经贸合作问题的基础。一方面，正视中国的不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中仍存在较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劳动力权力保障、商品质量、企业监管等。因此，对海外企业的监管不力是客观的。另一方面，积极应对西方的政治宣传。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必须应对更多的“成长的烦恼”。为此，面对国际媒体的负面评论，中国要在提升民族自信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平和而富有进取的心态：既要理解善意的批评，也要回击恶意的攻击。
第四，扩大国际媒体间的交流和合作。媒体在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媒体间的合作，包括中国同西方国家媒体，中国同非洲国家媒体间的合作，对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及中非合作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