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对于明亡原因的探讨，自清初便不绝于书。虽众说纷纭，但对党争要为亡国负重要责任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那么，与党争有密切关系的结社，与亡国的关系该如何界定呢？简要地探讨结社、党争和晚明政局的三角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若论结社，则牵及讲学。明代在正德之前，“学术醇而士习正”，所以讲学的风气不盛。到了正德时期，王守仁在军旅中聚徒讲学。徐阶年轻时“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任首辅后，亦讲学于朝堂。经过这些人的倡导，讲学之风在正嘉以后大盛。
　　讲学的初始目的是通过讲学明道以树立兼济天下的精神。这本无可非议，但鉴于明中期以来国事不豫的形势，士大夫不可能置政治于度外。所以，讲学必然会导致士大夫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出现“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的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通过讲学和社集，士大夫的群体凝聚力因之得到不断增强。
　　士大夫群体的团结一致，固然增强了他们干预时政的力量，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但它的反面是，门户因之而形成。吴伟业说：“往者门户之分，始于讲学，而终于立社。”
　　士大夫既然不能忘怀于政治，又好议论时政，必然有意见相左的地方。结社无疑将这种意见相左具体化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分歧，乃至于对立。简言之，结社应对朋党之局的形成负责任。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门户。虽然士大夫希望以独立的社会批判参与时政，但社会批判只有政治体制内具有相应的接纳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内部根本没有这种接纳机制，所以必须在政治体制内部寻求盟友和代理人，最好亲自攫取权力。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权力是最富异化力的东西。权力之争充满了风险和丑恶，它要求冒险投机，心狠手辣，讲求实用，任何人一旦卷入权力之争就必然全身心地投入，自然無暇顾及所谓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激烈的权力之争必然要求群体的合作，才能取得胜利。群体的合作就是门户形成的过程，合作越密切，门户之见越深，门户之争就越激烈。东林和复社从自觉远离政治权力，展开独立社会批判开始，而最终回归政治权力，演化为剧烈的党争，其原因就在于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形成的，但并不意味着士大夫没有人认识到社与党相为表里的本质。
　　结社与党争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并不意味着党争的形成应完全归咎于讲学和结社。在这里，本文要暂时岔开，论及言路与党争的关系。
　　广开言路，以使下情上达，本是封建君主政治清明的有效手段，历代有作为的贤君，都非常重视言官在王朝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朱元璋建国之初，上书言事，不拘职掌，不论身份。到了宣宗、英宗之时，流风未替，可谓“朝陈封事，夕达帝阍”。其中，科道官的责任尤其重大，凡是朋党勾结，贪污贿赂，违犯礼制等都须上书弹劾。每当京察之际，就会同吏部主持官员一起决定黜陟相关官员。遇有刑事大案，就与刑部、大理寺一起会审。一句话：“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隐。”科道官的核心是六科给事中，其权力更大，“凡制敕有失则封驳，至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狱，皆得预”。正德之前，上书言事“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言路的风气尚算淳实。但到正德、嘉靖年间，沿路的风气开始潜移，上书言事多以意气用事，沿路的风气一变而为以“矫激相尚”。它的严重后果，直接促成了朝堂上朋党的林立。
　　在万历之时，朝中已形成齐、楚、浙、东林之党局。叶向高秉政时，党论鼎沸。言路交通铨部，东林被逐之殆尽。及方从哲秉政，齐、楚、浙三党联合起来，亓诗教等“务搏击清流”。虽然东林受到排挤，但它享有盛名。“东林君子名满天下，尊其言为清论，虽朝端亦每以其是非为低昂，交日益多，而求进者俞杂。始而领袖者，皆君子也。继而好名者、躁进者咸附之”。万历一死，开始了东林专权的时期。东林虽以清流君子自命，但依附它的人不少，难免有利用其盛名的“小人”掺杂其间。东林一抬头，放弃重整朝纲的机会，把精力放到报复异己的身上。而好同恶异，正是朋党的特点。东林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评核人物，“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凡是不站在东林一边，皆有“小人”的嫌疑。东林对其他朋党的打击，虽说是“抗持正说、绌服匪人”，但对手又“安肯以匪人自持，其激而横决，势所必至”，迫使其中相当多的士大夫投身到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中，朝中遂形成东林和阉党的对立。阉党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势力大增。
　　其实，所谓言路与党争的关系，其关键之处，和结社与党争的关系一样，门户而已。
　　结社、言路和党争的纠结不清，负面结果就是门户的形成和门户之争的无穷性。到了崇祯登极，虽然剪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但并没有剪除门户之争，也没有使门户之争的影响得到丝毫的减弱。门户之争就像是飞上了天的炮仗，不到明亡的那一天，是说什么也不会停“飞”，而且是“越飞越高”。
　　在崇祯三、四年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点燃。士大夫“但知争门户胜负，而不知以盗贼为忧，生灵为之急”。朝令夕改，上下茫无足恃。它的必然结果是使明朝在处理内忧外患上可能有长期相承的政策，政策缺乏延续性，只会把事态引向负面发展。
　　明朝在张居正死后的神宗时期，可以说已经元气尽失，国家败亡的格局已定，无可挽回。留给崇祯的，不过是一副越弄越糟的乱摊子。崇祯虽然励精图治，但终崇祯一朝，“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当李自成攻破潼关之后，乘胜占有陕西，转而向东，攻陷宣化、大同，农民军势若燎原，明亡之局终定。
　　综上所述，明亡于万历，非亡于崇祯，亡于党争，非亡于农民军。但不论是万历，还是党争，它们的关键是门户之争。所以，明亡于门户，自是不争的事实。考镜溯源，讲学、结社、言路和党争，都要为亡国负责。就结社而言，结社的门户之见促使党派的对立和加剧了党争，而党争乃亡国之一大原因，故结社对亡国要负一定责任；但从立社的动机来看，是要谋求救国。许多社团讲究实学，不入污流，如几社，在明亡前的经世活动以及明亡后的复国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救国”有一定贡献。这样看来，其中各种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关键点是门户问题。为救国而立门户，因门户而亡国，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党社名人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