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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书法作品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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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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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战线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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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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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间要素收入的整体同构化是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要素分配的成分数据特征,运用成分数据统计理论,在三元图反映要素分配整体演变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结构中心和结构离散度衡量整体要素分配的同构化,并对中国31个省份和四大地区的要素分配情况进行度量。研究表明,中国31个省份的结构离散度呈现由分散到集中的趋势。东部地区结构离散度的整体趋势与全国一致,但比全国水平低;东北地区结构离散度则呈现较大的波动性,稳定性较差;中部地区结构离散度在1997-2008年与东部地区类似,整体趋势与全国一
诗歌中的地方书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推动一个地域诗派的形成?以明代南园五先生的岭南书写为例,首先,南园五先生以主体情怀介入地方风物书写,改变了前代贬谪文人的异物和他者书写模式,构建了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地方书写模式,表达了一种地方依恋。其次,南园五先生对岭南人文景观的书写,将历史记忆、特色景观和代表人物融为一体,表征了岭南的地方特质文化,改变了前代留下的蛮荒岭南印象,形塑了人文岭南的新形象。再次,南园五先生的南园书写。建构了一个以个人情感和地方审美认同为线索的文学空间,从而强化了对于岭南的地方认同。最后,南国五先
清初词坛,云间、嘉善、杭州、苏州、常州、扬州先后崛起为词学重镇。以它们为主要构成的江南地区是清初的词学中心,传统上作为词学中心的京师词坛却处于边缘地带。这种格局在康熙七年(1668)之后发生变化,词学中心由江南地区逐渐向京师地区转移。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陈维崧、龚鼎孳发起的稼轩风唱和活动。刚刚从江南词坛唱和中成长起来的陈维崧,在康熙六年(1667)北上京师.在京师与龚鼎孳等词人之间展开频繁的唱和活动,促进了悲慨激宕的稼轩风在京师的播扬,成为联系江南词坛和京师词坛的重要纽带,其后京师词坛相继发生大规模的
中国的学术职业在全球化的世界学术职业的格局中,在制度、理念和模式上较多地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向全世界输出并能够共享的理论和实践较少。伴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增强。特别是在积极主动展示宣传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魅力方面、创造性学习与创新性建构方面,中国的学术职业制度模式建构对全球学术职业制度模式的共享贡献方面还大有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具有操作性的、有利于学术职业人成长和发展的学术职业制度环境,以跨越中国学术职业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文章力图从学术组织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书、写、录、钞(剿、抄)、誊(腾)、记、纪、载、志(蕊、识)、著、编、撰(撰)、削、刊、删、刻、题、画”18个“书写记录”类动词,其中“书”和“著”始终居核心地位。不同时期的“书写记录”类动词成员略有差异,数量总体上呈增多趋势。词义方面,“书写记录”类动词各有侧重,分工明确,词义变化显著。构词方面,从两汉时期开始,复音词明显增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化趋势更加明显。词义引申是新词的主要来源,而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促成了“书写记录”类动词的发展演变。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理解”概念经历了从语言哲学到心理学哲学再到知识基础研究的语境变迁，形成三种内涵有别且作用不同的概念。对语言意义的考察转变为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和使用的探究，使语言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型；通过建构以“理解”概念为中心的心理学概念网络，促进分析哲学的重心转移；通过批判性地剖析摩尔的立场而展示“理解”的原始基础，形成替代笛卡尔主义的知识论新模式。“理解”概念的语境变迁不仅反映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重心转移，而且展示维特根斯坦后期从事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消解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法。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汪精卫、梁启超围绕伸张民权是否需先推翻清政府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基于君权必然阻碍民权的判断，汪精卫反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及君主立宪的主张，提出只有先变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才能实现专制政体到立宪政体的转型。对此，杨度等立宪派留日学生纷纷取舍调适各种“国体”“政体”区分学说加以反驳，通过消解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在民权程度上的差异，阐论不变“国体”变“政体”或变“国体”而不废君主。立宪派激进人士与革命党虽在“国体”“政体”问题上见解不一乃至针锋相对，却在论争中达成了发达民权的共识。
“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作为主观褒扬的集合概念，屡屡出现于清季民初时人笔下，透露出对“世界”的推崇与向往，成为一种话语权势，影响巨大。对这些“世界”相关观念，清季的提倡看似范围广大，而实质在于欧关政教思想和中外交流知识。民初的鼓吹在具体事务中更见效用，同时进一步显现出外倾特点，不但以西方为重，还以西方为目标和依归。这种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共同性”的迷信和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忽视。
“廉政”与“能政”是反腐败压倒态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两大背景对干部履职要求的一体两面。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能政”与“廉政”背反现象，“能人腐败”与“为官不为”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政府创新力和公众满意度都构成严重危害。文章以激励相容原理为基础，研究了我国现行干部考评机制中存在的激励目标、激励过程、激励手段和激励标准等诸多激励错配问题，认为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干部的“廉能兼优”成长。为此，完善我国干部考评机制需要从体系整合、手段相容和过程协同等方面构建干部廉能激励相容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