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办了很多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民间借贷案，包括我现在办的安徽信邦公司的吴尚澧案，集资诈骗37个亿，现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当中，比吴英案要早3个月。
　　全国发生的类似案例有很多。比如浙江丽水杜益敏案，集资诈骗7.09亿，2009年死刑已经执行；2010年的天一证券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8亿，律师作无罪辩护，四个董事长免刑事处罚，一个总经理判二缓三；浙江银泰案，负债55亿元，认定集资诈骗十多个亿，一死刑两死缓，还在上诉中；浙江华伦公司破产案：债务25亿，民间债务十余亿，在政府主持下按照民事重整成功，最大债权人成为最大股东。
　　“吴英案”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民间金融风险全面危机的爆发，包括温州和其他地方老板的跑路、黑社会讨债的普遍爆发，这样严重的金融风险为什么会发生？
　　首先是宏观调控的原因，是宏观调控的蝴蝶效应。国务院四万亿投放的时候，全部投向国有企业，民企和中小企业享受不到。国家经济形势虚长，呈现虚假的繁荣，大家都以为钱花不光了，拼命买土地，搞房地产，拼命投入。国务院要压通货膨胀、紧缩银根的时候，很多银行提高准备金，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全部由国家垄断，国务院一个文件下来，所有银行都抽资。抽的对象不是国有企业，不是铁道部，是中小企业的所有贷款收回。收回，池塘就干死了。
　　干裂以后，怎么转向高利贷呢？我们处理企业破产重整时发现，大量的问题是，比如贷款五千万，本来几个月一转贷，企业是能活的，但一旦国务院银根收紧，银行的人往往怕自己的钱拿不回来，就跟老板说，你去借来给我，一个礼拜以后我再转贷给你。这一个礼拜里五千万哪里来，都以三分利五分利向民间借来的。借来以后还给银行，银行却不放贷了。很多民营企业的高利贷是这样被套进去的。
　　企业在银行抽资以后转向高利贷，可能一开始借还是理性的，两三分利慢慢借，最后就是五分利。一个企业如果到了五分利、六分利还在借钱的话，往往只能撑三个月，就倒闭了。往往我们处理的这些案子，光利息它就付掉了三亿多，所以这个洞会越来越大。前面都是正常良性债务，到最后不得不骗人，不骗人就没人借给他钱了，几万工人就要遣散，就要完蛋了。凡是几亿、十几亿的企业倒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部是民间高利贷。
　　民间高利贷的问题往往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一些科级干部有20万的授信贷款，处级干部有40万的授信贷款。干部不会跑掉，又有身份、权力，他能够保证银行投放资金的安全，所以很多银行鼓励干部贷款，把这个钱借给民间企业，三分利五分利，是合法的利息，于是很多银行的资金通过这些贷款，流向了高利贷市场的民间贷款。银行抽紧的时候，这些干部也要抽资。一旦企业发生危机，干部最早知道危机信号，就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先把自己的本钱和利息拿走。那些老板怎么办呢？向社会的千万个老百姓借款，把后面的人拖进来，加快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速度。
　　此外，投机性的产业结构，也加剧了民间的金融风险。由于中国的仇富心理，歧视私营经济，很多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投向投机性、暴利性的产业，比如房地产。后果谁都知道，但民营企业有钱，炒楼炒地皮，投资房地产，没有长线的思维，巴不得三个月最长一年就把资金拿回来。温州的大量游资，几千个亿放在二手房炒房中，打压二手房以后转向了炒矿，煤矿被收回国有以后，大量矿产资金没有地方好去，又没有办法办民间银行，就在民间非理性流通。所以民营企业的投机性产业结构，也加剧了民营经济的金融风险。（郑文记录、整理）
　　
　　陈有西
　　京衡律师集团律师，兼职法学教授。近年活跃于中国刑事诉讼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