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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丰子恺先生分别于1934年与1938年所作的同名散文《劳者自歌》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文本，分析两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淡”与“刚”，并进一步分析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艺术风格实则是一脉相承，相辅相继的。丰子恺先生本身的淡定、淡泊的气质与他刚直的秉性是并不矛盾的。
关键词：丰子恺；劳者自歌；“淡”；“刚”
海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二十四诗品》，《典雅》
常言君子如“菊”，何故？谓之“淡如菊”。何谓“淡”？可谓之为“淡定”“淡泊”。“淡定”之人，狂风劈面不畏凛冽，暴雨刷身不觉湿冷，烈日烤体不顾炎热，泰然处事不慌乱，于最繁华喧闹之中见质朴谦和。“淡泊”之人，名利唾手可得而不屑，诱惑百般招摇而不受，物欲肆意横流而不染，看破世间纷扰，感悟万物生灵，心素如简，性雅似竹。“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君子崇贤，尚超然脱世；君子慎独，贵洁身自好。君子生平，有德而不彰显，清苦却乐道充实。
每每翻阅丰子恺先生之散文便有如闻菊香之感。先生在《秋》中这样说道：“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若非有菊之特质何故与“秋风秋雨秋色秋光”如此调和？接着先生又说：“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1]在先生的散文作品中如此强烈的语气是不多见的。然而先生却率真地表达了他对于春的招摇的厌恶。先生于万物盛衰相继，荣枯相续之中悟得“生荣不足道”，“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的大道理。秉持这一观念，必然淡定处事，淡泊尘世。
先生于1934年所写的《劳者自歌》十三则，所涉素材无一不是生活细节，非淡定为人，淡泊俗欲之品质，非淡然笔触，淡雅词风之格调不能描写。在《劳者自歌》的第一则里，先生便说明了何谓“劳者自歌”：“非泣非诉，非怨非慕。冲口而出，任情所至。……他的歌是质朴的，不事夸张，不加修饰。身边的琐事，日常的见闻，断片的思想，无端的感兴，率然地、杂然地流露着。”劳者之歌天然去雕饰，所歌者皆为心中所兴之感，无虚情假意之矫揉造作，无附庸风雅之捉襟见肘。所谓“自歌”“不是唱给别人听的。但有人要听，也就让他们听吧。听者说好也不管，说不好也不管”[2]。不以他人褒贬而动容，从容自歌。由此先生之淡定、淡泊可见一斑。
在第二则中，先生将“自文艺复兴至今日的西洋绘画的变迁”罗列出来，旨在表达对中国画的肯定与喜爱，并不以西洋画为正宗，随波逐流；在第三则中，摇船也好，写稿也罢，都是独自一人寂寞地工作，然而先生却耐得住这寂寞，反而担心他人打扰“答话三百”，执著于“笔耕不断”；在第四则中，先生在闲暇休憩之时愿意陶醉于音乐之中，感动至极不觉苦痛，安然放松驱逐梦魇；在第五则中，先生对牵牛花的“攀附”、“好高”、羞于见日很不喜欢，正是因为这与先生淡定淡泊的为人处世之道大相径庭；在第六则中，先生喜爱“花纸”这种更为亲民的艺术形式甚于杂志上的画，认为质朴的民间特色更有利于大众美术的传播与普及；在第七则中，先生描述了一种人形器具，这小小的黑人木雕让先生动了恻隐之心，不忍让其毕恭毕敬地捧着盘子鹄立在旁边；在第八则中，先生用淡淡的笔调展现了河两岸的大不同，寥寥数语表现出先生对居住在租界里“衣冠楚楚精神勃勃”之徒的不屑一顾；在第九则中，先生梦中“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上漂摇”的大船正如当时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不安的中国，国人在国运何去何从上未曾觉悟，反而为眼前小利争先恐后，着实让先生忧虑不安；在第十则中，老农丰富的生活经验令先生颇觉赞赏，甚至远超于对画家应举高超的绘画技艺的肯定；在第十一则中，庙宇蓝墙上的“仁丹”二字引起了先生极大的不快，景物与淡定的心境之间的和谐被破坏了；在第十二则中，乞丐母子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先生关注，先生用他擅长的漫画手法将“洋装青年”具象为“新皮鞋”，讽刺之意显而易见，而乞丐婆对孩子的漠然似乎更让爱护众生的先生难过；在第十三则中，先生所说的是自己的绘画经验，是先生潜沉作画，融己于万物之中，不受世间纷争干扰的心得。点点滴滴，尽管琐碎不成系统，但从中所感悟出的心得体会都源于先生淡定、淡泊的心态。倘使沉湎于繁琐世事，醉心于追逐名利，是无暇发现生活细节，体会生灵万物，亲近质朴人心的。
但是，丰子恺先生并不是事事总以出世的态度淡然面对，赤子情怀让他在山河动摇时无法出身事外，展现了以出世精神涉世的“刚”的一面。
佛经有云：“无欲则刚。”大意即为人若无私欲缠身缚心，便可谓无畏，无畏遇事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刃，无欲则刚。”胸怀天下，包容万物，无私无畏，遇事则刚。
丰子恺先生于1938年创作的另一《劳者自歌》共有十二则，可谓是先生在特殊年代赤子性情的表露。在第一则中，先生赞赏“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的“战士”，鄙夷“不懂大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的“战匠”，声援“以干戈捍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的反抗；在第二则中，先生心存“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的信念，表明武力反抗只是烈药，杀戮终将停止被礼乐所取代，这与第三则中针对《护生画集》存在必要性的强调源于同一观念——“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应“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在第四则中，国人在遭遇抗战时放下私念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这正与先生主张勇敢反抗的赤子情怀相吻合；在第五则中，先生以轻松的笔调描述了友人被误以为是日本间谍之事，言谈之间依旧能表现出对抗战的支持态度；在第六则中，先生以博爱的胸怀渴望全人类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以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甚至可以“恩及禽兽草木”，面对全民族的灾难，扶老携幼，不分彼此共同奋战；在第七则中，先生又以调侃的笔触蔑视侵略者的渺小，坚信得道多助战必胜矣；在第八则中，先生用寓意深刻的文字将侵略者视为肆虐的蚊子，轻易之间便将其解决，畅快淋漓；在第九、十则中，崇尚武力，废弃文教礼乐被先生谓之为“亡国之道”，卑怯的反而是横行暴动的敌人；在第十一、十二则中，先生深恶汉奸的贪生怕死，宁做“行尸走肉”不求精神尚洁，而缘缘堂却似焦土烈士一般，虽毁于战火但却能同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同生共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不难发现，在后者的《劳者自歌》中，先生的文字里透着一股子“刚”气。因为胸怀着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大爱，怜惜生命的可贵，秉持宗教中“无我”的教义，忘记一己一私，在面对侵略者的炮火弹雨时才会无所畏惧，保持精神上的高洁，刚直不阿，即使心爱的缘缘堂焚毁于战火之中也不可惜。赤子之心实可见矣。
从先前的“淡”到之后的“刚”，乍看之下，丰子恺先生同名为《劳者自歌》的两篇作品风格迥异，实则不然。“淡”不仅是先生先前作品的风格，更是先生为人处事的特质。先生只对世间俗物、俗念、俗欲淡漠，淡定为人，淡泊处事，潜沉于自然万物之中，恪守出世的泰然。然而面对“国破山河残”的现实，先生不再置之不理，以他特有的对众生的博爱赞扬奋战的勇士，将缘缘堂的损毁视为对抗战的支持。正是因为先生执著的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不是小我的温饱幸存，这种淡定、淡泊才使先生“无欲则刚”。儒雅中透着大公无私的赤子情怀。因此，丰子恺先生本身的淡定、淡泊的气质与他刚直的秉性是并不矛盾的，相反是一脉相承，相辅相继的。
注释：
[1][2] 丰子恺：《丰子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第72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栏责编：鸢尾
关键词：丰子恺；劳者自歌；“淡”；“刚”
海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二十四诗品》，《典雅》
常言君子如“菊”，何故？谓之“淡如菊”。何谓“淡”？可谓之为“淡定”“淡泊”。“淡定”之人，狂风劈面不畏凛冽，暴雨刷身不觉湿冷，烈日烤体不顾炎热，泰然处事不慌乱，于最繁华喧闹之中见质朴谦和。“淡泊”之人，名利唾手可得而不屑，诱惑百般招摇而不受，物欲肆意横流而不染，看破世间纷扰，感悟万物生灵，心素如简，性雅似竹。“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君子崇贤，尚超然脱世；君子慎独，贵洁身自好。君子生平，有德而不彰显，清苦却乐道充实。
每每翻阅丰子恺先生之散文便有如闻菊香之感。先生在《秋》中这样说道：“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若非有菊之特质何故与“秋风秋雨秋色秋光”如此调和？接着先生又说：“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1]在先生的散文作品中如此强烈的语气是不多见的。然而先生却率真地表达了他对于春的招摇的厌恶。先生于万物盛衰相继，荣枯相续之中悟得“生荣不足道”，“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的大道理。秉持这一观念，必然淡定处事，淡泊尘世。
先生于1934年所写的《劳者自歌》十三则，所涉素材无一不是生活细节，非淡定为人，淡泊俗欲之品质，非淡然笔触，淡雅词风之格调不能描写。在《劳者自歌》的第一则里，先生便说明了何谓“劳者自歌”：“非泣非诉，非怨非慕。冲口而出，任情所至。……他的歌是质朴的，不事夸张，不加修饰。身边的琐事，日常的见闻，断片的思想，无端的感兴，率然地、杂然地流露着。”劳者之歌天然去雕饰，所歌者皆为心中所兴之感，无虚情假意之矫揉造作，无附庸风雅之捉襟见肘。所谓“自歌”“不是唱给别人听的。但有人要听，也就让他们听吧。听者说好也不管，说不好也不管”[2]。不以他人褒贬而动容，从容自歌。由此先生之淡定、淡泊可见一斑。
在第二则中，先生将“自文艺复兴至今日的西洋绘画的变迁”罗列出来，旨在表达对中国画的肯定与喜爱，并不以西洋画为正宗，随波逐流；在第三则中，摇船也好，写稿也罢，都是独自一人寂寞地工作，然而先生却耐得住这寂寞，反而担心他人打扰“答话三百”，执著于“笔耕不断”；在第四则中，先生在闲暇休憩之时愿意陶醉于音乐之中，感动至极不觉苦痛，安然放松驱逐梦魇；在第五则中，先生对牵牛花的“攀附”、“好高”、羞于见日很不喜欢，正是因为这与先生淡定淡泊的为人处世之道大相径庭；在第六则中，先生喜爱“花纸”这种更为亲民的艺术形式甚于杂志上的画，认为质朴的民间特色更有利于大众美术的传播与普及；在第七则中，先生描述了一种人形器具，这小小的黑人木雕让先生动了恻隐之心，不忍让其毕恭毕敬地捧着盘子鹄立在旁边；在第八则中，先生用淡淡的笔调展现了河两岸的大不同，寥寥数语表现出先生对居住在租界里“衣冠楚楚精神勃勃”之徒的不屑一顾；在第九则中，先生梦中“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上漂摇”的大船正如当时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不安的中国，国人在国运何去何从上未曾觉悟，反而为眼前小利争先恐后，着实让先生忧虑不安；在第十则中，老农丰富的生活经验令先生颇觉赞赏，甚至远超于对画家应举高超的绘画技艺的肯定；在第十一则中，庙宇蓝墙上的“仁丹”二字引起了先生极大的不快，景物与淡定的心境之间的和谐被破坏了；在第十二则中，乞丐母子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先生关注，先生用他擅长的漫画手法将“洋装青年”具象为“新皮鞋”，讽刺之意显而易见，而乞丐婆对孩子的漠然似乎更让爱护众生的先生难过；在第十三则中，先生所说的是自己的绘画经验，是先生潜沉作画，融己于万物之中，不受世间纷争干扰的心得。点点滴滴，尽管琐碎不成系统，但从中所感悟出的心得体会都源于先生淡定、淡泊的心态。倘使沉湎于繁琐世事，醉心于追逐名利，是无暇发现生活细节，体会生灵万物，亲近质朴人心的。
但是，丰子恺先生并不是事事总以出世的态度淡然面对，赤子情怀让他在山河动摇时无法出身事外，展现了以出世精神涉世的“刚”的一面。
佛经有云：“无欲则刚。”大意即为人若无私欲缠身缚心，便可谓无畏，无畏遇事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刃，无欲则刚。”胸怀天下，包容万物，无私无畏，遇事则刚。
丰子恺先生于1938年创作的另一《劳者自歌》共有十二则，可谓是先生在特殊年代赤子性情的表露。在第一则中，先生赞赏“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的“战士”，鄙夷“不懂大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的“战匠”，声援“以干戈捍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的反抗；在第二则中，先生心存“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的信念，表明武力反抗只是烈药，杀戮终将停止被礼乐所取代，这与第三则中针对《护生画集》存在必要性的强调源于同一观念——“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应“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在第四则中，国人在遭遇抗战时放下私念团结在一起众志成城，这正与先生主张勇敢反抗的赤子情怀相吻合；在第五则中，先生以轻松的笔调描述了友人被误以为是日本间谍之事，言谈之间依旧能表现出对抗战的支持态度；在第六则中，先生以博爱的胸怀渴望全人类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以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甚至可以“恩及禽兽草木”，面对全民族的灾难，扶老携幼，不分彼此共同奋战；在第七则中，先生又以调侃的笔触蔑视侵略者的渺小，坚信得道多助战必胜矣；在第八则中，先生用寓意深刻的文字将侵略者视为肆虐的蚊子，轻易之间便将其解决，畅快淋漓；在第九、十则中，崇尚武力，废弃文教礼乐被先生谓之为“亡国之道”，卑怯的反而是横行暴动的敌人；在第十一、十二则中，先生深恶汉奸的贪生怕死，宁做“行尸走肉”不求精神尚洁，而缘缘堂却似焦土烈士一般，虽毁于战火但却能同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同生共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不难发现，在后者的《劳者自歌》中，先生的文字里透着一股子“刚”气。因为胸怀着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大爱，怜惜生命的可贵，秉持宗教中“无我”的教义，忘记一己一私，在面对侵略者的炮火弹雨时才会无所畏惧，保持精神上的高洁，刚直不阿，即使心爱的缘缘堂焚毁于战火之中也不可惜。赤子之心实可见矣。
从先前的“淡”到之后的“刚”，乍看之下，丰子恺先生同名为《劳者自歌》的两篇作品风格迥异，实则不然。“淡”不仅是先生先前作品的风格，更是先生为人处事的特质。先生只对世间俗物、俗念、俗欲淡漠，淡定为人，淡泊处事，潜沉于自然万物之中，恪守出世的泰然。然而面对“国破山河残”的现实，先生不再置之不理，以他特有的对众生的博爱赞扬奋战的勇士，将缘缘堂的损毁视为对抗战的支持。正是因为先生执著的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不是小我的温饱幸存，这种淡定、淡泊才使先生“无欲则刚”。儒雅中透着大公无私的赤子情怀。因此，丰子恺先生本身的淡定、淡泊的气质与他刚直的秉性是并不矛盾的，相反是一脉相承，相辅相继的。
注释：
[1][2] 丰子恺：《丰子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第72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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